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绍光：政体思维太僵化，解释不了中国

  2015-04-17

   

  

   

        政体思维者的逻辑定式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是政体思维。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是，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笔者认为，是政体思维导致他得出这个结论。

  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再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及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两千多年一直试图探求理想政体。现代西方政治学也一脉相承，聚焦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能不能遏制腐败等议题。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的希腊文书名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

  从这套思路谈论问题的时候，会首先说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要么叫君主制，要么叫专制，抑或其他，然后对不同的政体进行价值判断。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国家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划分的。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某种政体比较好，某种政体不太好。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大概也延续了这种思路。在他们的思维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也就是说，好的政体不管碰到多大挫折最终都会胜出，不好的政体不管现时表现如何亮丽迟早要灭亡。

  沈大伟也好，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说中国要崩溃的人，就是这种政体思维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的政体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得还不错，失败却是必然的，垮掉只是迟早的问题。

   

  政体思维解释不了复杂的政治

   

  我曾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慢慢就发现了问题。政体思维很难分类。以中国为例。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一些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他们又觉得不合适，因为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不太一样。一些西方学者就给帽子加点花边，以示区分，这就有了“软威权体制”“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等。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顶帽子下加了20多种花边。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而且不同学者加的花边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上民主的帽子。这样一来，俄罗斯可以戴这顶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也都可以。但是，这些民主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顶帽子上也要加很多花边。有些花边奇奇怪怪，比如有“不自由的民主”“受控制的民主”“有限的民主”，还有些被叫做“不民主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者在分析问题之前，先要给对象戴帽子，不戴帽子似乎就无法分析，帽子戴得不合适就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分析难以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仔细一琢磨会发现他其实什么也没说。这就是用政体思维进行思考的结果。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因此变得清晰。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原本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它会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

  总之一句话，用政体思维看中国行不通，看其他国家也行不通。

   

  分析中国适用政道思维

   

  中国也有几千年政治分析的传统，但我们是归纳式的，我把它总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中国人为什么不从政体分析？我的观察是，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他们所处的国家都是非常小的政治共同体。柏拉图讲过，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是5070户，如果按照一户10口人算，也就5万多人。古罗马共和国开始也很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也都很小，这类的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西方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但西方学者却沿用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们不会从政体、从形式上去分析问题。他们考虑的是：什么才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墨家讲贤治、道家讲道治，各家相互之间还有争论。中国之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或墨家。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不是聚焦在政体上，而是聚焦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讲民主，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他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

  因此，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了解与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警惕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政道思维的方式。▲(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新著有《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