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的三大时代背景、五大变革性力量和十大趋势（深度好文）

 

【导语】：“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的重大时代背景。

 

作者 | 陈昌盛 许伟 兰宗敏 江宇

 

 

疫情影响长期化、数字化转型加速、“边界”冲突重构调整、中国崛起和欧美主导此消彼长、对国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内外部发展呈现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国际经济循环大调整、治理机制加速重构、国内经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升级、经济社会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要素布局网络化集中化并重、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提升、非经济因素对开放的影响突出、收入分配改善关键窗口期显现等十大趋势。需要立足国情实际，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谋划好“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开放经济和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强化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动经济尽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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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时代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3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明显。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400年，在当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低点，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美国对中国遏制逐渐升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同美国日趋接近。2019年，中国GDP接近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从历史上看，GDP超过美国60%是一道红线，苏联和日本GDP超过美国60%后，美国都加大了遏制力度，这与追赶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韬光养晦”并无直接关系。同时，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美国还可能选择向外转移矛盾，中国将面临政治、经济、外交、舆论以至于军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在全球生产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在信息技术发展上具有独特技术代际跨越和市场规模优势，尤其是在部分新兴领域已经站在了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许多我们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为现实，使体制机制有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并将加剧全球变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为检验各国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对全球治理带来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曾经数次发生席卷全球的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类似于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和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都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公元1348~1440年前后，黑死病（鼠疫）席卷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欧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生产力水平急剧下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耕地使用范围大大增加，进而促进了欧洲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新兴科技的普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发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医学革命等一系列深远变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纪最严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约有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3）感染，据不同口径统计，死亡人数约2500万~1亿人，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由于大流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结束，因此疫情后的恢复措施同战后经济恢复措施相互叠加，进而推动全球经济重回新一轮繁荣。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防控疫情压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发生新一轮疫情的可能。有专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案出现之前，人类将与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今明两年难以消除，甚至将持续至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下降，全球贸易投资等将遭受巨大冲击。同时，疫情也推动全球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布局、全球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将因疫情影响而加速。

 

（三）百年发展目标“转段”

 

从更长期的坐标系看“十四五”，我们正处于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转段”的交汇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主动权，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级。全面小康实现后，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龄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人民需求结构全面升级。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开放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但同时，我国经济的供给侧还不适应人民的新需要（王一鸣等，2018）。过去一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外部市场扩张支撑的增长方式面临拐点，资源和环境约束触及底线，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依赖导致房价过高，过度依赖模仿和技术引进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中共中央编译局，201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在40余年的高度压缩式追赶以后，需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公共服务不足、腐败问题滋生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下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走的弯路。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推进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弥补市场失灵、改善社会公平、优化公共服务，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之，同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相比，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条件、新问题、新任务决定了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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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变革性力量

 

“十四五”时期，多种作用相互交织促使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其中疫情的冲击、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边界”冲突加剧、大国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对国家能力的期待增加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成更趋复杂、更加多元、更多变化的发展特征。

 

（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加速调整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暂停乃至经济深度衰退，将引发国内外经济格局变动和结构调整，是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变量之一。

 

从挑战来看，为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各国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离、关闭工厂、封城以及封国等多种措施，致使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陷入停摆，经济大幅衰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积累。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国央行大幅扩表后面临的各部门债务激增、通货膨胀飙升、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实体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乏力，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陷阱。

 

从机遇来看，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短板和弱项，促进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催化了数字经济和线上模式的加速发展，实现了所谓“创造性破坏”。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进行了更深入的评估，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同时，疫情影响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而只是暂时被抑制了，疫情后我国可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加速改革开放，加快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数字化成为主导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

 

传统部门生产率低迷的同时，数字化进程推动着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产业组织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防疫的压力为线上线下融合、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了强大外部动力，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走向前台，将大大促进新消费业态的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当代最显著的生产力发展，也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将有条件实现更加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让“人民共建共享”有了实现的渠道；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消费者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比较、筛选、评价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信息技术使得政府更容易收集信息，提高了政府监管的绩效，有利于打造新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信息化使得信息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流、物流、资源流，有利于缓解我国的资源、环境、交通压力，走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道路，这对于作为人口大国的我国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在数字化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同时，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未来围绕信息化的技术、资源、标准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数据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前沿。

 

（三）“边界”冲突与重构成为结构调整新动力

 

在疫情冲击以后，各类传统的技术、要素、国际竞争、产业布局的“边界”发生根本性变化，围绕“边界”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从而推动经济结构和布局加快调整。技术发展的广泛连接将继续突破传统治理和规则边界，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排外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将重塑全球化边界，我国传统的人与自然边界、城乡区域边界、生产安全边界也将加快重塑，经济结构和布局重新调整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从国际上看，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和规则边界，要素和产业组织的高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围绕数字经济税收等方面新的规则制定成为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全球化出现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与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区诉求冲突更趋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挟的狭隘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国际共同价值观，逆全球化倾向进一步上升。产业链布局边界更趋明显，疫情带来的停工停厂、港口关闭和飞机停航等措施，导致部分零配件供应中断，商品物资跨境运输的成本和中断风险显著上升，供应链布局趋于多元化，经济安全成为各国考虑的重要变量，商品、贸易、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可能面临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产业链布局区域化特征更加凸显。部分多边合作陷入停滞甚至瓦解状态，区域性、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安排更加重要，国家之间边界更趋突出。

 

从国内看，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边界加速形成。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强调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也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在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疫情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大国实力变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重塑推动力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全球经济平衡关系加快重塑。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方面优势，通过不断累积政府债务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同时利用贸易保护、技术垄断、军事和文化输出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劳动和资源的输出地，通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有巨大发展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资源和人口，但由于缺乏稳定政治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逐渐改变了传统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分工也不断发生改变，新的全球经济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同时，近年来，美国接连“退群”，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经济、贸易治理架构遭遇最严重挑战，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不断被削弱，国际经济社会重构进一步加速。

 

（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凸显和强化国家能力

 

疫情后国家和政府作用的提升，将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生重要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代价巨大的压力测试。美国加速“退群”，使全球化加速退潮，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视化”，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家疫情应对期间领导力的缺失，尤其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无序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不足，导致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消退。而我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社会、产业等多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了全球前列。这种对比，显现了市场在面对疫情这种重大冲击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朝着加大政府干预的方向前进，在“后疫情”时代，国家能力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区块链、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微观个体的连接性和行动力，传统治理边界被打破，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更为充分，政府行为也将在更大范围内被审视和监督，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强政府的集中式、科层制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要求日益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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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趋势

 

“十四五”时期，在五大变革性力量的驱动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总体来看，“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模式

 

疫情下全球经济短期面临深度衰退。暴发于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范围涵盖了主要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90%。大多数国家出台了封锁边境、禁止聚集等措施，全球近90%的经济活动在第二季度被按下“暂停键”，全球经济面临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严重衰退。联合国5月份《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2%。世界银行6月份《世界经济前景》报告预测今年全球GDP将下降5.2%，创二战之后最大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末预测全球经济将下滑4.9%，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根据我们初步预测，随着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可能要到四季度以后才能逐渐恢复，全年增速预计下滑3%~5%。而且，在新冠疫苗难以尽快上市的情况下，今年冬季全球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在疫情冲击下，大宗商品、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面临困境，全球贸易在疫情防控措施下出现急剧下降，企业收入下降和新增投资信心不足，全球总需求出现大幅下滑。疫情后需求的恢复相较于供给端存在一定的滞后，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的扰动。同时，疫情使全球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停摆，制造业即时生产和按时交付遭受较大冲击，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汽车、电子、机械、医药等产业面临断链、转链的风险，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短期内难以迅速完成，且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不可逆的变化。此外，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疫情带来的风险甚至将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

 

全球经济难以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局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债务膨胀浪潮，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2019年末达到了243.2%，比2008年末提高了41.9个百分点，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余额累计增幅比GDP增幅高出23.6个百分点。而为对冲此次疫情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这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进一步推高已经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水平。在需求难以快速恢复的情况下，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难以退出，低利率环境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态。而低利率环境通常又会助长投机，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同时，储蓄率偏低、高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僵化、贸易和投资壁垒等结构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强化了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负债、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课题组测算，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4.6%和270.6%，若未来这种模式没有较大改变，203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超过30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2019年，按现价计算，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达到16.2%，比2008年提高9.0个百分点；美国占全球比重为24.1%，略高于2008年的23.1%；欧盟占全球比重为21.7%，比2008年下降8.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达到67.4%，较2008年提高36.1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时期末，中国、美国、欧盟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既反映了三大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变化，也是相互间产业分工位势调整的外在表现。“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分工格局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欧盟、日本仍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预计到203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国际产业循环分工格局加速转变。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了发达国家侧重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占据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的分工格局。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依托生产成本优势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且随着全球化日益推进，生产网络之间的合作联系日益深化，形成了全球以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分工和贸易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服务贸易地位上升，数字产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占比明显提高，跨境投资规则更加复杂，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尤其是疫情之后企业会综合权衡成本节约、企业生态系统和供应链韧性进行布局，本土化、近邻化和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更加强化。原有的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为生产和制造基地、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基地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美国在继续从事研发和高端制造的同时，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生产供给地；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级，并成为研发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参与者；中东、拉美等能源资源生产国将加快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进程，全球分工格局将面临系统性调整。

 

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推动产业分工进一步向产品内分工拓展；同时，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区域间的交易成本，推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布局，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产业链相关主体的连接性，推动生产主体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资源，改变了原有产业链结构，推动传统的链式结构为主向全球网络化布局转变。“十四五”时期，在技术推动下，这种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将更趋明显，产业链环节将进一步细分，生产布局、生产流程更加灵活，生产和消费进一步融合，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将不断涌现。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实施了“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再平衡战略，甚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回流，对传统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尤其是此次疫情发生后，全球保护主义将更加盛行，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流动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全球生产供应网络受到冲击，不少重要的全球产业节点地区，如德国、美国、意大利等生产受到影响甚至停工，全球重要零部件和商品的供应被迫中断，全球产业链格局面临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疫情过后，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分散化、多中心化将成为重要趋势。

 

（三）全球治理加快向多极化方向重构

 

全球化呈现回头浪，国际竞争更趋激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加步履维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视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制裁、汇率操纵、限制移民、扶持本国企业等各种在疫情前就显露的反全球化措施得到进一步强化。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面临重组，排斥现有国际组织的思潮将会出现。在逆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世界大国间合作和竞争并存，但竞争会更趋激烈和直接。

 

美国对我国遏制打压不断升级，世界大国关系加速重构。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对我国遏制打压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向金融、意识形态、制度、军事等更多领域蔓延。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为摆脱抗疫不力局面，满足大选需要，对我国抹黑诋毁、遏制打压行动明显增多，中美各领域脱钩风险大幅上升。面对美国对我国不断升级的打压、孤立举措，有专家认为，未来全球可能会围绕中美两个市场，形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的格局。虽然我国一直保持克制，尽可能依靠国际规则来解决争端，并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但也应对未来的风险做好充足准备。

 

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建立并领导的，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但在全球治理中缺少发言权，随着美国力量持续减弱并主动退出诸多全球治理领域，全球治理体系发挥的作用持续弱化，亟须形成多极合作的新治理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直所扮演的温和霸权角色将被削弱，其领导建立的原有多边国际规则也将会逐步改写。联合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呼声更加强烈；G20逐渐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难以有效发挥作用；WTO改革将是未来一个重大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按其意志重塑WTO，以维护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和获取更大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多边体系更趋碎片化，各国抗疫过程中各自为战，在获取医疗物资、重启经济、维持或取消旅行限制等方面缺乏协调，国际组织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有限，已有多边机制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部分区域和双边机制出现复兴势头，美国牵头推动美墨加协定等一系列多双边机制以进一步牵制中国，RCEP谈判提速推动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区域内循环加强促使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加速，双边多边机制将长期并行。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后世界有可能进入全球公共议事时代。

 

美国加速“退群”，全球公共品供给缺口扩大。随着全球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加快了“退群”步伐。如近年来美国秉持“美国优先”，先后退出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协定与多边组织，近期又决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和世界卫生组织。而且，在此次疫情冲击下，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在此背景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等其他国家可能要承担更多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责任。

 

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回归。新冠肺炎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集体行动问题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在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原有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弱化，对国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朝着加大政府干预的方向前进，去全球化、减少国外供应依赖、将供应链转回国内、推动国内生产循环的呼声不断增强。此次疫情中，欧盟统一行动面临较多掣肘，各成员更加强调国家主权的作用。而且，疫情后进一步防控的需要以及政府权力惯性将使很多国家政府继续保留部分新获得的权力，在“后疫情”时期，政府管理的作用将大大增强。在新的“大政府时代”，对政府能力的要求将会更高，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卷土重来，地方政府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9732美元，位居全球第78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276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的差距缩小至18%左右。依据历史经验，高收入门槛线年均提高1.5%左右。按照我们预测，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约为5.5%，考虑到国民收入和GDP增速基本一致，若同期我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5%，则“十四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可达到5%，同时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因素后，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已经迈过高收入门槛线。这样，即使高收入门槛线每年有所提高，“十四五”末我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后经济增速将回归中速增长平台。2010年以来，经过持续9年的调整，我国经济确立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逐步积累（刘世锦，202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左右。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较2010年增速10.6%下降4.5个百分点，降幅已经超过40%，潜在增速已经接近中速平台。“十四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随着劳动力供给下降、传统制造业进入增长平台期、社会消费行为变化、房地产需求趋于饱和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同时，技术追赶速度放缓、资源再配置空间收窄等因素也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所抑制。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改变潜在增长率趋势，2020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可能会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并于2021年后逐渐向潜在增速回归。综合看，预计“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2026~2035年将继续下降至4%~5%左右。但如果全球疫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将难以尽快回到潜在增长中枢，可能会带动经济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

 

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按我国当前增长率预测，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位次不会改变，但是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按目前不同模型的预测，大多数结果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将发生在2025~2035年之间。根据我们测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这样，“十四五”期间将是中美经济总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关键奠基时刻。美国自1894年起就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GDP占全球比例最高时接近50%，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霸权的物质基础。我国和美国经济总量接近逆转，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重新接近世界经济的顶峰，是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性变化。

 

消费贡献进一步上升，外需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的结束，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业增长进入平台期，相关投资扩张将明显放慢。房地产市场趋于平衡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收窄等因素，将使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在劳动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受全球经济趋势性放缓、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贸摩擦不断强化等因素影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有所弱化。总体上看，消费仍然是支撑“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模拟测算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2025年的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2025年的40%左右，2035年二者将分别达到70%和30%左右。

 

要素驱动进一步减弱，创新引领特征强化。从要素供给情况看，“十四五”时期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减弱，数据、信息、人力资本等新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将继续提升。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正在加快转向质量红利，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38万人年，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9%，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王一鸣，2020）。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五）数字经济引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

 

技术变革加速，数字经济引领作用加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定制化、智能化使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重要性大幅下降，数据、人力资本等要素的作用日趋凸显，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初步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器。疫情后数字经济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大幅强化。数字经济在疫情中发挥了经济“稳定器”作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些新业态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疫情使企业生产、销售、管理方式加速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延拓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疫情使面对面社交活动大幅减少，进一步推动了生活的数字化。工作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办公、网络教学等日益普遍。线上消费大幅增长，网络直播等网络化信息传播成为常态。而且，疫情后政府管理、外交等公共事务也在加速数字化进程，如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改为视频会议等，数字化管理、虚拟办公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十四五”时期，城市化持续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服务贸易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将推动服务需求继续快速增长，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下降，但快速去工业化的态势将得到扭转。预计第二产业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2025年的35%和2035年的30%左右；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升至2025年的60%左右和2035年的66%左右。传统制造业在陆续达到峰值后占比持续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继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下降，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带动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成为主体生产形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广泛应用，“互联网+”、“智能+”等催生的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猛发展，2018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14.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6.1%。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疫情暴露风险管理短板，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将不断加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尤其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仍然存在较大漏洞，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专业治理能力偏弱，区域治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城市规划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不协调，城市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等，亟须健全和强化。“十四五”时期，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我国将大力强化公共卫生、社会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建设，补齐相关短板，医疗卫生防控救治体系将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险救助制度有望更加完善，网格化、信息化、专业化的社区治理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应急管理的组织化、科学化、精准化程度有望不断提高。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社会兜底能力要求提高。“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老年人口占比还将继续提高。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而且，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累计减少2900余万人，预计到“十四五”时期末，还将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十四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将不断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劳动力供给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产生深层次全局性影响。从需求看，老龄化程度加深可能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形成“低欲望社会”，进而使社会消费规模扩张放缓和消费结构升级动力减弱。从供给看，老龄化将进一步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提高劳动力成本，推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加快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老龄化加快还将降低居民储蓄率，预计到2025年储蓄率将下降至40%左右，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老龄化还将加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对“十四五”时期社会兜底能力提出挑战。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将长期持续。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态势虽有所放缓，但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政府债务规模尤其是隐性债务规模仍然庞大。房地产领域矛盾积累较多，并且与金融部门高度关联，存在风险共振的隐患。“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金融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在加快金融对外开放、加杠杆受限和加大处置存量风险的条件下，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易发多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显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风险暴露，防控金融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十四五”时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还要继续，特别是要防范疫情冲击与流动性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国内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相互叠加，逐步化解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城镇化进入下半程，后城镇化时代加速到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过程。1978~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5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0.6%，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估算，到“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到2035年预计将超过70%，届时将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市。根据城镇化的诺瑟姆曲线规律，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城镇化进程将会逐步趋缓，进入后城镇化时代。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和区域的多样性复杂性，我国的城镇化率很可能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在达到80%之后逐步趋于稳定，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在后城镇化时期，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较低，2019年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仍有16.2个百分点，“十四五”时期如何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区域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随着超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外的城市户籍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步伐将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综合快速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将加快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在提高要素空间聚集和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加剧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化。生产要素向高回报率地区集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收缩型城市日趋凸显，通过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发现，中国26.7%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37.2%的县市（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十四五”时期，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不断强化的同时，部分中小城市收缩的趋势将延续，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等重要增长极引领作用强化。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我国城镇空间结构不断优化，19个重点城市群和2个城市圈将成为重要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形成巨大的生产要素聚合效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逐步提高，2019年已经达到28.5%。“十四五”时期，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将快速提升，跨境、跨区域集聚资源、配置资源的能力显著增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条件更加完备。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将明显提升。

 

区域网络化格局基本形成。随着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城际轨道网加快建设，广覆盖、多层次、多节点的综合交通和快速通道体系基本形成，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更加便利密切，生产要素跨区域迅速流动、聚集和转移的条件日益完备，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城市群和基础设施进一步网络化，将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集聚和扩散方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而随着高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间运输成本、信息传输成本大幅下降，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管理将面临冲击，传统的制造环节可能被解构。

 

疫情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综合治理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十四五”时期，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我国将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群为着力点，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新型城市化治理将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支持特大城市、大都市圈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未来将探索建立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治理体制，提升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探索推进区域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推动都市圈内城乡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

 

（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持续下降，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将持续改善。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2025年是我国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的重要节点，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量有望提高到50%，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进一步提高，城市空气PM2.5年均浓度将持续下降。水污染物排放大致在2020年前达峰，随后进入平台期。全国地表水监测的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劣V类比例进一步下降。2035年我国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性好转。全国地级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有望全面实现达标（国家二级标准）。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80%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各项指标达峰后，未来生态环境压力有所减轻，绿色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

 

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资源和能源消耗迅速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8.6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的8.1倍，其中1990~2014年期间，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增加了3倍，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大量增加，2014年工业废物量比1990年增加了将近5倍。这种以资源、能源和环境质量损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透支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带来了沉重的外部性负担。“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主要能源消耗陆续达到峰值，绿色发展逐渐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将重新定义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把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由外部性负担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我国绿色技术和产业优势可能进一步凸显。

 

绿色发展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绿色发展正在逐步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一些改革指向和实施主体明确、措施具体的方案，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的实施，形成了持续、严厉和大规模的环保督察，极大地震慑了环境污染行为主体；《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生态红线划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的实施，增加了认识和评价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全新视角等等。目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资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资源总量管理、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备，预计将持续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全球绿色治理协作不断加强。随着近年来灾难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时间不断出现，参与并改善国际绿色治理合作的必要性更加凸显。考虑到现有各国行动与全球避免灾难性气候所应采取行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极端气候威胁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十四五”时期，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持续深化自身绿色发展进程的同时，将可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将以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为契机，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空间。疫情发生以来，中美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我打压已经从经贸领域拓展至科技、金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国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国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我兄弟国家结盟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在中美摩擦中，美方处于相对主动位势，如进一步采取极端化施压措施，将大大限制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发展空间。同时，中美摩擦短期内虽可能暂时缓和，但已经基本失去重返过去的可能，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我应采取积极措施及早谋划主动应对。

 

疫情后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显现，产业升级的难度上升。疫情管控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下滑，我国外贸和外资都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紧跟美国步伐，对我国对外投资和技术转移进一步加大了限制，我国产业升级步伐被迫延缓，部分对外依赖较大的产业安全性面临挑战。未来美国可能进一步联合西方主要市场对我国进行封锁，管控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进一步限制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控制中国先进技术的可得性，同时在部分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为我国“量身定做”“毒丸”条款，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因缺乏与外部的充分交流而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疫后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更趋保守的形势下，我国企业被迫加快“走出去”步伐，部分产业链外迁压力增大。尤其是疫情后一些欧美国家更加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原本由于我国国内综合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出现的产业对外转移趋势进一步强化，国际供应链布局加速重构，我国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和原料药等行业供应链可能加快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受到持久性的冲击，纺织、服装、玩具等全球份额较高的产品将面临订单减少甚至产业链整体转移的压力。

 

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程度要求更高，制度型开放要求更为迫切。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已进入由器物层面转向规则层面的阶段，对标、对照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动制度型开放，就要求我们有更高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与法治化保障。“十四五”期间，在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将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法治化程度更强，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更加完善，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体系进一步完善；自贸区（港）先行先试作用增强，对外开放新举措更快向全国推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做好加入CPTPP谈判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开启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投资谈判步伐；坚决维护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十）收入分配改善进入关键窗口期

 

居民收入增长将略快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看，近年来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12年以前呈缓慢下降态势，之后逐步回升。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稀缺程度将不断增大，劳动者报酬增长将快于资本收入增长，未来比重将进一步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将提高2~3个百分点，2026~2035年将继续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劳动者权益将得到更好保障。这些因素将共同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模型测算显示，“十四五”期间，人均居民收入增速将比人均GDP快0.5个百分点左右，社会财富积累不断增加。

 

贫富差距持续回升，存在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动态势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缩小，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15年的0.462，但近年来再次回升，2018年已回升至0.468，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迹象。特别是，随着财产性收入占比提高，贫富差距拉大的内在压力较大。而且财富具有累积性，随着财富的不断累积，后来者的追赶难度会增加，存在阶级固化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连续19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后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并转化为社会风险。

 

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否满足，关系到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对于中等收入者的判定标准，存在不同的衡量方法。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标准计算，2008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1亿人，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十四五”时期，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初步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达到8亿人。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将具有由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成长性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有利于提高我国发展韧性和回旋空间，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更趋明显。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影响持续发酵和百年奋斗目标“转段”的历史交汇期，国际国内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复杂变化。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未来的时代主题，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继续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深化，经济数字化特征更趋明显，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多中心化特征加强，全球治理更趋扁平化和分散化，多边机制进一步削弱，全球公共品供给缺口扩大，国家和政府作用进一步显现。同时，疫情短期冲击可能演变为持久性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甚至面临衰退风险。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趋势，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势头强化，局部地缘政治风险凸显，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和极端化，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考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发展的任务和要求也将不断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取得积极进展，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突出。传统要素贡献下降，人力资本、数据、信息要素贡献上升，创新引领特征更趋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产业高端化特征日益显现。要素集中化、网络化布局进一步加强，绿色发展优势更加凸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社会财富积累增加为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格局和基础。同时，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就业民生问题突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仍受制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任务仍然艰巨，人口老龄化加快对社会兜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共卫生、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凸显，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和社会流动性趋缓带来社会风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总体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持续向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更加严峻、更趋复杂的风险挑战，对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立足三个百年大局，顺应五大变革性力量，把握十大趋势，抓住有利时间窗口，趋利避害，转危为机，不断增强对国际环境的加速演变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适应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实施数字化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改善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战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20年第10期，原题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