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论述很多，主要包括：“左”和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党内有“左”的传统，也有右的教训；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青年人要警惕右等。当前思想战线反倾向斗争要把左和“左”严格区分开来，反“左”不能演变成反左，要坚持辩证唯物论，跳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的怪圈。
“左”和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客观事实。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在不断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干扰过程中前进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右的论述都很多。《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著作中，有1/4以上的文章都直接提到了“左”或右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文选》直接提到“左”和右的文章有50余篇，也占总数（222篇）的1/4左右。由于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坏名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左”或右，甚至对不带引号的左也刻意避之。但在学术研究中，有学者站在不同角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左”和右的论述有意无意地各取所需，片面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情况至少表明，学术界对“左”和右的认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此，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左”、右错误思想的论述，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无论对当前还是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左”和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左和右的概念在中国和西方古代历史上就和政治、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中梳理出这样的观点：西方社会普遍贬左崇右，而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则对左、右的褒贬不一。①还有学者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20世纪初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寻找左和右概念的源头和内涵。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讲话和著作中看，他们用过的词有：左、左倾、左翼、左派、过左、极左、“左”，右、右倾、右倾、右派、极右等。显然，左、左翼和左派是代表进步力量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语境中是褒义的，而左倾、过左、“左”、极左则明显是指程度不同的错误倾向，是非褒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日常一般把过激的错误倾向，用带括号的“左”与不带括号的褒义的左加以区别。
弄清“左”倾和右倾的概念，是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的基本前提。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p.295)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集中地阐述“左”右倾的内涵和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某些发展。1955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2](p.403)此处毛泽东所理解的“左”和右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到某个时刻该办的事情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而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二是如果否定一切，盲目斗争就叫“左”，而如果肯定一切，不讲斗争则是右。
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少泛泛地谈论“左”和右，总是结合当时的历史任务和政治思想上出现的错误来谈。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30年11月，毛泽东在《分青和出租问题》一文中说当时“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3](p.247)这是笔者见到的毛泽东对带引号的“左”的最早论述。此后，“‘左’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在毛泽东著作中开始出现。如1933年，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等。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来，“左”和右是具体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革命时期，年幼的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对分裂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左”的表现并不明显，右的问题则很突出，表现为国民党右派分裂革命的行为以及共产党内对此的不断迁就。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左”和右的表现都不一样。1937年11月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毛泽东非常及时地提出党内的主要危险由“左”转向右。他说：“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4](p.391)
邓小平则明确指出，1957年以后我们主要错误是“左”，并且指出有些错误的原因并不是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而是我们自己内部产生的。1987年6月12日，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5](p.237)改革的不同时期，“左”和右的表现也不同，如“两个凡是”就是“左”，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等等，不一一列举。
二、党内有“左”的传统，也有右的教训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党内有“左”的错误思想的传统。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总结党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比较早地论述“左”倾错误传统的是1937年6月5日的《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一文。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肯定了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对党内存在“某种错误的传统”的观点。这些“错误的传统”即是指“左”的错误，他列举这些“左”的传统具体表现为：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②
毛泽东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他回答说：“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为什么没有右的传统呢？毛泽东回答说：“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3](p.508)
从党的传统的角度看“左”的错误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其他党的高层领导都很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和邓小平此后对此都不断有论述。邓小平从党内错误传统角度论述“左”的错误，最早见于延安整风运动中。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此有多次论述。邓小平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6](p.1184) “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5](p.229)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的著名论断不仅是对当时思想界一股质疑改革思潮的反驳，更是对党的历史传统和习惯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党内存在“左”的错误思想传统的顽固性感受深刻。他们两人都曾长期深受“左”的压制、打击和困扰。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都曾经经历过几落几起的经历，都曾经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和打击。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标志性内容都是纠正“左”的错误。两位伟人也都是通过纠正“左”的错误思想的统治地位而重新走上领导中国共产党岗位的。
但是还应该看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断出现右的错误。毛泽东和邓小平总是把反“左”和反右放在一起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等人逐步滋长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长征途中，党内在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发生过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抗日战争中，党内又发生了以长江局书记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右倾错误，致使中央在武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受到了阻碍。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有的地方也发生过右的错误，比如对地主、富农照顾多，没有很好地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试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非毛化”思潮，直至后来不断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都是右的错误的表现。这些右的错误，都不同程度地给党组织和革命事业造成过损失，我们不能不警惕它再次出现。
三、产生“左”和右的错误的哲学根源
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思考“左”和右的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左”和右的错误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分离、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根子在于没有学好辩证法。这方面的思想较早可见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为什么党只有“左”的传统时，就明确指出党没有很早、没有人人都学好辩证法。“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3](p.508)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右和“左”的认识论根源作了深刻分析。他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pp.295-296)这就是说，右和“左”的认识论的共同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脱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知与行相脱轨为特征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孔子和墨子的中庸思想进行解释和改造，把中庸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延安时期，他曾经就墨子和孔子哲学中的“中庸”思想同陈伯达和张闻天讨论。毛泽东从质量互变和对立统一规律出发，认为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因此，他反对把墨家“无偏”思想说成折中，认为“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7](p.158)在《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中，他还指出：“‘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7](p.157)
毛泽东用这种通过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中庸思想分析当时的错误倾向。他认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7](p.162)这里，还得多说一句，毛泽东对中庸思想并非全部的、无条件的赞同。
邓小平虽然没有突出地从哲学根源上探讨“左”、右的错误，但他特别强调按照辩证法办事，这一思路使他在政治实践中总能对“左”、右错误思想进行及时的防控和纠正。显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来，区别和判断“左”和右的标准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一致。要克服“左”和右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入手。
四、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多少反多少
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和邓小平讲到反“左”时必然讲到反右，讲到反右时也往往讲反“左”。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既反“左”又要反右，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反复说过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随着党更加成熟，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逐渐成为全党共识。
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是毛泽东一贯的态度，他晚年犯的“左”的错误并不表明他本身好‘左’恶右，当时身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活剧中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前后一贯地意识到当时的很多做法是“左”的。即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错误。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批评“共产风”时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8](p.229)他还总结那几年一面反“左”一面刮“左”的“共产风”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 [8](p.229)
关于邓小平对“左”和右的态度，学者们的解读不是很一致，以下不妨多引用几段邓小平的论述：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9](pp.379-380)
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在《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的讲话中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5](p.199)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讲话中说，“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5](p.225)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中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5](pp.228-229)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对“左”和右说过一段的著名的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p.375)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还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观点。1981年3月27日，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9](p.379)这在今天仍然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右的基本态度有三个要点：第一，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第二，有多少反多少；第三，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群，反对的重点不一样。笔者认为，其中第三点尤其应该引起重视。从时间上看，不同历史时期，反对的重点不一样。如延安时期，重点反“左”，改革开放以后重点也是反“左”。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后，邓小平则非常重视反右，在特定时间段甚至是重点反右。比如，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左”右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但因为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方向上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了，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说：“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也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针对右的错误倾向提出的。从对象上看，青年人和老年人警惕和预防的重点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曾经数次说过青年人要警惕右。“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5](p.229)
但由于认识局限性等因素，历史上出现过反“左”、右错误倾向扩大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纠正同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针对1957年反右派问题，邓小平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贯的，始终坚持“两句话”评价，即“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涉及这个问题的谈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的有8篇，③时间跨度从1980年到1987年。现在有观点认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应该全盘否定，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当前思想战线反倾向斗争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右的看法和态度，来自他们对党的历史斗争经验的深刻体会和总结，他们的有关思想和观点对当前思想战线反倾向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理论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尤其要注意以下4个方面：
第一，要把左和“左”严格区分开来，反“左”绝不演变成反左。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左和“左”有严格区分，右和带引号的“左”是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错误倾向，不带引号的左则是指进步、革命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对左的解释是：“进步的；革命的；如左派︱左翼作家。”对右的解释是：“保守的；反动的：右派︱右倾。”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理论界或多或少地存在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著名论断的误读。我们应该回到当时的政治背景、语境，并要看当时完整的话。原话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5](p.375)这个重要思想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一论述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个论断前面都有一个时间限制词——现在。这不仅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更是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针对“89风波”后国内出现质疑和阻止改革开放的声音而提出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表示对右可以有任何的放松警惕。其二，这里的“左”是打引号的，与本质上具有革命性、进步性的不带引号的左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忽略引号并沿着这个逻辑下去，那很多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会被说成是“左”（比如共同富裕），都会成为反对的目标，并且以邓小平的名义来反对。这就严重歪曲了邓小平的本意。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把“左”和左的概念进行偷梁换柱的行径。
第二，要纠正“左”比右好的错误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再表明，“左”和右的错误一样都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左”并不比右好。我们党本身对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左’比右好”的错误认识进行过坚决的批判与纠正。1957年5月，毛泽东指出：“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纠正。”[10](p.470)其实，早在1930年9月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中就明确反对左倾比右倾好的思想，“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 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那种认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的思想，进行了非常到位的批评。他指出：“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这些思想和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论述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左”的错误倾向得到了较好的预防，但在思想领域还存在“‘左’是革命派，右是反革命派”、“‘左’是方法或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模糊认识，有些人在感情上对“左”的错误思想和思潮进行袒护。对此，我们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左”并不比右好，更不能宁“左”勿右。
第三，要克服忽视右倾的错误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左”有害并难以防止，右同样也有害和防不胜防。从整体上和战略上讲，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是对的，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但对这一结论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反“左”必须防右，对右的干扰和影响不容忽视。如果只注意反“左”而对右掉以轻心，就会被敌对势力和反动势力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来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领域，思想战线上也主要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使得社会上一些人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各种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一些邪教组织如“法輪功”、“全能神”等不断滋生蔓延，他们编造散布歪理邪说、制造思想混乱、制造恐怖事件、勾结投靠敌对政治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对右的错误倾向抵制不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增无减，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等等，这些右的倾向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第四，要跳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的怪圈。在党的历史上，每当我们把注意力普遍集中到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另外一种错误倾向往往也同时冒出来，这似乎成为我们党反倾向斗争的一个规律。毛泽东对此概括说：“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11](p.380)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之所以具有必然性，说到底还是缺乏唯物辩证法。“左”和右在中国都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它们同根同源，都是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既然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对于大的政治错误就必须把它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以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外一种错误倾向。在纠正主要错误倾向的同时，努力防止和纠正可能发生的另外一种错误倾向。要跳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的怪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适度的原则，防止矫枉过正。
总之，中国改革和建设要想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应该像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所主张的那样，以实践为标准，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多少反对多少。同时也要注意，“左”和右的错误一般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纠正这两种错误一般地说也属于思想斗争的范围，要牢记邓小平所说的：“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9](p.381)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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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注】
①这样的文章多见于网络，往往从一开始倾向性很强：要么认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或政治社会中“左”的思想历史悠久，对“左”（含不带引号的左）恨之入骨，对右的问题则避而不提；要么认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或政治生活中，右从来就不吉利、持右的立场的坏人多，对“左”有意无意进行袒护。
②此处系引用原文，其中“高慢”、“联结”、“里手主义”等词今天已不常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③参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等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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