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方民主并非救世之灵丹妙药，普世之标准价值，教世之唯一尺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显著特征。如同自然界一样，哪能一看到寒空的圆月，就妄言四海皆晴，“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91岁高龄的李光耀谢幕人生舞台，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和全球主要媒体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评价和颂扬，更有西方有识之士透过新加坡模式反思所谓的“普世价值观”，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亚洲，且在欧洲面临诸多挑战。这一独具慧眼的深刻见地实乃难能可贵，发人深省。
一直以来，世人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新加坡模式作出诠释。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为了把沙漠变成“绿洲”，实现工业化与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李光耀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组建清廉政府，进行严格管理，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民教育，促进社会团结。从那时起，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均年收入从500美元提高到今天的约5.5万美元，是法国的两倍，在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白手起家的新加坡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将弹丸之地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造船业中心、亚洲最大电子产品制造国和主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无疑是这一经济奇迹的创造者。
但同时，李光耀的“威权统治”招致西方诟病，认为他长期专权，压制自由，背离民主。换言之，“新加坡模式是柔性专制”，李光耀遵循了亚洲价值观——国家利益优于个人权利，国家威权始终高于个人尊严，其统治是超凡能力与威慑力的独特结合。一言以蔽之，李光耀用牺牲民主的方式发展了经济，新加坡模式＝巨大经济成就＋东方专制主义。
对于这一评价，李光耀并不避讳，坦言新加坡虽被称为家长制的“保姆国家”，但因此而受益颇大。美国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大谈卢旺达、孟加拉国、柬埔寨、菲律宾有所谓民主，“但它们有像样的生活吗……人民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他们想要房子、药品、工作、学校”。李光耀还明确表示，独特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的自由标准不相容，“如果民主对俄罗斯人——白人基督教徒——行不通，我们能假设它会很自然地对亚洲人行得通吗？”
李光耀是一位世界秩序的精明观察家，被广泛认为是“东方的亨利·基辛格”。对于李光耀的治国之道，基辛格表示认同：“李的治国方式不符合美国当前宪法理论开出的药方。但是……如果新加坡选择批评者主张的道路，那很可能因为种族问题而崩溃，就像今天叙利亚的教训。”
李光耀用经济奇迹和远见卓识，为自己赢得世人尊敬，让新加坡人民拥有尊严，并使亚洲价值观在全世界重获尊重，其逝世亦引发西方精英们对民主的反观、反思和反省。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表示，1945年以来，欧美国家越来越推崇西方民主，尤其是普选权和多党制，“并认为这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其实这种看法肤浅又缺乏历史根据”。他举例说，二战后意大利政府更迭如过江之鲫，党派林立，小党派众多，长期需要多党联合执政，让意大利人颇感无招、无助与无奈。
在题为《民主如何正在令我们失望》一文中，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国际编辑彼得·哈尔彻认为，1974年至2006年被誉为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时期，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所占比例增加了一倍，从30%增加到60%。“在一段时间里，李光耀似乎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在世界经历民主革命之时维护一个准专制制度。”可是，从2006年以来，世界一直处在西式民主衰退之中，“现在，李光耀看来更可能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他没有改变立场，但历史改变了立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削弱；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加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就是具体表现”。法国《回声报》网站在题为《亚洲价值观与欧洲的诱惑》一文中坦承，面对亚洲价值观，固守所谓民主自由理念的“欧洲人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
西方民主并非救世之灵丹妙药，普世之标准价值，教世之唯一尺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显著特征。如同自然界一样，哪能一看到寒空的圆月，就妄言四海皆晴，“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对于西方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造成的诸多乱象，非洲精英们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并非西方特产，非洲自有其民主传统。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强调，他的祖国加纳有这样一句谚语：“单靠一个人的脑袋不足以定断。”时至今日，许多非洲农村的决策过程，还是采用传统方式，大家自由讨论、认真权衡不同观点，直到各方达成共识。21世纪初落成的南非宪法法院，在大厅特意设计了一棵大树，以此象征非洲农村的长老们在村头大树下议政的古老传统。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民主不但在非洲水土不服，而且在亚洲受到挑战，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奇迹向世人表明，西方民主不适合亚洲。得出这一结论，不是亚洲学者持有偏见，更不是中国记者抱有成见，而是一些西方精英自己的灼见。他们进而举一反三，直面目前西方民主在欧美本土遭遇的困境。这一敢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反观态度、反思气度和反省深度，可贵可敬可佩，理应值得学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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