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当下日本，无论是右翼势力还是大多数政府，都缺乏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严重伤邻国的“加害意识”，因而也就谈不上要承担“战争责任”，当然更不愿真正考虑“反省”和“谢罪”了……
一、日本在战后如何面对这一历史？
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停战诏书
尽管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宣告战败投降。但在天皇《终战诏书》中却不见“战败”或者“投降”，更没有“无条件”的字眼。从那时起日本国内在面对这场战争方面一直存在着扭曲的态度。
1953 年在日本第十六届国会上，日本修改了以对旧军人进行补助为目的的《援护法》。根据这一修改后的法律，对受刑战犯的遗族也发给“遗族年金”。
1958 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基准进行修改，这完全基于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建立的以行政手段审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露骨地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干涉。
1970年代，靖国神社与日本政府厚生省串通一气，不仅将受刑的乙丙级战犯亡灵祭祀于靖国神社，还于1978 年10 月17 日，趁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 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
2005年对政府篡改历史行为持反对意见的日本民间团体向外界展示最新版教科书
1982 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删改和淡化有关侵略的记述，酿成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95年在战后50 周年之际，日本众议院通过不伦不类的所谓“不战决议”，未能正视侵略战争的历史。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决议，仍然遭到了一些日本政客、民间右翼势力的竭力抵制。与此相联系，日本在战后由国家对战争中阵亡者的遗族等给予了高额补偿，但一直拒绝对原殖民地的随军“慰安妇”、被强制服劳役者等以国家的名义给以正式赔偿。
2001年起，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连续6 年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日本现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5月，日本维新会代理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然表示在当年战争中“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为战前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制度辩护；
2013年12月，安倍晋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2013 年至2014年，在靖国神社的春秋大祭期间，日本上百名众参两院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二、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1、有限度的道歉与退让
1982 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之后”，由于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的强烈批判，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宫泽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邻国。1982年11月，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邻国条款”，表示“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1993 年8 月4 日，围绕慰安妇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二战期间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以及强征“慰安妇”史实，并表示反省道歉。
1995 年8 月15 日，即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 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不伦不类的“不战决议”通过前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有名的“村山谈话”。该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需要，是在当时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造成的，并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而且，就连这样的有限进步，也受到各种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
2、对历次侵略战争的定性问题
相当多的日本人对过去世界秩序的一种认识，即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胜者不受谴责。日本不成为丛林中的强者，就会为西方列强所吞噬，日本不占领邻国，它们就会为西方列强吞并成为吞噬日本的基地。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规则和逻辑的。
在这种世界认识逻辑下，不少人虽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是侵略者，但未必其他战争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日本人认为他们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数量相当多，因为当时这些被侵略者无一是独立国家，皆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赶跑了西方白人，为战后这些国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持这一观点的日本人一个有力的辩护理由是，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元首曾参拜过靖国神社。
3、对东京审判的质疑
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历次战争和二战中部分战场的性质有不同判断，自然他们也认为，东京审判的裁断，日本受了许多委屈。否定东京审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当时的发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尔博士的观点和言论。因为帕尔就“何谓侵略”“何谓战犯”提出了质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战犯。帕尔有篇60万字的审判意见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次报复性的制裁，只审判胜利者而未对胜利者问责，缺乏法律上的严肃性。
日本这种质疑东京审判的态度，集中体现的几点是：日本侵略的国家，除中国外，都是非主权国家，全部为西方殖民地，不像纳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权国家，无法以法理角度认定为侵略；日本没有像纳粹德国一样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平民的杀伤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同样有巨大的专门针对平民的轰炸屠杀；战胜国同样有撕毁条约发动突然攻击的，譬如苏联。
4、急于摆脱历史罪恶心理
对今天主流教科书传播的历史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不管其对错，这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强加”给日本人的，从心理上，他们有一种要颠覆摆脱的逆反心理。一些左翼人士转而持怀疑性的准右翼历史观。而战后即使受着日本战争罪恶论教育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因为没有经受上一代的战争苦难，更无侵略战争的亲身体验，相当多人认为，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惩罚，他们与战争并无关系，该结束笼罩在日本人心头的历史罪恶意识。
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过去，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个不具有国家交战权的“非正常国家”，而在二战中罪恶严重得多的德国早已参与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把军队派到了当年军靴践踏过的巴尔干半岛上。这种落差要那些希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势力极不平衡，他们希望日本必须尽快摆脱日本长达60年的战争罪恶的心理包袱。
三、为什么日本“死不悔改”？
1、战后安排的日德差异
2015年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劝诫日本正视历史
二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对战争制造者的日本来说，却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惩罚。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同时，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了其北方四岛，但总的来说它没有德国的这种领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的痛苦，且又因为它位于东亚而没有处于东西方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2、美国的推波助澜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但后来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以后美国政府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了。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这在客观上就等于为天皇开脱了战争罪责，对于日本国民而言，无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感：既然他们的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自己也就都自我原谅了。
3、日本模糊的善恶观
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专著《菊花与刀》一书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分属于“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个范畴。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国民服从的是特权，它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日本人正是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的。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日本的失败说明了他国的“不守本分”，至多是说明了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行不通。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就在于许多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而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就是这种善恶观的反映。
结语：
冷战结束后二十年被视为日本经济上“失去的二十年”。其实，日本在历史认识上同样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没有抓住机遇反省历史，反而在错误认识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历史问题成为束缚自身前行的重荷。
（本文综合自《求是》、《东北亚论坛》、《中国经营报》、《联合早报》、《中国新闻周刊》；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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