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资本逻辑批判始终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锁钥。随着资本垄断化、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跌宕起伏，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人的发展危机日趋严重，当代资本表现出增殖逻辑整体强化、扩张逻辑持续加强和物化逻辑愈加凸显的嬗变图景，亦不断滋生出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因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单一的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完善为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筑牢了强大制度保障、为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由单一的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到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深化、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40余年改革实践的检验已经基本定型。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我国超越资本逻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立足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明晰当代资本逻辑的嬗变图景，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何以能够超越资本逻辑，进一步认识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
一、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锁钥
深入马克思批判思想史即可发现，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国家哲学”“法哲学”加以批判，到撰写《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开始将批判视野转向工资、地租、雇佣劳动、私有制和资本等更具“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问题，再到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形而上学”展开批判，直至《资本论》的诞生，马克思批判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在《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对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与资本运动逻辑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系统阐述，提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及再生产理论，阐明了资本“只有生产剩余价值”才能生产自身，因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演化运行的内在规律，科学地重述并深化了《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必然超越资本主义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所以，对资本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就深刻地剖析了商品二重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这清楚地揭示出商品二重性的根源——物化了的劳动二重性：人的抽象劳动物化为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物化为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价值就是“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他强调：“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则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是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象化活动即具体劳动，将外部自然改造为满足自身需要的“合目的性”的存在。这表明，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即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内含于商品二重性及劳动二重性之中。也就是说，劳动的交换乃是商品交换的本质，并构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
正是从商品二重性入手剖析出劳动二重性，马克思以科学的姿态揭示了被商品二重性遮蔽的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指明了资本并非超脱“现实的历史”却能够付诸感性直观的具体物品，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种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前所未有地破解了资本“存在的秘密”，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系统性批判。需要强调一点：马克思从未直接使用过“资本逻辑”这个提法，他一般是用“资本的规律”或“资本的趋势”等字眼来表达相近之义。因而，所谓资本逻辑，简言之，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得以体现。资本逻辑主要是由资本自身的规定和本性决定的，只要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必然发挥作用。
如前所述，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其首先表现为实现价值创造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所以，在资本的逻辑中，它既能够借助物的力量塑造文明，又必然借由一定的生产关系追求价值增殖。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的伟大历史意义，赞扬资产阶级在其不到100年的统治中创造了过去一切世代都无可比拟的生产力，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过去一切形式的生产方式“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他深刻分析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核心逻辑，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这里的“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实际上就是指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他进一步强调：“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这意味着，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资本家这一“人格化”的资本必然不遗余力地奴役、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和发展生产力。但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又不可避免地受限于生产必须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本质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有限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便成了生产力无限发展的桎梏，资本逻辑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也就成为历史之必然。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视阈下的资本逻辑指称的是以私有制为根底的（私有）资本逻辑，它与我国正在建构和发展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资本逻辑决不能等而论之。虽然二者在商品二重性、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上存在相通之处，但究其根本，（公有）资本逻辑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对（私有）资本逻辑的克服和扬弃，具体体现在合理的资本存在样态、理性的对待资本态度、高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有效的资本驾驭方式等方面，并集中反映于“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
事实证明，资本逻辑批判始终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锁钥，马克思通过这把锁钥使他的学说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之维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得非常准确：在马克思思想中，“从未失去当代意义的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经济模式的看法与他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不断集中、不断制造危机和不断自我改造的运行模式的分析”。这启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逻辑的嬗变图景，才能深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何以能够扬弃和超越资本逻辑。
二、当代资本逻辑的嬗变
循着马克思的批判视界，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资本逻辑展现了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巨大威力，但追求价值增殖始终是其不可动摇的根本目的。这使得资本必须无休止地扩张，并不择手段地把人物化为屈从于它的奴隶。因此，资本逻辑必然表征为增殖的逻辑、扩张的逻辑和物化的逻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强化，共同构成资本的内在“硬核”。现阶段，随着资本垄断化、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跌宕起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人的发展危机日趋严重，当代资本表现出增殖逻辑整体强化、扩张逻辑持续加强和物化逻辑愈加凸显的嬗变图景。
1.垄断化、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增殖逻辑整体强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追求自身增殖是资本不变的本质，是其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变革生产，不断地突破行业之限、地域之限、民族之限，不断地开拓市场、掠取资源和发动战争的因由。在资本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发展，已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演进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化、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构成了资本增殖逻辑不断强化的关键机制。
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为西方发达国家肆意掠夺、压榨和剥削不发达国家大开方便之门，使这些弱小国家逐渐沦为它们的原料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与消费市场，让发达国家资本暂缓了增殖乏力或衰退的窘境。此外，在资本逻辑驱使下不断积聚和集中的国际垄断资本已经完成对商品生产、贸易、投资，以及金融、服务、技术和品牌等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各个领域的独占或瓜分，并凭借其在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中牢固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大肆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追求资本增殖始终是它永恒不变的力量源泉、最高宗旨和生命线。
尤其是以虚拟性和投机性为基本特征的金融资本一经诞生，就使得“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正如马克思所说：“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因而“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即是说，金融资本仅仅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它遵循“以钱生钱”的纯粹逻辑，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收益源于对产业利润的大肆掠夺，从而使社会总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能力变得更强，增殖效果进一步凸显。一旦金融资本收益超越实体经济增长，它就可能产生泡沫，倘若不加遏制，这个泡沫就势必随着不断抬升的价格越变越大并最终破裂。可见，一切所谓“金融创新”都不过是当代金融资本为了摆脱国家监管以实现自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工具和新路径，其在沉浸于逐利狂欢的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破坏力更大、波及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新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埋下伏笔。总的来看，增殖逻辑的日趋强盛让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回报率且差距越拉越大，这令资本力量愈加强大、资本统治愈益牢固、资本拜物教愈发膨胀，也使资本扩张逻辑进一步加强。
2.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跌宕起伏：资本扩张逻辑持续加强
缩短流通时间、降低流通费用，这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因为“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概言之，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扩张逻辑始终是相互强化的。
要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就必须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使一切生产和流通都处于不断扩大的运动之中。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资本强制推行雇佣劳动，并打破了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人，使世界上所有生产方式都唯其是从。“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资本“不再固定在特定的民族国家：高度机动的技术和灵活的生产流程意味着资本可以在利润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在特定的地区流出流进。这种地域性的完全开放是资本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的结果，因为只有媒体和通信网络将每个特定的生活世界改造为信息交换的一个节点，资本才有可能得以突变为一个去地域化的超积累体制”。也就是说，在当代条件下，资本借助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合谋”变异为虚拟资本，并以极速膨胀的支配权使自身扩张能力大大增强。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大量扩张，金融资本市场已经遍及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市场即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市场。
数据显示，美国在实行金融自由化后利润激增：1950年时，金融公司的盈利相当于美国国内公司盈利的9.9%，而且这一比率在20世纪60年代从未超过20%，在1990年之前从未超过30%；到2000年，这一比率达到了42.7%，到2005年时，则达到了52.5%。这出金融大剧的幕后导演就是愈演愈烈的资本扩张逻辑，它既催生了诱人的金融泡沫，让一些投机者赚得盆满钵满，也使矛盾不断积累、加剧和激化，导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08年彻底爆发，给了那些沉迷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幻象的人当头一棒。可以明确的是，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突出反映了当代资本垄断化、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持续强化的趋势，再次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局限性，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及其所揭示的规律依然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
3.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人的发展危机日趋严重：资本物化逻辑愈加凸显
资本的增殖和扩张要求其必须片刻不停地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无偿地吸吮“人的自然力”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并采取转嫁竞争压力、压低工资等一切手段，使工人阶级越来越“自由得一无所有”、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属和资本的附庸。这必然导致劳动力、人格、良心、名誉和身体等属于人的特质的东西，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物化不断加剧，将劳动人民推向愈加贫困乃至“变成乞丐和赤贫”的深渊，造成日趋严重的人的发展危机。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工人持股”“工人参与管理”等改良措施和“社会福利政策”，使劳资关系得到一定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进而相继宣布已建成“福利国家”。于是有人以此为据，宣称马克思揭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是错误的。然而，稍加分析便能发现，任何福利制度都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制约与缓和工人阶级贫困化趋势的力量，但这远不足以撼动资本逻辑的绝对统治地位。所谓福利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饰剥削的温情面纱，是其为了进行隐秘剥削使用的精巧手段。从根本上讲，工人阶级所获得的社会福利收入，都源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创造，绝非资本家的慷慨施舍。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福利国家”不论推行何种举措，都无法扭转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慈善”，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这样评价道：“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
以美国为例：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银行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大量增加政府债务阻止金融体系崩溃，人为地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使无数“僵尸企业”依靠几乎无利息的借款生存下来；加之财政紧缩和降低工资政策的全面施行，到2011年，虽然企业利润逐渐走高，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却连续10年下降。2018年5月，美国联合慈善总会在一份报告中称，43%的美国人已经负担不起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伯尼·桑德斯尖锐地指出：“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收入最低的50%的人群——1.6亿人——的财富之和。”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仍极力谋求彻底废除奥巴马执政时期制订的尚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以为金融寡头继续搜刮社会财富扫清障碍，却声称无力承担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和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无非是为资本获利而执政的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都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只能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导致社会阶层断裂。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
“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发展”使其必然逐渐由“现实”蜕变为“现存”。同样，当代资本在增殖逻辑整体强化、扩张逻辑持续加强和物化逻辑愈加凸显的嬗变过程中，亦不断滋生出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因素。但是，资本的扬弃并非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过程，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活动特别是革命性实践才能真正展开和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单一的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完善为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充分表明我们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中批判地驾驭和利用资本的历史进步作用，从而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和超越。
1.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扬弃和超越了资本逻辑，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作为生产的物质内容，一定的生产力总是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不能脱离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随着资本的不断积聚和集中，过去那些分散的生产过程愈益融合成为密切联系、彼此依赖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也愈益成为由之结成的有机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经营全凭其个人决断，社会产品也全部归其所有。于是，生产形式便同占有形式发生激烈冲突，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一矛盾是无法消弭的。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促使资本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展开残酷竞争的外在压力下，既竭力“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又不断制造新的限制，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和激化。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共产党人给出的回答是：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绝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即是最有力的证明。可见，由资本主义亲自培育起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经提上历史日程。
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还不够平衡、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具体国情出发，决定在所有制结构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巩固和发挥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持续推进（公有）资本逻辑的建构和发展，确保公有制经济在量上占优势、在质上有控制力，不断夯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引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要既着力预防和遏制（私有）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负面效应，又不断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活力，充分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为不断增强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创造条件。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稳健强劲增长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对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作出系统部署，还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等诸多新论断。这不仅为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坐标，更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经济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保持长期向好趋势的制度基石。
2.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扬弃和超越了资本逻辑，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筑牢强大制度保障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必然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迁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宣扬资本攫取利润、劳动获取工资、土地收取地租的正义性和永恒性，主张资本逻辑必将终结历史的论调，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妄想。在历史的辩证法面前，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分配方式，都只是暂时的。
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一论断不仅明确了一定的分配方式总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一环，还指明了分配不是脱离具体社会制度的抽象存在，只有将之置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及其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实质。要知道，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所以，生产对分配的作用是支配性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建构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具有客观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选择。人们虽然能够改变分配的具体做法，却无法改变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要研究分配问题，就不能撇开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结构。
在资本主义社会，居于所有制结构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整个社会必须实行以按资分配为核心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本家凭借资本从社会财富中取走了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利润，劳动者只能获得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价值。在（私有）资本逻辑主导下，垄断资本能够轻松地通过操纵金融市场等手段加快财富流转和集中的速度，而不论何种改良措施对此都收效甚微抑或无能为力，甚至其本身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伪善帮凶，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不断扩大。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能够切实避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整个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开创性地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既一以贯之地高扬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劳动逻辑，强调坚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又指出必须通过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让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传统生产要素及新型生产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还首次明确提出重视第三次分配作用，要求大力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发挥好第三次分配在扶危济困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保证了劳动性收入是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将资本性收入引导到服务于社会劳动的轨道上来，让改革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构筑起强大制度保障。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扬弃和超越了资本逻辑，为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可见，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在原有基础上赓续发展的，而贯穿于这个“先行过程”与“既定基础”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所以，一定社会的经济体制必然具有相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事实上，任何经济体制都不能脱离所有制而独立存在，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亦是如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私有）资本逻辑主导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这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把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圭臬，放任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个体利益最大化，近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资源配置，并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一方面，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提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导致各种矛盾风险层出不穷，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浪费。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宏观调控，但大都是事后调控，政府不过是为私人资本造成的经济危机“灭火”的“消防员”。究其实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都只是为资本家发财致富服务的。
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先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货币也不存在商品交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则属于非社会主义常规之举，而且当时的苏俄也还未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社会主义能否发展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也未曾予以回答的新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大胆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得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真理性认识，历史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其生产和流通的根本目的。这一经济体制打破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思维窠臼，致力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计划与市场、微观放活与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效率与实现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公有）资本逻辑，有力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体系，高度彰显了我们党将“伟大创举”继续向前推进的自觉作为和自信精神。可以看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新概括，既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健全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等举措，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看不见的手”更好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必须坚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原则，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等措施为主要抓手，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为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切实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未有穷期。时隔一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承接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一以贯之地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再次强调要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同时，着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分配方式方面，强调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通过完善工资制度、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和再分配机制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经济体制方面，指明了“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路径，并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新命题。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发扬光大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巍：《马克思视域下的资本逻辑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2]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丰子义等：《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4]顾海良：《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5]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五期；作者：代金平，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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