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

 

　　这场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和精神方面的一场较量。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的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抗战精神”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国家、民族、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上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而非某一阶级或政党的。二是从地理上讲，它是全国性的，而非某一区域的。三是从时间上讲，它是富于时代特点的，即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体现。四是从认识论的哲学层次上讲，它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抽象与概括。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后来封建军阀的争地盘混战，和投靠列强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因外敌入侵不断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可以说，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的共同信念，是否坚持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也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灵魂和本质。

 

　　近代反侵略斗争史告诉我们，光有爱国主义精神还不足以打败外敌入侵，只有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战胜敌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是爱国至上，团结御侮的最好明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上世纪20年代初，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两党合作北伐，取得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由于十年内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但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抗日救国成为两党共同的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军的主要对手，既不是甲午战争时期腐朽、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也不是签署二十一条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权，和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不断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国民党作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仍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近，和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也开始逐步调整政策，由对日妥协转向强硬，内政上逐渐变“攘外必先安内”为“攘外”与“安内”并举。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促进了空前的全国性团结救亡高潮，形成了举国一致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七七事后，他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都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中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在七七事变前，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闹剧。但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主张联共抗日，力促团结抗战。到全国抗战爆发后，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全都归顺国民政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大的军事摩擦，使全国抗战的大好局面出现分裂、倒退的危险。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同国民党的合作抗日，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适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始终把自己的斗争目标限制在不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底线上，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限制民主运动发展的行径十分愤慨，但也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配合中国共产党自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磨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空前的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大觉醒的生动体现，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各国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所取得的成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曾经得到过有关国家的援助(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援外租借物资共485亿美元，其中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所得占22.76%，中国所得占1.8%，约7.48亿美元 )，但主要是中国人民自强独立抗争，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发扬开拓创新精神，坚忍不拔，坚持持久抗战，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战败投降，前后达14年之久。从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独立坚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从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爆发点后，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独立坚持抗战也有4年多的时间。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资料载：1937年，日本陆军共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8%以上，还有50%的空军和40%的海军用于侵华战争。1938年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用于侵华，占其陆军总兵力的94%。1939年，日本陆军共41个师团，其中34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3%以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共51个师团，其中用于侵华战争的有34个师团、44个独立混成旅团，仍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0%，而用于南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军只有10个师团，不及其侵华兵力的20%。

 

　　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五分之二的日本海空军力量，使其既不能回援太平洋战场和日本本土“决战”，也无力在中国大陆或参加东北地区支援关东军决战，最后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日军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达128.3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各岛投降的日军的总和，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不含向苏联投降的日军人数）的50%以上。中国战场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中军队伤亡人数的75%以上。历史证明，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强（苏、美、中、英）之一，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地位作用的认可。

 

　　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面对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不管是正面战场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神话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还是在山区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中华大地到处涌现出不畏强暴、勇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誓死不投降坚守四行仓库的国民党军八百勇士，浩气长存的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和新四军“刘老庄连”，宁死不当亡国奴而英勇献身的东北抗联八女投江……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同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自强抗争的爱国主义新篇章。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抗日名将，他们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英雄集体和杰出代表。

 

　　为什么中国人民具有如此强大的自强抗争的民族信念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是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特点。从春秋战国至今的近3000年里，特别是从宋、明以后，中国大地上，战乱、贫困、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中国人民的生活经常处在没有安全感的饥寒交迫困境中，“多难兴邦”，中华民族素有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开辟出民族复兴新道路的精神，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品格。

 

　　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得到充分展现，并发展成为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民族品格，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生产力、军力、民力，都远不如日本，敌强我弱的国情军情，要求中国人民必须开拓新的理论思维和作战形式，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首先，实行全面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作战原则，创造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的作战形式。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成功战略，弱国要战胜强国，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不断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转换敌我力量的对比，夺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认为相持阶段是抗战时间最长、最艰苦，但它是转换中日力量的“枢纽”。持久战三阶段理论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此，提出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最佳组织形式，以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509页）从而形成陷日军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弥补中国军民武器装备落后等不足。

 

　　决定战争的胜负，除了要有军事、经济实力和精神支撑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方针。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胜利，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史奇观。战后，日本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原日本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认为“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他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日]《丸》杂志，1965年12月号）基辛格在1957年所著《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评价：《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打败日本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作用。由于抗日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中国军民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前方与后方、武装与非武装、公开与非公开、军事与经济、文化等手段，密切结合，特别是敌后战场的广大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术，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其次，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战略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举。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民党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乃至中外战争史上都绝无仅有。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正面战场起主战场的作用，而敌后战场的开辟，也可以独当一面，它打乱了侵华日军前线与后方的区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对日军构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是中国能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有效作战模式。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

 

　　（作者是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来源：《红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