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是用人道主义还是用唯物史观解读“共产主义”？

是用人道主义还是用唯物史观解读“共产主义”？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体会

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上下忙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共产主义”理想、目标越来越少。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上述偏向，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一再强调共产党人一定要讲“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十九大之后，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的一大会址上重新宣读共产党员入党誓词。在建党100周年前夕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带领中央领导又重温入党誓词。调调共产党员一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无疑都是正确的。笔者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坚决举双手拥护。但是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现实生活中尽管“共产主义”目标、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在相当多的党员包括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并不十分清楚，且极其模糊。许多人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口中的“共产主义”是变了味的“共产主义”，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或者说普世价值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本文从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谈建立在两种历史观基础上的不同的“共产主义”的根本对立的含义。

 

一、历史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解读

自从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封建制度逐步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之后，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没有消除和缩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取代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形式。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也必然有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程度否定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否定”思潮。

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在十六、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其最早代表人物是英国人莫尔及其著作《乌托邦》和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及其著作《太阳城》，以及德国人闵采尔、英国人温斯坦莱等。恩格斯曾经称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1959年版，第405页）后“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57页）如法国的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人。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论证未来的理想社会较比最早阶段更具体一些，主张禁欲主义。恩格斯说：“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57页）第三个阶段即大家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的欧文、付立叶和圣西门。这几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虽然不同程度地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都有三个特点即一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二是主张自由、平等，三是主张消灭私有制。因此都带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性。

但在这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十九世纪初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也批判了资本主义，但他们不主张消灭私有制，或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或用封建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它们虽然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是偷换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因为他们反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私有制”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不仅对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对“空想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倒退行为也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即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由于没有唯物史观的产生，这些“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理论。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例。我们知道，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的哲学历史观的最高成就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哲学武器就是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性”即人的“吃、喝、性行为”的人的自然本性及其派生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封建制度，并按照这种理论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但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独立的哲学历史观，他们实质是借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即人道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建立也不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他们认为建立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符合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如欧文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乎人性，是不道德的、不正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理性发现的“绝对真理”，是受“理性和良知指导的正确行为所孕育出来的幸福的源泉！”“人生来就有谋取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是终身就有的，用一般人的话说，这便是人的利己心。”欧文并用这种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他说：“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的原因。”“所以人们应该欢迎新世纪的来临。”这个“新世纪”就是他所向往的废除了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但这种“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依靠“博爱”和少数人的“实验”。这种社会主义尽管其历史观是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但其最主要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废除、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他们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的阶级斗争的不成熟的理论表现。

十九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一种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把付立叶、圣西门、欧文的社会主义从法国搬到德国之后，与德国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完全抛弃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特征。他们认为，德国还处在反对封建专制下的斗争，德国和法国两国的条件和国情完全不同。法国文献就失去了它对德国的意义。于是就按照德国哲学的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学说解读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费尔巴哈哲学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人本主义。即以“人”为中心，但这种人不是历史、具体的实践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他强调人的爱的本性，认为爱吧，爱吧，爱是什么奇迹都可以解决的。这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这种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实际上不是代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即将代替封建制度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条件下，企图保存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其利益。所以他们不敢批判和否定私有制。他们实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和倒退。

 

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并以此解读“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就意识到现实生活中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虽然都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在参加实践斗争中逐步把自己的阶级立场和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马克思《莱茵报》期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期间）。并试图探索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的深层次的根源及克服的真正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马克思1842年《莱茵报》期间就意识到“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对当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映，但马克思不同意当时各种思潮对“共产主义”的解读。同年在给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卢格的信中再次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是“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从本身的生活和斗争中所提出的，它是当代的重要问题，并再次强调“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版，第436页）要进行新的“理论论证”。1844年，马克思开始从异化劳动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是异化劳动产物，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和这一外化的实现。马克思这时还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开始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论证共产主义。克服劳动异化就是私有财产的消灭，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扬弃，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及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恩格斯1842年来到英国经商，实际上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投身到英国宪章运动中，同时他在这期间学习研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和观点。他高度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但对空想社会主义用人道主义解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对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而主张用人道主义的“爱”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恩格斯这个期间还研究了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的著作，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指出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的要害是应该“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600页）恩格斯做出结论说；“商业就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同上，第601页）但恩格斯这时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晚年恩格斯就谈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之前，在接受“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含义的特征，开始探寻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新的论证途径和方法。但马克思恩格斯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异化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认识到，只有在哲学上彻底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确立一种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才能科学解读“共产主义”。于是马克思1845年春天把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后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这个大纲，于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就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发他们研究而形成的唯物史观理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人道主义即唯心史观的论证方法，科学论证和阐释“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阐述唯物史观以下基本原理：

第一，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他们的物资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个人，就是他们的物资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是指现成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基础，二是指前人通过劳动生产活动创造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物质环境。人类历史发展有四个物质因素构成：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二是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三是人的生产和家庭关系。四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人的需要和利益是在物质生产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把整个社会因素区分为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前者即社会存在，后者为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这种观点强调，意识是社会存在、物质关系的产物，任何错误甚至荒谬的观念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社会存在歪曲的颠倒的反映。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性。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第三，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区分为三大因素、两大矛盾的对立斗争。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斗争、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斗争。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其构成因素是人与物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交往形式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就是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等。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

第四，从物质生产活动解读阶级、国家、革命问题。关于阶级问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阶级的根源是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而形成的利益根本不同的集团。二是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三是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都是阶级斗争。关于国家问题也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国家和阶级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私有制的产物。二是国家表面上是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实质是为私有制服务，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三是国家的意志是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不免要爆发革命”。这种革命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推翻统治阶级，消灭一切私有制，而且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才能抛弃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

第五，人的本质、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性。首先，人是劳动实践的现实的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其次，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最后，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本性是具体的阶级性的人。人处在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需要和利益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实质是处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人。对立的阶级根本不存在本质上相同的利益。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处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根本对立利益之间的斗争。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调和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

第六，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创造者主要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任务，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实现，也只有在这种革命实践中，清除掉自身肮脏的东西，促进自身真正的发展。改变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就改变自己，促进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为什么是错误的？

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人道主义思潮最初起源于英、法的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哲学，他们把“人”不是看做宗教神学中的“犯了原罪”的“人”，而是天生的自然的人，由此引申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人。这种对“人”的解读发展到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那里更加系统化，费尔巴哈不愿称自己的学说为唯物主义，而直接称之为“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通过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批判揭露其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实质的。

费尔巴哈把人看做自然的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看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和生产实践活动，人在劳动实践中结成一定的生产等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实践是变化的，人的生产关系等各种关系也是变化的，因此人的本性、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而费尔巴哈看不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具体历史的、人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也就看不到的人的精神、理性原则不是直接从人的自然属性即“吃喝性”行为引申出来的，而是对人所处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反映。他用抽象的“人的本质、本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解读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用物质的生产关系解读人的观念和理性原则，所以必然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是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书中还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观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同上，第78页）

由于费尔巴哈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只停留在对自然现象和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人同其关系只是直观的感性认识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现象的本质不单纯是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关系，而首先是劳动、实践的关系，是改造的关系。“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同上，第77页）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结成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上层建筑，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矛盾在阶级社会里主要就表现为阶级矛盾。费尔巴哈统统看不到这些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看不到到阶级斗争，以他的抽象人性理论和理性原则解读社会生活的本质，把历史看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复归，反对劳动阶级反抗剥削阶级及剥削制度的斗争，主张用抽象的“爱”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包括阶级矛盾。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用“抽象的人”的人道主义解读“共产主义”也必然是错误的。

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但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也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如何解读呢？费尔巴哈反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但他并反对“社会的人”的概念，社会的人，也就是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共产主义”的人。“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这种对“社会的人”、“共产主义”的人的理解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人性论。亚当·斯密论证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一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自己而生存（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二就是人的相互依赖、相互需要性。所以才有“商品交换”。这就是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和永恒性的深层次的根源。费尔巴哈虽然不是如斯密那样直接赞扬“资本主义”，但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已经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代名词，说明现有的被他称之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制度。作为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推向极端的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顽固卫道士布鲁诺和施蒂纳就直接照搬费尔巴哈的这种“共产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二人“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一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对手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做斗争，而就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也还是为了实际的利益。”（同上，第97页）即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说，当无产阶级对这种“现存”的现状不满意且起来斗争时，费尔巴哈、布鲁诺、施蒂纳这些哲学理论家们就劝说和威胁无产阶级“要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使这种“不幸”的存在和理论家的抽象的“人的本质”相符合。说白了，就是要求无产阶级永远忍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压迫，不允许反抗斗争。因为这就是他们口中的“人的本质、人性”理论。这就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理论的最深层次的阶级根源。

空想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但他们仍然是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人道主义、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复归、用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抽象的“爱”和英雄史观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唯心史观理论。

那么同时代出现的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其历史观是错误的，其所谓“社会主义”的结论更是错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用全书的一半即整整第二卷内容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即人道主义的哲学依据进行了更加详细和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阐发“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了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也就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详细阐发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解读。

第一，“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是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结果。“共产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逻辑推演的结果，不是“道义上的愤怒”的产物，更不是人的本质、本性异化和复归的过程，而是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的消灭私有制运动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这个前提就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第一次作为大工业所产生的结果表现出来；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 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同上，104页）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制度的矛盾斗争，“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同上，第115页）后来列宁谈到这一点时说：“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187页）这就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把“消灭私有制”看做理性推论或人性复归的结果的错误结论。

第二，“共产主义”是一种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但社会的发展不能单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的社会制度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其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那种借口人对“吃喝性”行为的物质追求离开所有制和消灭阶级只从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人民的幸福谈“共产主义”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表现。

第三，“共产主义”不只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和奋斗目标，更是一种消灭现存事物和现存状况的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等一些理论家只是用理论解读现存事物的合理性，“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同上，第96—97页）“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6－237 页）“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87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上，第97页）这个“改变现存的事物”和“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就是“消灭私有制”及其阶级、国家等阶级斗争的运动。那种只讲“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不讲用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革命行动，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绝对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种“消灭私有制”的活动本身就是历史的发展规律。那种不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活动，只讲“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原则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

第四，“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推翻一切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统治，消灭国家。“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同上，第90—91页）

第五，“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消灭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同上，第98页）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是私有经济的产物，消灭私有经济，而不消灭私有观念，依据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原理，被消灭了的私有制度还会死灰复燃。“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就变成一句空话。

第六，“共产主义”在消灭私有制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同革命者自身存在的剥削阶级观念彻底决裂。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哪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同上，第91页）

第七，科学“共产主义”意识是从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中形成的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的意识，而不是思想理论家主观幻想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同上，第90页）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的“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不仅与人道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念划清了界限，更与人道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共产党宣言》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科学的完整含义和内容。《宣言》第一章内容正是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两个必然”思想，说明共产主义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物。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是无产阶级及其斗争。《宣言》第二章一开始就论述了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特点和纲领。书中特别谈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对“共产主义”最经典、最高度、最深刻的概括。任何离开“消灭私有制”去奢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接着，“宣言”就从七个方面批驳了资产阶级和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别有用心的人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歪曲和污蔑。也正是在做了这七个方面的批驳之后，《宣言》阐发了“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宣言》在第二章的结尾还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因此，没有唯物史观理论的创立，就绝对没有“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和精髓思想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理论，就绝对没有《共产党宣言》。

 

三、批判当今社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的人道主义解读

《共产党宣言》之后，并不意味着用人道主义解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象销声匿迹。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条件还会顽强地表现出来。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思潮、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50年代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实际都是用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解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潮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在中国也同样极其严重。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在当代改头换面为“普世价值”。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是中国的公知阶层近几十年来大肆兜售这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变种—普世价值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学者甚至相当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利用公开的媒体、刊物和大学讲坛推销这种极其荒谬的历史观思想。具体表现在：

第一，公开推销“人本性自私论”。某些人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核心“人本性自私论”。如那个按红手印的某某人在《人民日报》公开鼓吹臭名昭著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些学者却把它打扮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资利益原则”。以后各个行业的所谓改革的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用“人性自私论”调动人们的所谓积极性，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基本原则。

第二，公开号召共产党领导干部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鼻祖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亚当·斯密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人道主义者，其“看不见的手”思想就是“人性自私论”的又一种说法。但是在今天所谓“社会主义改革”中却把完全、彻底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提供哲学理论依据的的这一思想原封不动照搬过来。某前总理在公开媒体、讲话中号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都要学习亚当·斯密的著作特别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这难道不是企图用人道主义即普世价值思想取代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吗？笔者多次撰文指出，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不同概念但实质内容完全等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

第三，公开抛弃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科学含义。《共产党宣言》直接了当地点明，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或者说，只有“消灭私有制”的现实的运动才是“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和领导人讲话千遍万遍地重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但就是不讲“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依据就是《共产党宣言》，一大党纲中白纸黑字也都明确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但近些年某些人却离开“消灭私有制”这一要害问题鼓吹抽象的“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宣言》中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那种离开所有制特别离开公有制奢谈什么“人民幸福”、“民族发展”是纯粹的人道主义的结论。人大教授周新城同志发表文章，重申《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思想，遭到了多数媒体、网络和公知的讨伐。但官方主流媒体没有一个站出来公开维护周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一点上，竟然连主张“消灭私有制”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都不如。这还是共产党人吗？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仅理论上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且是实践中“消灭私有制”的现实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多种途径、手段、方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在逐步改革、调整和完善中。但毛泽东去世后，却在相当大的范围把“改革”变成了“改制”——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同程度变为私有。农村大多数集体经济都垮掉了，虽然还有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周家庄、大寨少数村庄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各地方及中小城市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改制为所谓“民营”，实质是私人企业。即使还存在少数大型的国企，但其运营模式也基本按私营经济的运行模式。毛泽东时代树立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早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离开了“消灭私有制”的这种现实的实践还是“共产主义”吗？

第五，共产主义要实现“两个决裂”即不仅同私有制决裂，也要同私有观念决裂。但在当今党的理论宣传和官方文件中，不仅不提同私有制决裂，更不提同私有观念决裂。在大肆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实践中，私有观念不仅受不到任何批判，而且助长和强化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观念和意识形态。笔者多次撰文指出，改开以来，以“人本性自私论”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蔓延和扩展开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特别是渗透到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少年身上。中国当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就是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和私有观念泛滥的必然结果。

第六，“共产主义”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手段消灭私有制和阶级。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列宁讲，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都不承认阶级斗争。但是官方的所谓“共产党人”既不讲消灭私有制、不讲“两个决裂”，更不讲“阶级斗争”。列宁说，一切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今天一些领导者的重要讲话和媒体根本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也承认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极其尖锐激烈，但只是抽象地讲“斗争”，就是不敢承认这种斗争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笔者实在不明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难道不是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吗？

第七，共产党人也要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这种人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人，是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们不讲改造旧世界和改造私有制度，也就根本谈不上对私有观念的批判和决裂。在这个基础上，谈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变成了异化的人、扭曲的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马尔库塞曾说过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也即片面扭曲的人。我们今天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已经把大多数官员、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变成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实际也是异化的人、单向度的人、扭曲片面性的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仅是当今知识分子扭曲人格的称呼，也是对官员队伍腐败行为及人品的高度概括。

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和目标。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在哲学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而唯心史观的重要表现就是极其猖狂的当今人道主义的变种普世价值。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就是用普世价值解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取消“共产主义”中的“消灭私有制”的灵魂思想的行为就是典型表现。这种解读绝对不是“与时俱进”、“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行为，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希望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识别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假“共产主义”思潮，并同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中国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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