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恒国：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贡献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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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恒国：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贡献
2021-09-27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无产阶级夺取、巩固和维护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构建大宣传格局，形成了意识形态工作整体化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巩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相结合，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理论观点，使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并从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三个方面入手，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扭转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他还从大宣传格局入手，构建制度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优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体制和机制。
一、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P14)这是基于对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需要提出来的，表明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合著了一部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哲学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建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以政治、法律、道德、哲学、伦理等为主要形式的意识形态，在生成和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上，马克思恩格斯都将他们归因于社会存在。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和动力，只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首先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后，要迅速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为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共产主义就会失去经济基础，成为空中楼阁。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决定作用的同时，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规律。他们分析了人类社会经历的各种意识形态，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存在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在形式上又被统治阶级装扮为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造成存在“普世价值”的假象。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通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帮助资产阶级以普遍利益的面貌，掩盖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质，为打压无产阶级新的意识形态找到借口。如果无产阶级提出新的利益主张，他们就开动舆论宣传机器，予以污蔑和打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公开自己的主张，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是要批驳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其统治的合法性，以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二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1](P127)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钙”，指的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里所说的“物质”，指的就是建构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一旦夺取政权获得成功，就可以将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进而迅速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比较容易匹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认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理论，即消灭私有制。但同时又认为，私有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人为想消灭就能够被消灭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够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的历史作用时，也明确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2](P288)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并不排斥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开始的可能性。针对俄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理论思考。他们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P8)这里所说的俄国革命，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其表现就是通过夺取政权，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建构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就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发达社会化大生产。“双方互相补充”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先取得胜利后，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生产力，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如何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精神上的“钙”，转换为共产主义所需要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物质”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变“物质”的历史过程。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济文化落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整个世界体系，还是资本主义处于优势的世界体系。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动摇的原则。但是，如果只埋头搞经济工作，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偏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精神萎靡，道德滑坡，最终弱化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危险倾向。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需要以物质利益作为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就很容易异化为单纯追求个人利益。这种价值导向很容易与资本主义追求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契合，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进而对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冲击。如果个人主义价值观占了上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就可能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就好像是人们身体中的“钙”一样。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就能够经受物质利益的诱惑，始终坚守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习近平的论述，提升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筑牢精神上的“钙”，在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之中，不会迷失方向，始终坚持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从而保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永不偏航。
（二）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重要作用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必要基础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P170)恩格斯指出：“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5](P307)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规律，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权的解体，首先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体开始的。一个国家无论在经济工作方面做得再好，但是，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国家政权也照样垮台。正是基于这个规律，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P23)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必须保证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此，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放弃对我们的颠覆和破坏。由于我们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之前，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会利用其暂时优势，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们进行渗透，以达到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政治高度，思考和谋划意识形态工作，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供坚强的思想理论保障。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通过科学理论，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另一方面则必须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使人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发达的表象中，看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弊端和潜在危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领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洞察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从而构建起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筑牢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所具有的动员和组织功能。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首先将整个无产阶级动员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这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6](P14)恩格斯明确提出要通过党的报刊来宣传党的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动员和组织功能。无产阶级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但无产阶级需要理论武装，才能从自发斗争向有组织的革命斗争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二是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认识。只有达到全社会思想与党的思想理论高度统一，才能够凝聚起强大的革命力量。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是这样，夺取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因此，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P14)。他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1](P194)
（三）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往往是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了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通过夺取政权，以便维护业已存在的既得利益。由于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一定的优势，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建构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迷惑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社会化大生产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在私有制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还没有消除之前，私有制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小私有制的观念往往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契合。恩格斯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7](155)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时，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即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脆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阶级的物质基础也非常薄弱。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必须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在物质基础上十分强大的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的是美式装备；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的过程中，日本依靠的是强大的现代化武器；新中国成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面对的是以美军为首的现代化装备军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几十位党员，力量十分弱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取了政权，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百年夙愿。中国共产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理想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工作，使中国人民把握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使中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克服了小生产的狭隘观念；使中国农民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克服了小农经济思想，紧跟工人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始终保持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先进性，通过理想信念，筑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基。中国共产党依靠理想信念，将自己党员紧紧团结在一起，并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四）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教训得出的结论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国家，其原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密不可分。一个国家亡党亡国，应该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历史悲剧。从苏联解体时的情势来看，就从“外患”而言，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巨大、军队实力强大、核武器数量惊人、国防力量雄厚的国家，即使美国也对其军事实力非常忌惮。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对苏联动武。就“内忧”而言，由于苏联长期与美国对抗，注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导致居民生活物资匮乏，“炮弹多于面包”“子弹多于黄油”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只要进行国民经济比重调整，不是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历着“滞胀”的经济怪象。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现象。但当时的西方国家，却经历着经济停滞，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奇特现象。经济停滞，意味着人们失去工作，收入减少。通货膨胀则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在这种双重打压下，西方国家也经历着社会动荡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同时开启了一场新的政府改革，即所谓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摆脱困境。反观苏联的改革，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新思维的指导下，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导致了苏联的红旗落地、国家解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1](P148)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五）总结世界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原因得出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人们在经历了惨烈战争的蹂躏之后，选择了团结与合作，建立了联合国。联合国的建立，维持了世界整体上的和平，但局部的动荡和不安长期存在。这背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而进行的政治操弄密不可分。有了联合国宪章的约束，公开的武力入侵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西方国家选择了以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工具渗透颠覆他国政权。“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输出。他们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帜，介入各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利用媒体、网络等优势技术和手段，借助一些社会纠纷，制造内部矛盾，挑起内部纷争，培植内部反对势力，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仇恨，主导这些国家向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发展。西方社会将这一战略称之为“阿拉伯之春”。自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阿里政权倒台后，紧接着同年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10月20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身亡、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交权等，数个政权倒台，上百万人无辜死亡，上千万人沦为难民，上万亿元基础设施损失，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虽然这些国家的性质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只要不是亲美政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将这些国家的政府描述为独裁政府，鼓动反对派以所谓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权，发动所谓“颜色革命”。自20世纪初以来，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等国家得以实施，推翻了原先亲俄的政府，建立起了亲美的民选政府。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陷入了持续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境地。“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能够奏效，“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这些国家渗透后发生效力的结果。这些革命并没有为这些国家的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带来持续动荡和不安，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习近平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和否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这样，‘阿拉伯之春’是这样，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1](P54)
二、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P550)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阶级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不仅要在物质生产资料上占统治地位，而且在精神生产上也要占统治地位，以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统领社会思潮，使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离不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物质生产资料上占统治地位，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容易做到实处。在精神生产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虚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如果不落实，则意识形态工作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为了解决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虚化问题，习近平强调，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P21)
（一）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及其建构其上的意识形态。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全社会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时候，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就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它们会想方设法破坏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建设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而且要培育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一个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进行的一场极其艰难而又长期的斗争过程。习近平指出：“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1](P120)这里所说的软实力，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且要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各级党组织的日常工作议程，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落到实处。
（二）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具体体现在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P342)这是习近平对落实意识形态管理权提出的具体要求。第一，要管好理论阵地。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集中体现在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是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主要阵地的保证。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针对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冲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任务，但是，一度还是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甚至否定的倾向。习近平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P221)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加强对重要理论人才、重要理论阵地、重大理论研究规划、重大理论研究项目、重大理论研究规划资金以及重大评奖评价活动的管理，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守住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阵地。第二，要管好文艺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意识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提高了认识自然的能力，积累了自然知识。同时，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也产生了自然宗教。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了社会关系，因而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们为了表达对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了语言，进而发展出了文学、艺术、舞蹈、歌曲等文艺作品。随着阶级的产生，特定阶级的利益也可以通过文艺作品进行表达和传播。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发生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以后，精神生产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活动。一般来讲，只有统治阶级才具备一定的财力，供养一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队伍。统治阶级利用自己供养的精神生产队伍，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服务。他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文艺作品之中，使人们在享受文艺作品的时候，不自觉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研究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形成世界体系的时候，也在全世界推广其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P35)资产阶级利用文艺作品，宣扬其生活方式，妄图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以维护资产阶级在全球的利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传入我国，西方国家的一些文艺作品也传入我国。正常的文艺交往，学习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是我国主动改革开放的初衷。但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秉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敌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人们接触西方文艺作品的机会，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附着在文艺作品之中，试图通过文艺作品，改变我国人民原有的意识形态观念，喜欢上西方的生活方式，进而崇拜西方的社会制度。有的甚至直接在文艺作品中，宣扬西方的价值观，诋毁、歪曲我国社会制度。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影响下，国内一些文艺作品，为了博眼球、求关注，也开始出现了歪曲历史、丑化英烈、低俗媚俗的危险趋势。因此，习近平一方面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另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对文艺阵地的管理。他指出：“要加强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1](P116)第三，要管好教育阵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武装蒋介石集团，达到消灭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试图通过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新生的中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在朝鲜战场上失利后，他们意识到，很难再以武力消灭新生的中国政权。于是，西方国家开始寻求通过意识形态工作，达到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目的。例如，美国在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开始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中国制定了和平演变计划。在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中，他们将重点放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他们试图通过物质引诱、思想渗透，改变中国青少年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进而崇尚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以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青少年正处在学习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是西方国家同我们重点争夺的对象。青少年正处在学校接收教育的阶段，因此，学校教育极为关键。习近平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他特别指出：“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只有先在思政课教师心中扎下根，才能在学生心中开花结果。”[1](P379)第四，要管好党校阵地。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对于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校，通过各级党校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不断锤炼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进而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也极有可能被攻破。各级党校在筑牢领导干部信仰之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习近平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党校要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导，不当旁观者，敢于发声亮剑，善于解疑释惑，守护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前沿阵地。”[1](P150)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委是管党校办党校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书记是管党校办党校的第一责任人，提出必须将管党校办党校纳入工作部署，纳入党的建设工作年度目标并进行目标考核，管好党校阵地。第五，要管好新闻舆论阵地。任何统治阶级，都会通过举办或者管控新闻媒体、书报杂志等舆论阵地，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西方国家虽然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但在现实中往往搞选择性报道，甚至不惜扭曲事实，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抹黑，妄图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习近平指出：“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1](P185)他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媒体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制度和原则不能被弱化，不能被架空。鉴于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舆论的主战场，习近平明确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P183)因此，他强调：“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1](P183-184)
（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领导权、管理权最终要体现在话语权上。掌握领导权、管理权的目的，就是要在话语体系上表达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在新闻媒体的控制上也占有优势。他们凭借技术上的优势，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上先入为主，不断抹黑、污蔑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目的在于混淆视听，为遏制中国找到借口。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必须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变被动为主动。因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通过建构理论体系、传承基因密码、筑牢精神家园、激活传承载体、展示精神标识等措施，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第一，要构建好理论体系。我国的意识形态，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学科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点，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原创性，在话语上要有自己的标识性。第二，要传承好基因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规定性，习近平将这种内在规定性称之为“基因密码”。一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密码，即“红色基因”；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即“文化基因”；三是这两种基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即“精神基因”。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传承好这些基因密码，保持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色。第三，要筑牢精神家园。基因密码在实际生活中外化为一系列精神，构成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外化为一系列革命精神，例如“建党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积淀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红色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结合，形成独特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我们必须筑牢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家园。第四，要激活传承载体。精神谱系需要传承载体。革命精神凝练在红色经典著作、革命遗迹、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凝练在文物古迹、礼仪典籍中。习近平强调，要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读懂经典著作中的红色基因。要使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传承文化基因。通过瞻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纪念庆典、民族传统节日等，传承精神基因。第五，要展示精神标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要通过一定的精神标识展现在世界面前。习近平特别重视精神标识的建构。在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展示中国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构建意识形态整体工作格局
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由全党来抓，形成意识形态整体工作格局，才能真正体现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得到应有的实际效果。因此，习近平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1](P18)
（一）构建制度体系
为落实全党抓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同时，着手构建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P112)这次会议正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为了保障这一根本制度得到落实，全会提出要建立保障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建立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的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等具体制度。这些具体制度安排，为确保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纳入工作布局
作为全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担负起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组织和管理责任。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工作，纳入工作常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工作一同谋划和部署、一同检查和落实、一同考核和监督。习近平要求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各级党委的工作目标，并且要求进入各级党委的目标考核体系之中，形成各级党委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合力。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1](P23)由此，意识形态工作被纳入了各级党委的工作布局，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使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地位在各级党委工作中得到具体落实。
（三）全社会广泛参与
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割裂开来的单独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内容，需要融入各方面具体工作之中。经济工作，要解决的是发展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路径，也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路径存在差异。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以最大限度赢利为目的，以生产要素的耗费为基本动力。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根本目的。因此，习近平指出：“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P18)由此，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全社会的一项基本工作。通过全社会广泛参与，使意识形态工作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西方国家与我们争夺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他们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使我们的青少年崇拜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瓦解社会主义信仰之基。因此，习近平特别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重视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在加强思想政治课建设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的要求。他指出：“要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不断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P344)通过“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的建立，将理想信念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和社会实践全过程，嵌入科学、文化、知识、道德和行为养成教育全环节，构建教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整体育人机制，推动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五）全面落实责任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能不能够得到落实，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认真履行职责，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进行谋划，认真进行部署，认真进行检查落实。由于意识形态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在现实中，如果不着力强调，就很容易被虚化，习近平提出要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此，中央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责任。为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习近平提出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巡视巡查工作，他指出：“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工作安排，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1](P24)由此，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巡视巡查的一项基本内容，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党委、党组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组织和管理责任的落实。
【基金：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FJ2020ZTB004）】
（作者：田恒国，博士，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0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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