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社会没有自己的话语，就只能人云亦云，从而沦落为属国番邦。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谈判中没有自己的话语，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从而也就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屈从于他者的利益。
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通过颁布法律废除了基础教育中儒家经典的课程设置，将中国传统文化剔除在教育资源之外。课堂之上，仅有少数古代诗文作为点缀，那些集中体现国人世界观、价值观的经典，竟然无法与学生见面。莘莘学子日夜所习，尽是西学内容，以至于当时一批中国精英了解莎士比亚胜过了解汤显祖，了解卢梭伏尔泰胜过了解朱熹王阳明。一些中国人仰慕亚历山大和凯撒，却诅咒秦皇汉武，天天赞颂华盛顿，却天天批判唐宗宋祖。学人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亲缘性，言必称希腊早就是不少中国学人的“原罪”，因为教育只教过我们“希腊”，而没有教给我们尧舜禹汤。久而久之，学人对母文化难免隔膜、陌生，甚至充满鄙夷与敌意。
自此以后的100年，恰是我们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百年，是我们在谈判桌上“有理却词穷”的百年。是我们说什么都不得不钻进别人的文化圈套，而无法自圆其说的百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错误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错误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
西方社会在500年殖民扩张中，不但实现了对于全世界资源、市场、物流、生产、分配的控制，也完成了对于世界大多数民族的文化灌输。借以维护西方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体系，已经统治了大多数国家的头脑，成为举世公认的权威文化。
在中国，这种旨在维护西方国家利益、建构西方种族和制度优越性的西方文化，两度产生决定性影响，几乎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当我们过度认可西方文化权威的时候，我们对外失去了话语权，对内造成文化认同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
今天我们在文化上的被动局面，不仅影响到我们的文化权力和文化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再不站在战略高度进行文化建设，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和道统，我们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就会受到制约，甚至可能连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也无法守住。
发展民族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文化权力，建构政治认同。在遭遇百年文化危机之后，我们今天必须尽早着手，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最主要的教育资源，在此基础上锻造新道统，以期对外维护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对内建构并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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