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昆仑策
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2021-07-27
【作者按】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 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全文七万多字，《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4、5、6三期连载发表。笔者有意试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写的是20世纪初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笔者试着接续的是21世纪初处于“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驾于它之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编者按】本文经张文木教授最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全文编发。注释略。 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进入末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列宁曾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本文认为21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美帝国”。
一 新冠肺炎，哀鸿遍野，天灾还是人祸 ？ 2020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爆发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合二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 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笔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发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以及随后的北京）。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 公历的8、9月间是犹太历的6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 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咛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27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暴发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美国）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Event 201) ”全球流行病演习；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状肺炎很相似：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止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54，871人。以至有人惊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 2020年6月，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时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 表示，他认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通过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 2020年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 Van Schaik） 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Matthew Bailes） 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的死亡。英国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 Oxford）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遏制”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在这种消极“群体免疫”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东方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对可能造成这次疫情的人为因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2021年1月14日，根据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TOR） ，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证据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 ：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发问：“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月11日，华春莹再问：“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7月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记者会，汪文斌说：“说到真相，我们倒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10月1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追问：“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1月18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4月27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 2021年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杂志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这比美国此前报告的首例病例时间（2020年1 月中旬）早了数周。研究样本发现，来自五个州的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的感染时间都早于所在州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而且这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居住城市都不邻近于美国首波疫情暴发中心——纽约和西雅图。该报告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克里·阿尔托夫博士（Keri N.Alttof,PhD） 表示， 在对超2.4万份血液样本分析后发现，其中1个血液样本 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据悉，这些血液样本于 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而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参与了该项研究。其官网也于2021年6月15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 高利贷帝国主义是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是半是主义，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的风标。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美利坚民族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 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 000亿美元的时期了。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
三 美国的蜕变：从一个向上的正常国家向帝国转变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现实”的了。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即使如此，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黑格尔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全体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沿着这个深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过高利贷活动，但操持高利贷营生时期较长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犹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贪婪的同义词，以至马克思都说：“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 其实，今天浪迹于欧洲和北美的犹太民族原本是一个反高利贷的民族。他们最初生活在中东的西奈半岛：“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丰美之地的称为以色列部落。”公元前11世纪，扫罗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欧亚非的交通枢纽上，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在这条商道上产生了较早的以专营货币为生的商业民族。那时中东一带放高利贷的还不主要是犹太人，相反，犹太人还是高利贷活动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此后南方由大卫的后裔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另立王朝，称以色列。”史称“以色列人的经济比较发达，高利贷活动随之增长，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犹太，到公元前8世纪，穷人也已遭受债务盘剥。”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更是承认高利贷为正当业务。颁布于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认为，高利贷是巴比伦人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法典第八十九条规定贷谷的利息高达本金的三分之一，贷银则达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条更规定债务人如无谷物和银子还债，应以其他不动产作抵。 显然，古犹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贷者，相反，他们是在前基督教时期一直秉持反对高利贷的信念。在古代欧洲民族的教义中，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时代，犹太人是较早禁止高利贷的民族。高利贷（ usury）来自拉丁词汇“usura”，意为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颁布之际，犹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没有复杂的贸易体系；“同为上帝的子民，邻人之间（而非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借贷不啻为抢劫”。 犹太人经营高利贷业务是从古罗马消灭犹太国之后才开始的。公元前64年，庞培把犹太置为属国，受叙利亚总督节制。罗马统治给犹太人带来苛重的捐税和各种掠夺，犹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庙在罗马统治的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引起犹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史称“犹太战争”，对罗马打击最大，这也导致罗马人对犹太人屠城式灭国，此后犹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此后就只能与钱相依为命，钱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国”。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但钱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没人借，这就使得以货币为生的犹太人的需要与实体生产为生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对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越是需要货币，犹太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地位就越高。与实体生产者的需要相反，犹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贷的环境，这就是破产、疫病、灾荒等，最好就是战争，它们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在欧洲的历史中，一旦出现革命或战争，君主们就急需金钱，这时他们就会给予犹太人以比较宽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纪末，“借贷业已经成为法国犹太人最重要的职业”。而且，由于犹太人的借贷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借贷业在各国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190年法国的特许状承认了犹太人放贷业的合法性即是一个证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财政困境，他便“宣布对犹太人的保护，给他们发了许多赦免书，从而减轻了因对犹太人采取的特别经济措施而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在欧洲其他的国家中，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贷者，犹太放贷者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中的特殊阶层。1796年拿破仑为了获得犹太人对其欧洲政策的财政支持，法国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颁布的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五条就规定： 1. 全体信仰犹太教的国民，享有其他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2. 非我国国民但居住在我国国内的犹太人，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这样，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犹太人与及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消失。”但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放高利贷，马克思说：“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对高利贷的憎恶导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由此产生。莎士比亚写的《威尼斯商人》则是这种偏见的文学反映。英国学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银行和银行家》一书中写道：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 这种偏见导致欧洲从古代起直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针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大迫害。欧洲一些人试图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犹太“奸商”问题，事实上这反而强化了犹太人对未来历史特别是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力。 与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罗马对犹太的灭国政策让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他们不得只有将金钱当作了自己的“祖国”并被迫选择了一种与实物生产的民族不同的价值趋向：没有祖国就把钱搂得特别紧，就得把钱当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国家，可以从事物质生产。犹人没有土地，只能从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最不合乎自然”的钱生钱的事业。在外汇市场中，货币对国家是没有感情的，就这样，在现实中，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便与可以随意游移于多国间的货币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赖，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与钱的命运捆绑在犹太民族的品质中打下了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印记。马克思说：“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 凡事都有两面性：高利贷既然出现在人类历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积极性即黒格尔说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贷的破坏作用在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及此相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进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他写道：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 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13世纪至19世纪，犹太人及其商业活动在推进欧洲资本主义过程中成了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积极力量。黎巴嫩历史学者萨比尔·塔伊迈（SabirTaimai） 在《犹太通史》一书中写道： 自13世纪到19世纪初，所有商业城市里的犹太人都参与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发展，随后又参与了企业管理、开银行和控制资本的各项活动。 由于犹太人散布在欧洲的商业城市里，因此，离商业发展的场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会里，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为封建王公们服过务，但却难于从事大规模的渗透和控制活动。在依赖封建基督教而维系的犹太实体的废墟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阶段到来时，继承了理财本领——从事经纪人、借贷和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看到跃上这一时代的领导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刚刚进入19世纪，犹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业资本发展运动时都不曾具有的意识。到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纪给犹太人创造了从事上述活动的许多机会。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时，在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在旧有的封建时期的主宰们中间，出现了掌握着领导和控制权的新的经济力量。犹太人不愿意放弃领导这一重要的历史潮流的机会。于是，他们在各个商业城市中心，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能力。到19世纪初，开始出现新的聚集的犹太社团，几乎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先锋和主宰。 但是，当欧洲“封建基督教”大本营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在新教（对应地也可称“资本主义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犹太族群；换言之，犹太人的商业本性已扩展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普遍品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资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坚持绝对自由——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欧洲皇室则要求相对自由，即资本必须受国家节制。最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以宗教（清教）的名义与欧洲曾和封建皇室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比如英国女皇、拿破仑皇帝等，他们是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决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犹太教的经典《旧约》的“归皈”。 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封建势力”或“新生的资本主义力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再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出来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而这个打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双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圣经》。旧约和新约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 （Marcionism） 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纪最后儿十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 （Neal Riemer） 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这实际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马克思有时称“产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 那篇《不自由，勿宁死》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 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与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与犹太教徒（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却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国家观念-——笔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欧洲霸权后，便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与军工资本相对——笔者注）受到重创，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而强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利贷资本的权仗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可以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贷民族”，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只是从12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的人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重商主义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也无疑地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止这些货币商的政治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从政”欲最先在英国遭到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期间，英国完成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但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反对，后者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则是欧洲王朝国家。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一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神都要退位”。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迁往北美。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五月花号”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理体系。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存，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须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汲取的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度下没有祖国的人群的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资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卸磨杀驴”的恶梦，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心目中的新国家必须是由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还原”。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这时的犹太人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也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 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陆后，皈依于资本和商人的契约精神使犹太裔与非犹裔族群的价值分野——与欧洲相比——变得模糊多了。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犹太人也不像欧洲那样排斥，而是广泛接纳。他们在“民主”“自由”（本质是资本不受节制和自由放任）的旗帜下统一了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的行为而难以获得支持”。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奋斗可以挤入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上层。据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占全国人口2%，但美国资产排名前400名的人中，23%是犹太人。美国资产排名前40名的人中，40%是犹太人。世界亿万富翁排名前400名的人中，15%为犹太人。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更是犹太人云集。包括历任美联储主席在内的美联储理事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2018年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 上任才打破了这个规律），比例接近100%，而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2%。而在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多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曾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 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 女士则在2014年～2018年任的美联储主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太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对美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因而不能忽视的群体。“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来看，美国犹太人都已经爬到美国各社会群体的顶端。” 2006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发表约翰·米尔斯海黙（John J.Mear-sheimer） 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 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 约翰·米尔斯海黙等将犹太民族整体地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一切神都要退位”，当然也要包括犹太人中的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或者说被资本淘汰的人群。犹太人来到美国后很快出现贫富两级分化，与犹太族群相对立的是阶级的划分。清教徒的绝对资本主义实践使犹太人很快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少数犹太美国人进入美国统治者阶层，大多数犹太美国人却被抛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行列。完整的“被压迫民族”意义上的“犹太人”在美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压迫阶级的犹太人——它们已归入美国垄断资本家阶层，而落入被压迫阶级行列的犹太人则与贫困美国人划为一体。 调查显示，在近590万美国犹太人中，约有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人认为这还是相当保守的统计；196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也表明，犹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波兰人。对犹太贫富分化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克雷夫茨（Krefetz，Gerald） 在1982年出版的《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一书中写道：“衡量犹太人贫困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纽约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口。纽约的犹太人构成全市人口的18%，占全国犹太人的21%。在120万个纽约犹太人中，15%或18.42万个犹太人是穷人或濒临贫困的人，而另有5%的人其收入处于贫困和劳动统计局规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间：在这个城市中，总数为24.56万的犹太人，或者说五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潜在的福利救济对象。” 克雷夫茨根据对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发现：“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既是最富的群体，同时又差不多是最穷的群体。”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将“犹太人”归入民族学中的“负面清单”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将犹太民族整体性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合适的。
四 美国的蜕变：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发生了大为模糊，在后面讨论中，笔者笔下的“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一种“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个人奋斗的结果，它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奋斗起来的大货币商们不能重蹈在欧洲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即银行入手：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美国政府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 可以说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合众国银行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至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该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20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不得已于1816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仍为20年。20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财政部）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1853年的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进入20世纪，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过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的储户都涌到了纽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银行危机。为了保持金融稳定，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the Fed） ，以履行各项中央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12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机构。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国民银行）和合格的州注册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Nelson Aldrich） 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当时对《美联储法案》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 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说：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临终时威尔逊无限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而此后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至此，美国主权独立已蜕变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权力，用乔治·沃克·布什的话说，终于被华尔街“关在笼子里”，美国——类似于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 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于很大希望。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2011年9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刻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前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基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务》图表（参见图一），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100%。这说明，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的依赖深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条件下美国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参见图三），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清偿所借债务。从1945-1953-1972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参见图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1972年上任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获利的方式获得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 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洲（大国）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为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这时的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美国外交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后，美国白宫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 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置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就逐渐展开：至20世纪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份就下降，对立性矛盾就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1945～1981年） ，后又转向金融－高利贷帝国（1980～2016年） ，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21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是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是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产品的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笔者），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流通从而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处于离开流通两极的商品，那货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在货币短缺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人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马克思说：“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在“货币拜物教”中人们增值的手段就从屯藏货物转为屯积货币，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时，货币会“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金融”“信用”等现代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洪水期前”的高利贷野蛮本性：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恶习”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被其打倒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广袤的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张扬，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地“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年） 。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到：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几乎成了美国人无条件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我为他歌唱》一诗写道：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资本在美国早期的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国清教信条，将“反抗”“抵制”“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持并为此而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五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20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深刻的是列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 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据统计，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它们拥有140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56亿美元。5年过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为3060个企业，200万工人，产值90亿美元。“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列宁虽然强调了美国，但他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是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成要主宰工业资本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的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仗。让当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而“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从而信用就失去了它的“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就是金融向高利贷“返祖”，金融统治让位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社会生产发生萎缩，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我们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 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随后几年经济基本都处在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经济虽处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恰恰这10年也是美国经济基本都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7.3%。经济的增长为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的停止，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CMC Markets） 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 laidi） 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美国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及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亚洲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求，此间美元指数在1985年2月被推至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的164.72点。如图7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的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地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竞选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见过负担着高额债务同时还没有多少实物产品出口的国家还会过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人们就要问：美国政府用什么可以交换到美国百姓需要的实物的产品？回答是：美元。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国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动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坚挺美元——坚挺就会有高收益，美国大举借债，再转手输送给需要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向美国输送高质量实物商品换回美元外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百姓获得大量廉价生活日用品，过上不劳而获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国对美国产生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贸易顺差积累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外汇储备又将大部分比例投资到了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之上。” 马克思说：“现在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美国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时期开始以扩大金融杠杆的形式向高利贷制度暗渡陈仓。 里根放松银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动资本，理论上说这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众创业”，但在现实中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快车道的中国等国迫切需要扩大美元储备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新释放出来的庞大的货币流动性只投向美元处于优势地位的外汇市场以期获得超额回报，即使投资这些国家的产业也可获得比美国国内更优质的资源和更质优酬低的劳动力。如图11、图12所示： 我们看到1980年后，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利润再上台阶，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金融收益远远高于企业利润收益，“20世纪4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利润在国民经济总利润中的占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长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30.59%。”有资料说明：“美国一个国家自1996年以来，就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再转为支付进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余产品或净储蓄。”“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可以说，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方面。” 在昨天“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现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国人“真正的神”。这个“真正的神”通过“金融”的幌子虚伪过渡，使美国从军工帝国迅速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二）从“G-W-G´”到“G-G´”：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出现及其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生依赖金融遑论高利贷的支撑是不能持久的，毕竟货币只是价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换的工具；而财富，不管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都需要一定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在特定时间内的投入才能产出。这样便与资本化的货币即高利贷产生了矛盾。资本化的货币不同于一般的货币，一般货币是为了交换商品，资本化的化币却是为了交换货币。马克思说： 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货币本只是一种价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个“媒介”短缺时，社会就出现屯积货币以增强商品交换的“权力”，当这种权力成为事实存在时，人们就为增加这种权力用人为屯积货币的方式使自己长期拥有商品交换的权力——本质是占有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样就在货币商之间产生了竞争，竞争又促使货币拥有者从屯积转为直接放贷即用钱生钱。这时货币（G） 使自己增值的对象已不是商品（W） ，而是处于不同利率中的货币（G´） ；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公式从G-W-G´径直简化为G-G´。当这种转换在一个国家中只是处于可控制的有限范围，那只是表明社会经济出现了问题，如果这种转换成了国家行为，那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快速腐朽进而衰落和瓦解的轨道。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马克思说的就是高利贷货币，高利贷货币与一般货币不同的是，一般货币依赖的是商品交换，商品的交换次数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贷货币依赖的是货币兑换的频率，而货币兑换的频率不是由于社会生产状况，而是由于社会破产状况。大破产——最好是国家破产——才能产生对货币的大需求，从而产生货币兑换。里根时期美国经济加速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增强了美国美元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G-G´”即钱生钱成了美国全民的敛财方式。如图13所示： 由图13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发展，亚洲对美元出现巨大的需求，此间美元货币供应总量紧缩，导致美元利率飙升，美国人的个人债务下降，利息支付却在升高，美国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应增长。但这却对美国工业造成巨大的贷款负担，也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潜在金融风险。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1982年拉美经济危机暴发，这几件大事持续刺激了世界对美元的刚性需求，再加上1992年苏联解体，这使得美国金融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次进入丰收期并由此造成美元指数自1970年以来出现第一个高峰，美元指数从80点左右飙升近170点.1992年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又造成美元第二个小高峰，美元指数从90年代初的80多点猛升至2000年的120点左右。（参见图六）这两次美元的大收益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美国经济严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2017年，美国三次产业中对国内生产总值（GDP） 供献率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从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69.9%增至77%。至此，美国经济严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下回到了“G-G´”，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是“洪水期前的形态”：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媒介。在高利贷资本中，G-W-G´形式简化成没有媒介的两极G-G´，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G-G´”即用钱生钱的经济特点是货币成了货币增值的对象，这时货币运动就脱离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质转而向高利贷货币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产和销售条件，而高利贷意义上的货币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坏生产和销售条件，通过瓦解一切实体经济并由此造成有利于放贷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写道：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 对正常的生产国家而言，只有在扩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货币，而高利贷资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实体生产的普遍破产。只有破产、战争和病危等灾害，才能造成社会或家庭对货币的绝对需求。一旦国家经济整体性地进入高利贷陷阱，“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这时的国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贷商人任意摆弄的仆人。列宁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证实了马克思上述结论，他写道：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 事实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在其中大了一笔发横财，这笔横财将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80点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点左右——这是美元自1985年以来第二个高峰。1990年，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博士，原“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扬·捷符尔斯基以忏悔的心情写了长篇论文揭露了波兰社会主义垮台给波兰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写道：“外国资本将廉价接管我国办得较好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价值将采用产品销售的利润额作为计算标准。因为波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所以企业价值的估价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货币汇率比所在国的实际购买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这种货币在波兰的价格又将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国资本出售波兰企业简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国资本想要得到的远非这些，外国资本不但要有权购得企业，而且要包括企业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东西，还要求有权把从波兰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的利润自由汇出波兰。” 列宁上面所说的“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就是变相的高利贷。高利贷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贷资本是通过“销售”货币增值，商品生产和销售可以有生产周期，这个周期决定了金融资本赢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贷资本不能有生产周期，货币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废纸。因此，高利贷不能等待，为此它必须不断创造生产者的贷款需求，这样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产的瓦解和永恒的贫困。于是货币一旦主宰了生产，它就会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纱并暴露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毁灭人类正常活动，甚至屠杀人类的高利贷的赢利本性。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现在看来，美国已成了这样的以经营高利贷为外交主业的国家。今天美国及其外交已彻底商业化了，成了为美国垄断财团牟利的工具。“大多数银行家认为独裁政府挺好”，一位银行家在波兰对《纽约时报》说，“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变之后，必定出现银行家们欣喜若狂的情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向新政府提供信贷。谁都不知道政治体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唯一的检验方式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清偿账单”。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元一旦跌至最低节点，世界必然要发生大事：要么美国与对手妥协，要么消灭对手。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现了战后美元指数的最高峰值；1987年，美元指数跌至底点，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动荡，美国介入失败，美国转手推动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苏联解体造成美元指数自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压缩了美国高利贷资本在俄罗斯的掠夺，美元指数随后大幅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以吃高利息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接近70点。当年美国经济危机暴发，2011年底，美国便暴发了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皮凯蒂分析说： 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 （大约15%） 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体地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 （即1977～2007年） 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就独占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底部的90%人群来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却很让人吃惊：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核对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美国金融史专家威廉·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 指出了目前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将给美国带来的革命前途，他写道：“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已近在眼前。近来底特律市宣告破产，使得退休人士与在职人士之间的冲突越发尖锐。退休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教师和环卫工人——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这座城市在他们急需用钱之际会背弃其对养老金的承诺。遗忘法国大革命是不明智的。” 美国为了挽救美元危机，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了阿富汁战争，结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一旦军事不能控制中东，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寿终正寝。2016年特朗普在军工资本的支持下异军突起——迫使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为继奥巴马之后为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试图用振兴军工生产的方式来扭转美国的颓势，军工采购在特朗普时期大幅上扬：2016年至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项里，国防增长最快最猛：从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从2016至2019年，美国GDP只有知识产权产品和国防两项增长，其中增长最快以及对美国GDP增长拉动大的还是国防。这表明，美国正在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军工帝国主义经80年代后30多年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类与反文明的野蛮军工帝国主义——这是一个经典的“否定之否定”的样本。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管谁上台，如果不发生人民革命，美国都将在军工和高利贷权力交替中走进其苟延残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这个国家就从文明异化为野蛮和堕落。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国家在上升时期，生产性劳动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后来打仗代替了劳动，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古罗马民众则观赏动物表演、看人兽肉搏，这时古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也重复了古罗马的兴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摆脱欧洲的“跟班”身份，以独立的姿态转入帝国主义形态。在此后近80年的历史中，高利贷资本将一个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欧洲压迫的工业化的美国推向一个野蛮堕落的境地，而21世纪20年代初的蔓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随后西方美英等国家默认的基于纯生物学意义的“群体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惨剧，就是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末落性即反自然、反人类、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时代的高利贷多是私人或法人的个体行为，今天的美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不同，与19世纪初的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同，已是一种国家行为。与马克思说的单向贷出的高利贷不同，今天的美帝国的高利贷具双向剥削特的点，一方面紧附在作为民族国家美国身上的国际垄断财团以高利贷的贷入的形式剥削美国和高利息贷贷出的形式剥削世界其他国家。高利息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必须不择手段地向世界贷出美元“产品”，以平衡财政赤字。 从古代高利贷活动发展出的信用制度，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但是，与美国情形相反，只有在国家掌控银行的地方，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和东方的中国，信用制度才能对货币的高利贷本性进行有效制约。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资本在里根时期“控制货币总量”财政政策的天衣无缝的配合下，美国的实体经济尤其工业遭到重创，其结果是美国工业资本屈服于华尔街金融资本，此后的美国已不是“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服从生息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至此，金融资本家在现代文明史上彻底抛弃了货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信用”面具，赤祼祼地露出高利贷“夏洛克”的本质：2000年至2016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33.16%迅速飙升至99.46%；1990年到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从1.05%猛升的89%。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是无底线的，而它的本性又是与自然的和人类的本性尖锐对立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事实上，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发及西方英美等国实行的有失人道的“集体免疫”，也是对高利贷资本本性的证明。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在清教基础上生长出的“五月花”自由原则不受限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并释放出的巨大的资本主义的能量，这种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其结果是“五月花”的自由原则终为它释放出的反自由的力量——美国政府对2011年反抗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中所毁灭。 进入21世纪，华尔街金融财团终于在美国再现了资本的反民主和高利贷资本反人类的本性。现在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已击败并取代了实体生产资本，独占帝国，结果是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不合乎自然”的高利贷被包装成各式“金融产品”后成了世界的时尚。此后美国也从一个反抗欧洲霸权、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国家蜕变为害人害己手持利斧（军工）的高利贷帝国，这个帝国将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推向列宁说的“最高阶段”后又在21世纪初将其拖入末落阶段，将人类送上工业文明的巅峰后又逆向将人类拖入马克思说的“洪水期前的形态”：高利贷配之以生物病毒全球肆虐，使进入21世纪的世界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 进入21世纪的美利坚国家已被末落的资本主义折磨得病入膏肓，可悲的是这时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足够的反思，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美国更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重返欧洲去把早年清教徒在倒掉的欧洲“洗澡水”（即封建主义）时抛出的“孩子”（即国家的价值）捡回来，相反，他们仍将“自由主义”当作不变的教条，被欧洲用诺贝尔奖捧起来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仍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信奉的不二窠臼。 姜当然还是老的辣。欧洲人显然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欧洲人不仅没有提醒反而高调怂恿美国人的自由主义蛮力。2007年至2012年，就在美国深陷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这一时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在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越来越多的各式抗议和占领运动。2021年1月6日，美国大选落幕，就在拜登就职演说前，华盛顿部分示威者进入美国国会区域，国会山自1814年后再次遭到冲击，国会议员被要求就地避难。1月20日，拜登就职典礼，当天，华盛顿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五角大楼部署了2.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加强安保，美国各州也纷纷针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采取防范措施。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为自由“创新”出来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无疑，促成美国上升的不能是一种力量，同样导致美国衰落的也不能只是一种（比如华尔街的）力量，而应当是包括美国各阶层民众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形成的合力促成的结果。1890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一个月后，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特别强调了合力运动的“不均衡”性及其中的“最有决定性”的经济因素。他说：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合力发生发展的过程。 美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美国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摆脱欧洲的民族压迫，仅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继而独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利坚民族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以致于对自己的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自我否定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遑论反思和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压迫，获得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却被华尔街随后绑架至美帝国，盲从华尔街垄断财团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剩余价值瓜分，由此美利坚民族也整体性地从被压迫民族异化为压迫民族。时至20世纪末美国从一般的民族国家经军工帝国主义和短暂的金融化过渡，最终异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利坚民族则异化为美帝国的附庸，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则转化为遭受美帝国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国家。 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由成为绝对也会走向反面。自由为自由所打倒，美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程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从历史合力的视角认识，造成今天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和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受到重创的原因，除了华尔街垄断资本的主因外，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等开国功臣在内的美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没有对美国的上述历史异化（实则是反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抵制，反而参与了削弱美国国家权力的活动，特别是在彻底摆脱欧洲压迫后，美利坚民族几乎是没有犹豫地转入压迫民族，并以压迫民族的姿态整体地参与并推动了美国从进步转向反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总结得好：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列宁说：“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除此之外，从2019年底开始到现在仍看不到结束的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及西方美英等国家所采取的基于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学原理的“群体免疫”对策，向世人表明，进入21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与列宁时期的英帝国主义相比，更带有“洪水期前的形态”的让现代人“非常担忧”和“感到恐惧”的野蛮特性。 比较而言，在帝国主义的诸形态中，最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就是高利贷帝国主义，这就是今天的美帝国主义，“9·11”事件、“斯诺登事件”等所暴露的问题表明，今天的美帝国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为敌，而且还对西方盟国和美国公民保持着高度戒备。2011年底发生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随后几年的日益高涨的美国各地的抗议和占领运动说明今天的美国人民正在反思和觉醒，重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今后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马克思说：“只有在北美合众国（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了神学的意义，成了真正的世俗问题。”世俗问题也就是唯物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 “占领华尔街”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人民运动，已使美国人民族群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阶级的对垒日益鲜明。基督教的《新约》没有拯救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欧洲资产阶级试图在激进从而更加原教旨的道路上推进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他们回归旧约，另立教门——清教，这部分人在北美将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两百多年的不长时间里迅速推向世界巅峰，随后自由的理想又为反自由的垄断所打倒，代表近现代文明核心理念的工业资本为“洪水期前”的高利贷资本所打倒。结果是犹太教信奉的旧约也没有有拯救资产阶级。美国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所有能量得到最充分发挥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理念试验的最纯粹的范本，让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一腔热血竟将他们所属的阶级推到高利贷资本手中。高利贷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不是某个阶级而是整个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阶级属性，它破坏的对象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切国家，它需要的不是某种文明，因为它的存在条件始终与一切文明相对立。今天的美国社会应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 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考虑犹太人解放问题的。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这里，马克思说的“犹太的经验”就是高利贷者的经验。读明白了这些，我们也就明白到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并在宣言全文结尾时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看今天的美国的最纯粹即没有其他制度因素干扰的资本主义实验给世界资产阶级带来的末路窘境，我们也就理解了列宁为什么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资产阶级的解放的必要前提。这样一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前途，也是与高利贷资本家（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G-G´） 相对立的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与G-W-G´） 的前途。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就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末落的标志，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一，在美利坚民族团结一致通过强大的金融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调动了巨大资源、发掘出巨大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潜力，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霸权，而后美国便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整体性地落入军工垄断集团的“债权人”的控制之中；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无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军工复合体”因此无利可图时，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就任之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金融集团又代取代了军工集团，将军工帝国主义的美国带入高利贷帝国主义。 第二，同样的原因，21世纪头10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对中东石油天然气独控权的瓦解，这使美国军工集团势力东山再起，特朗普试图带领美国军工资本家复活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如果世界不能再出现像苏联解体时流出的巨大浮财补偿，美国华尔街金融和军工集团就会分赃不均，通过共和党与民主两党在前台的冲突就会加剧。拜登上台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与金融-高利贷集团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夏洛克”和战斧导弹相结合，这样给美国带来的结果就是日益法西斯化。法西斯是高利贷资本与军工资本苟合的产儿。目前美国正在以极大的惯性向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断崖猛冲。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美国”既失去了正义也失去了道义，它始终在“（军工资本）杀人——（高利贷资本）喝血——再杀人——再喝血”的恶循环中向人类“洪水期前”的野蛮时代加速堕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帝国主义不是富有自由精神的美国人民的选择，而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反动和对美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践踏。 第四，与英国资本主义实践相比，建立在清教理念之上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具有纯粹的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原教旨资本主义理念在“五月花”原则中以不同于欧洲的“绝对精神”得以确立。欧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国家至上，结果是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着宗教和金融。与欧洲决裂的美国人的“绝对精神”则是资本至上，资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在美国得到最纯粹最充分的展现，结果是资本继而高利贷资本反客为主，绝对地控制了美国，为绝对自由而奋斗的美国不幸地被资本主义拉回到了人类的“洪水期前的形态”，美帝国主义反映的是末落阶段的因而是只能靠“群体免疫”来死抗衰落命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 第五，今天发生在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美国的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它是美国历史合力的结果。早期美国人与欧洲人决裂的同时，也忽视了欧洲政教二元冲突对欧洲造成的痛苦教训，以及欧洲人为摆脱这种危害的有益的经验总结，以致美利坚民族对历史的认识一直没有达到欧洲黑格尔遑论中国人的高度。加之美国崛起的速度较快，在高歌猛进时没有时间消化和学习世界各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有益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沉浸在帝国狂欢之时，更加忽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对国家价值的深刻的经验总结，以至黑格尔在美国学术圈里成了美国文人把玩的“艺术品”，这使美国人成功摆脱欧洲的控制后又落入高利贷商人的控制之中。 第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这次从2019年底开始且迄今仍没有见到尽头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已向我们预演出这两种“秩序”的前期场景：前一种场景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群体免疫”理论和政策导致的哀鸿遍野，后一种场景正在中国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人定胜天精神和生命得到平等尊重以及人民的众志成城。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不计利润地迅速投向急需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已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100多个国籍的10多万志愿者参与其中。17个中国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正在得到各国广泛认可。中国加入了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承诺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一支小小的疫苗为世界联结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救助结果向人们展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新世界秩序的光明方向。基辛格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如果接着这句话说就是世界要么迎来更野蛮、更反动、更腐朽堕落的黒暗的世界秩序，要么迎来民主、文明、南北平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全球外交的政策目标要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结合起来，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起来。如果脱离了这些，简单的输赢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在世界的发展不仅仅一个输赢的问题，是赢了以后可以给予人类和世界以什么的问题。不能光索取，不给予的索取是不可持续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今天美国全球退缩的本质，是美国曾给予世界且高于英国工业殖民主义文明的工商自由主义文明（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主导的有利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文明）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的现实问题。而从金融向高利贷的蜕化就是美国文明全面失败的风向标。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哪个大国，如果在未来不能给人类和世界以更先进的文明，那它也消化不了已经或将要获得的战略利益。今天世界急需的是一个新的和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肩上。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来人类新的联合方式，是更高一级的文明新形态。就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后的第三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提出在“人类也苦到了极点”时社会改革和民众大联合的任务，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写道： 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至于这个“民众的大联合”所要采取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预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建国初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曾借《哈姆莱特》（1601年）剧中人物的口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今天的美国人民来说，就是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的以邻为壑的“货币共同体”的问题。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悲惨现实再次让世界人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拖并且必须决断的问题。关于此，1850年，马克思就有预言：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ÉPUBLIQUE CHI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的预言在这次全球蔓延中的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一个世界需要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连载文章结束时对今日中国就有准确的预见并激励我们说：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速向我们接近！向着光华灿烂的前景，我们正在全力前进！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修订发布）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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