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思何为“中国文化”

 

　　“重思中国文化”，我有两个基本想法。第一，过去我们讲中国文化，笼统之论太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希望讨论得比较具体一些，也就是讨论什么算“中国文化”；第二，最近几年，中国崛起，很多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个基本观点，即文化没有高低，在当今世界上，不应该接受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

 

　　那么，何为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不很明显的“中国文化”？要强调的一点是，我陈述的很大程度是汉族的文化。

 

 

　　汉字与表音文字不同，很多字是象形的，还有很多字是会意的，会意不够用，更加上声音以标志不同意思。但汉字的基础还是“形”，很多汉字的意思可以从字形或结构中猜测到，而且很多意义也是从象形字中孳生出来的。当我们用这些字来表达的时候，就会形成汉字思维。王士元做过汉语阅读和英文阅读的对比，认为汉语阅读更快，但由于一目十行，会带来望文生义。我刚刚到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实验，把李贺和李商隐常用的28个字分别给学生看，很多学生会立即表达出其中透露的感觉。因为汉字不是孤立的，它是象形的，容易联想到文字的感觉。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带来了汉文化圈的特点，包括超出中国文化圈的汉字文化圈。

 

 

　　徐烺光先生谈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重要性时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就是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自我依赖，而中国文化强调群体的互相依赖。整个中国的文化结构是以家和放大的家族文化为基础的。以父长为主轴，区分出与主轴关系的远近，继而区分出五服和九族。而在整个家庭关系中，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两个原则，首先是内外有别，其次长幼有序。由于有内外、长幼，当放大以后，就有“国家”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古代国就是放大的家，所以君主可以叫君父，县官可以叫父母官。儒家也得以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里面产生出来。

 

 

　　宋孝宗、明永乐皇帝、清雍正皇帝均讲过“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在皇权绝对权威下，中国没有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这是区别于欧洲的主要特点。从东晋慧远和尚“沙门不敬王者”的议论，一直到七世纪末的唐代，这一传统的形成经历了近三百年。有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宗教就会有排他性。而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宗教始终不能与政治相抗衡，宗教徒必须礼拜父母与君主，必须接受传统的“孝”与“忠”，接受古代中国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高于一切，也因此带来宗教之间没有高低、观念上没有绝对、不存在超越世俗政权的要求，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宗教性和神圣性不强的民族性。

 

 

　　阴阳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臣、上下，什么都可以贯通，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五行金木水火土在古代中国是宇宙中最基本的五种元素，在宇宙、社会、人身中有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信”。衍生而来相生相克，形成贯穿宇宙万事万物的一套学说。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祈等，用五行都可以归纳整理，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能够解释一切的时候，人心就安。

 

　　如果夜观天象，会发现天往左转，但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那就是北极。正是因为这样，古代人认为北极是天之中点（古代认为地之中在洛阳）。于是，天如盖，地如棋盘，形成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观念。今天在自然科学体系中，这些观念已变得不可信。但在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相信概念说，想象中国在中央。这个观念给中国古人带来相当知识，并发展到政治领域，即朝贡体制、册封制度。我们的文明比周边文明高，这在很长时间是中国人自己想象的天下，一直到晚明，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才发生改变。

 

 

　　然而我们的文化始终处在变迁中。历史上汉族中国虽然有秦汉、宋、明三次汉文化凝结，但也经过中古、蒙元、满清三次异文化的叠加冲击。以宗教为例，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来自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无论在西域、敦煌还是长安，它们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而在蒙元和明清时代，更有佛教密教、西洋天主教基督教的进入。中国是一个五方杂糅的“中国”。各种种族互相融合，各种物品流传引入。而晚清以来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则使中国文化传统发生了更为深远的改变。

 

　　主流的汉族中国文化很强，原因很多：首先，圣贤和经典学说很早确立，并且一直和政治彼此融洽，流传至今；其次，借助考试制度，读书人得以进入上层，所以大家都会维护它；最后，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像私塾、乡校很强大，政治制度也始终支持它，所以精英文化经过制度化、常识化与风俗化，从上层渗透下来。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并且始终和王朝、政治、贵族、身份、文化、教养相连。

 

　　但这种延续性也给我们带来麻烦。一方面汉族中国的空间相对稳定，汉族人口非常多，所以至今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大清帝国以来我们又是一个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复杂多样。于是，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本来中国的变化都在传统以内，但现在要在传统之外变。一旦用护照，一旦传统天下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家，中国人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产生焦虑。这其中深层的文化危机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的。

 

　　之前所说的中国文化特点，现在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白话文改革、简体字普及等汉字书写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汉字思维系统也随之发生了很深的变化。而谈到的宗教、信仰、家国，则无不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民主思想的普及、城市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而遭遇瓦解，传统社会的结构和伦理基础已然消逝；天下变成万国，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认识和朝贡体制，已经不复有效了。

 

 

　　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从“国家”观念来说，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论述，认为建设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就是像西方一样追寻“文明”；但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倾向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觉得必须捍卫汉唐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光被四表”的大国。

 

　　从“现代”观念来说，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是导致“富强”的必然的和理想的途径，觉得中国也应该从此走向未来；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强所为看成是弱肉强食的野蛮行径，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觉得中国应当另辟蹊径走出一个新的时代。

 

　　从“文化”观念来说，一方面中国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东方文化之大成，与西方相提并论，所以“中西”、“东西”的说法成为习惯；一方面它又必须证明自己是东方优秀文化的代表，不仅要与西方文化抗争，而且要与日本竞争。

 

　　我们应该寻找文明与文化、普遍与特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我认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东方文化，是西方人塑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异域风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会和伊斯兰文化联合起来，产生和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中，则强调文化是可以超越经济和政治的，中国文化由于功利、物质的沁入，不能超拔，因此当务之急应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林毓生先生也主张中国的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这个资源宝库藏品丰富，选择什么来用，一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解释意味着现代转化，但这个过程绝不是让我们觉得谁的文化更高明。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常被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规则”、“有知识”等词语相连。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把文化和文明略加区分，我们就不需要对全球化、普遍化、同质化、现代化那么紧张，一定要较长论短的话，我们更需要比较的是文明的高低。只有思考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坦率和诚实地承认我们的文化困境，才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绵延发展，而文明与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与地方的结构中和谐发展。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