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再谈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笔者本月8日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建议》，就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根源及克服途径谈了个人的一些见解。最近半个多月，笔者又在网站、微信上陆续看到几篇谈中国教育的文章。如：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柳肃同志的《中国教育之我见》；太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郑强问题的一段视频《中国教育真出问题了》；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同志讲座的一个文字整理稿《终于有人把“教育内卷”讲明白了》；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项贤明同志的《教育问题根子是社会问题》。笔者结合上述几篇文章，再谈谈自己对中国教育问题根源的认识。

 

一、上述几个同志的主要观点摘要

1、柳肃同志《中国教育之我见》

针对中国当代教育主要是赚钱、简单照搬经济运行规律、存在严重的人才竞争现象、普通教育代替职业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即：一，不能靠教育来赚钱。二，不能按经济规律来办教育。 三，教育领域里要摒弃竞争。四，正确处理关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问题。文章谈到教育竞争，不注重职业教育等现象的一个根源时讲了一段话“中国古代就是‘学而优则仕’，现在人们的思想仍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社会现实也是这样，劳心者一切都好，劳力者一切都不好。这就决定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大学是唯一出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现在一说将来只有50%的学生进高中，才有考大学的可能，这就当然等于高考提前了，千军万马考高中。”但该文提到这一点时，没有进行分析，也没有进行批判，而是把它看做正常的必然现象。同时该文谈中国教育改革，动不动就与西方和日本的教育比较对照。左一个日本、右一个日本如何如何。这恰恰是笔者坚决反对的。

2、郑强同志《中国教育问题真出问题了》

中国教育出问题了要找到病根。两句话把中国教育毁了：一是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二是大力加强学龄前教育。什么叫学龄前？学龄前就是不能学，我们偏要搞学前教育。这不是违背教育规律吗？西方国家中小学就是玩，大学玩够了，就开始认真学习，做事特别认真。中国中小学没有玩、不允许玩，被人玩。中国学生中小学期间获得大大小小奥数奖，成人后什么都不能获得了。中国孩子都在上补习班，孩子年轻时都没有创新欲望。中国当今的孩子们都累死在起跑线中，中国教育全伤在起跑线上。

3、杨东平同志《终于有人把“教育内卷”讲明白了》

（1）何为“教育内卷”？教育“内卷化”同时流行的还有“鸡娃”、“牛娃”、“青娃”等热词。其都是焦虑的家长发明出来的。主要针对教育的择校、竞争而出现的家长的焦虑感。

（2）中国的教育焦虑，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性、全民性，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在焦虑，高收入群体也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二个特别糟糕，焦虑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最初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称之为“学历军备竞赛”。

（3）为什么中国出现“内卷”，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呢？有人说是因为高考制度，又有人说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还有人说是独生子女政策。我认为真实根源是整个社会包括家长和舆论，也包教育管理者、校长、老师，都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教育不是竞争，不是淘汰。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所以要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我们国家1986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废止，不再合法了，但为什么过去30多年了，学校均衡还是难以达到？因为只要哪个地方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各大中小城市择校竞争都是如火如荼，因为学校间的差距太大。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城市、农村差别更大。教育经费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因为差距太大，家长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地方教育部门、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作为门面，或者说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它们的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呢？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平衡：生源、财源、师源。

（4）教育培训的本质又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近十多年的义务教育环境当中，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叫课外培训机构。教育培训的实质一言蔽之，就是制造焦虑、满足焦虑。这就是它的生意经，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非常荒谬，教育的成功是终点线的竞争，是不能输在起点。这句口号，把家长搞得非常焦虑。培训机构是围绕商业利益运作的，最后上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是“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5）教育价值观。流行的教育价值观是“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我们对职业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

（6）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职业时代正在到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优质的新的工作，高薪、体面、有趣、前沿、朝气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毕业学校。只要有能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机会，这就是现在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为了社会比学历更重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今天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标准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4、项贤明同志《教育问题根子是社会问题》 

中国的教育改革要摆脱困局，首先必须对教育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清理和辨析，弄清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教育改革很多时候是在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虚假的问题。目前为止，至少三类问题是混淆的。

第一类问题：把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教育改革往往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改革。但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很容易被混淆。社会出现了问题，也会在学校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却把这类问题当成教育问题去对待，用教育的方法去改变它——这是不可能解决的。如高考改革，许多人认为这是学生减负的好办法，这就是把学生负担当作一个教育问题去对待，试图用教育改革去改变。这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中国学生负担这么重？校长老师负担也这么重？很简单，这不是教育问题。中国这么多人口，就业压力肯定大，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必须通过教育来竞争饭碗。强迫学校不补课不可能真的达到减负的目的，因为你禁止不了社会上的各种补习班，即便你强行取消所有补习班，也无法禁止家长在家里给孩子加压。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原因，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原因。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前提。

第二类问题：把管理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教育改革所面对的管理问题与教育问题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管理活动和教育活动也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其性质、理论基础、活动方式等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如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2004年发生在云南大学的“马加爵事件”，看似是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实则主要是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稍微细致一点阅读马加爵事件的材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开展相关教育也有益处，但这个问题本身主要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如果我们的大学生宿舍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合约和投诉机制，学生入住宿舍即签订协约，知晓和承诺在宿舍哪些事情不能做，否则将受到批评教育乃至处罚，并知晓受到舍友干扰或欺侮可以去何处投诉，投诉后又能到迅速有效的解决，那么，这类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三类问题：把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混淆

有些问题属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通过政治手段去解决。如教育均衡也是个假问题。从教育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孩子的智力水平、人格特征、兴趣倾向等都存在差异，因此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到“重点学校”的水平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让学校办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允许孩子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学校，将来成为自己想成为并能够成为的人。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是很难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显然，这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所有办过教育的校长没有人承认教育能均衡，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真正要做到的是学校多样化。提供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这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对以上同志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见解做这样几点简评。

第一，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中国教育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且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其根源。某些方面点到了实质，但都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分析解剖。

第二，上述几文的共同缺陷几乎都是从现象到现象。如郑强同志提出的那两点，仍然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杨东平同志指出“教育内卷”现象其根源是人们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但这仍然是现象，更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没有揭示出来。

第三，找不到真正克服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真正途径和方法。上述几文都不同程度给中国教育问题把脉寻方，但几乎都到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那里寻找灵丹妙药了。这种邯郸学步的方法只能把中国的教育问题继续推向深渊。

第四，基本都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理论分析解剖中国教育问题，也完全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探寻中国教育问题及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二、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层次根源究竟是什么？

党章和宪法仍然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就是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现实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才能真正揭示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中国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而是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缩影和表现，同时，其形成当代教育的严重状况也绝非一朝一夕，也不是简单的一两个原因造成的，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项贤明同志指出，教育问题的根源是社会问题。笔者同意这种见解。但究竟什么社会问题？项文没有指出。因此，笔者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其深层次根源。也欢迎教育界的同仁批评指正！

第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对中国当代教育发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基础上形成了封建文化。固然封建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许多精华内容，至今对中国社会还发生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也从中受益匪浅。但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封建文化毕竟派生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并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的烙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和缺陷。其根本缺陷有三点：第一，是倡导社会的等级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由此导致权力至上观念、奴隶主义观念。鲁迅把中国封建文化看做“吃人”的文化就是把人塑造为奴隶、奴才的主奴性人格的文化。第二，是倡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严重鄙视劳动者特别是鄙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第三，是鼓吹“学而优则士”，通过教育、学习获得个人名利和社会地位。“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金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建立之后，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导致封建文化的糟粕性内容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灭亡烟消云散。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时，它的的死尸是不能埋进棺材里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性内容继续残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对人们的观念及社会生活尤其是教育，发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和腐蚀作用。仅举两例：

例一：上世纪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影片主要描述一个叫做武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受剥削压迫受穷，他把根源归结为穷人没有文化，从小立志要办“义学”，到处乞讨、下跪，后终于办成几所“义学”。认为农民有了文化就可以摆脱贫穷、剥削、压迫。影片放映之后，受到了思想文化界的竭力吹捧。称该片“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后给予严厉的批判。毛泽东说：《武训传》电影“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对其“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从教育理论角度认识这部电影，其宣传的教育本质就是抹杀阶级性的教育。鼓吹穷苦人依靠读书教育就可以获得人上人地位，就可以摆脱受压迫剥削的状况。这难道不是封建文化思想吗？这种思想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生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吗？难道不是封建文件的死尸和臭气对新中国的教育发生严重影响吗？那种一切企图通过读书学习改变个人命运获取功名利禄的思想，难道不是“武训”思想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吗？

例二：十几年前，在中国电视台“百家讲坛”红得发紫的北京某大学那位女士，大讲特讲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作孔子的《论语》。笔者并不反对运用唯物史观剖析《论语》的精华和糟粕，但她把《论语》讲成句句是真理，其典型的等级观念、读书做官、奴才意识，在她口里都变成了“青年人心灵的鸡汤”。2010年她在人民网文化频道与青年座谈“读书在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用？”从一碗米的价值谈起。一个家庭主妇把一碗米蒸成一碗米饭。这碗米就是一块钱价值。小商人把米泡一泡，发一发，做成四五个粽子，就是四五块的价值。大商人把米发酵、加温，酿造成酒，就可能是一二十块钱的价值。“所以一碗米到底多少价值，这是因人而宜。”由此推论，一个的生命也是一碗米，越接近原形态，价值就越低；把自己酿成酒，离原形态越远，价值就越高。读书就是酿造自己，就是养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这种读书观念，实际是把是封建社会读书学习观念与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相互勾结，而构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剥削阶级文化的糟粕性内容的典型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相当多的大学生的“读书价值观”不就是其具体表现吗？正是由于家长、学生的这种扭曲、错误的学习价值观的严重影响，所以才导致前文所举的大量人才竞争、学生内卷、不能输在起跑线等扭曲的社会现象。我们的大学教授竟然在在国家媒体上公然贩卖这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糟粕性的东西。笔者今年初围绕天津一中学老师歧视一贫穷学生的现象，写了两篇文章即《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读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现象和结果》，也是对上述现象的深刻批判。

前面几个同志举到中国教育的一些问题，如个人竞争、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加强学龄前教育、教育内卷等等现象，本质上都是孔子“学而优则士”“读书做官”思想在当代教育的具体反映。而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是在适应和强化这种所谓“社会需要”，并为之推波助澜，特别是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些现象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些同志也提到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但不是作为错误思想加以批判，而是看做必然现象、正常现象，并把它作为教育改革的现实依据，可见我们教育界本身受这种思想毒害如此之深，素质如此之低。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任何所谓“教育改革”只能是越改越乱，越改越积重难返。

第二，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教育市场化”，是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最主要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1、毛泽东时代对封建主义“学而优则士”观念的冲击及其改革成果被彻底否定。“学而优则士”这种典型的封建文化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批判。毛泽东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树立为祖国而学习，为新中国而学习、为社会主义而学习、为革命而学习的志向。毛泽东青少年“改造中国与世界”、周恩来少年时“为中华之掘起而读书”的观念，几乎深入到大多数大中小学生的心中。那时虽然还有升学高考制度，但提倡的就业观念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劳动光荣，劳动伟大”。上大学是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不上大学也是为祖国、为社会主义，工作只是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分。那时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许多有志青年主动放弃高考，到农村和边疆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如文革前的赵耘、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都成为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秀楷模和英雄。毛主席1964年12月26日还把邢燕子、董加耕和王铁人、陈永贵、钱学森等人请到家里过生日。但伴随着对毛主席教育改革的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读书做官”、“学而优则士”等类似观念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比文革之前有过之而不及。

2、“教育市场化”口号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把中国的教育推向万丈深渊。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都有客观规律。文化、教育发展固然与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但绝不是同一条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下，有些人实际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套用来取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这本身就是错误的。笔者写过多篇文章批判之。但我们的一些权力者不仅在经济领域里，而且把市场经济规律的交换原则套用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有人就明确提出“教育市场化”的观点和口号，虽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仍然一意孤行。自此之后，所有的大中小学、各种成人职业教育都程度不同地把赚钱和谋取私利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无论大学建设、还是中小学建设、发展都依靠学校贷款或私人投资。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把教育作为资本，各地私人办学、各种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补习班、培训班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包括中央党校、北大、清华等高校举办的干部、企业家的各种形式的文凭班也是多如牛毛。许多高校的教授、博导一夜暴富。整个社会，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学色交易比比皆是。中国官场近些年揭露的腐败分子，几乎都有高校硕士、博士学位、特别是中央党校的学历。中小学教师课外补课，事实也是教育市场化、商品交换化的典型表现。整个教育界不仅学生之间存在竞争，学校与学校、大学与大学、专业与专业、教师个人之间到处都是“竞争”，到处都是争名争利。整个教育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异化”，都变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知识分子追求真善美的优秀品格几乎丧失殆尽。钱理群教授把部分大学知识分子称之为“精致利己主义”，就是对教育市场化造成的严重恶果的真实表现。实际教育市场化的严重危害性，比上述几个同志包括笔者例举的现象严重得多得多。笔者在职时看到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的如此堕落状况，感到非常痛心。而“教育市场化”，又是与整个经济社会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大潮密不可分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笔者认为，是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导致的教育市场化，市场交换原则已经渗透到整个教育界的灵魂和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犄角旮旯里去了。所有中国教育的严重状况的客观事实，都能够从私有化市场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及“教育市场化”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读。它是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最深层次的经济根源和罪魁祸首。

第三，不同程度甚至完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地位。

毛主席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近几十年的教育改革中，不同程度地忽视党的领导。直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工作中的极其重要地位，这个倾向才开始扭转。毛主席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指导思想二者之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政治体制和组织保障，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则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精髓和灵魂。取消党的领导是绝对错误的，但只有党的领导的组织形式，而没有指导思想的精神和灵魂，这种“党的领导”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在所谓“党”的领导之下推行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正是中国当代教育的危险状况。

例一，党章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数十年教育界各级领导的讲话，几乎都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更不会运用马恩列毛教育思想分析和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至今没有看到一篇这样的讲话和文章。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

例二，所有的大学、学院、中小学都有党委、党支部存在，但笔者发现，不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ABC的基本常识不懂，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教育思想更是一无所知。一谈教育改革发展，动不动就是美国、日本、西方。笔者在职时也接触过多位书记、副书记、校长之类的领导干部，他们讲话、谈话，从不讲马恩列毛的教育理论与思想。今年初，某网站刊载某大学校长谈教育改革的文章，被捧为“堪称最近几年，在大学教育最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他提出了当前中国高校最严峻、最紧迫和最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提出了他自己独特见解”。笔者读后，哑然失笑。这只是一篇揭露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冰山之一角的皮毛似的文章，其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分析之，同时又简单照搬美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根本谈不上水平、深刻，“最振聋发聩”。于是笔者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分析认识中国当代教育问题？》发表在多家网站上。前文提到的郑强同志本身就是大学党委书记，他的视频多次揭露中国教育的某些要害问题，可惜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要求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而我们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却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教育问题。其实不仅教育界，全国各行各业的党委书记和主要领导同志，有几个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分析认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呢？如此政治理论素质和水平，如何教育在职干部、教师和学生学好马克思主义呢？

例三，大学都有专门研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学院和专业，全国几乎所有的师范类院校都有教育学院（原教育系），理应有一定数量的教师研究马恩列毛教育思想及其课程。但笔者发现，许多师范院校有教育学院却没有马恩列毛教育思想课程。笔者记得退休后的2011年，学校师资处找到我，说本市某区教育局准备办教师培训班，开设一门讲座就是“马恩列毛教育思想”，我校教育学院没有这门课，也没有专业教师能够讲授。学校师资处长原是我的学生，知道我在职时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程时讲过马恩列毛的教育思想，就要求我承担这项任务。我经过认真准备，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意义》为题，为培训班老师讲了六个小时的课程。也听一些教育部门的朋友说，其他师范院校也是如此（笔者没有做过详细调查）。堂堂的社会主义大学，不研究和讲授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这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吗？郑强教授谈到美国青少年教育不给青少年增加负担，其实在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中，此类思想比比皆是。毛主席在世时不只一次说过，旧教育制度害死人、摧残人。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现状的严酷事实，难道不能证明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伟大和光辉吗？为什么就不能运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批判中国教育现状呢？为什么那么多当代中国的教育专家谈教育，却没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丝一毫的味道呢？

    

笔者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在一辈子的学习研究中，不仅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深刻，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最精华的内容和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同时其教育思想，也是人类教育思想体系的最宝贵和深刻的内容。尤其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教育宝库中最闪光的明珠和瑰宝。可惜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后代，却把人类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程度不同地丢掉了，把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教育理论也彻底抛弃了。我们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犯罪、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无论是教育界的领导还是学者，如此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教育理论，谈何爱国主义？谈何先进文化教育？谈何为人师表？

笔者一辈子的教育实践感悟和体会颇多，三天三宿都说不完。今天借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表达自己对教育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认识，希望能够对中国教育界的领导和同志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文中一些观点肯定会遭到教育界相当多的领导和同志的反对。笔者认为很正常。笔者希望拙文能够引发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争鸣和深入讨论，促进和掀起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学习研究高潮。也希望对拙文有不同或根本对立见解的领导、学者及网友撰文批判之。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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