李零：中国人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宫旧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的。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民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竖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1949 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从国际大气候——“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来。

 

　　1957 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赍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1949 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 还有一种说法， 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启蒙的艺术》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

 

　　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23 年），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 年），都是19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1910 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1919 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1920 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1897 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