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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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江：帝国主义本质再审视
2021-01-28
【内容提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将金融资本的统治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核心标志，同时阐明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所具有的二重结构。该著发表后的100年中，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大变化是，随着殖民体系的消亡，二重结构变为一重结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层面的基本矛盾并未根本改变，我们仍然处于列宁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帝国主义新阶段，金融资本统治的具体形式出现了革新和进化，也使得当代反帝进步运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916年，列宁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阐明了金融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任务。有些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列宁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科学性。在《帝国主义论》问世百年之际，这种论调显得尤为突出。然而站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100年前至今，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遭遇的最大现实问题依然是世界体系中的金融资本统治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一统治在结构和形式上的更新，当代进步运动面临着比列宁所处时代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再次从《帝国主义论》出发，根据列宁的基本思想来把握金融资本的本质和变化，对于认清当代世界形势，进而制定新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着重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等级差异的统治结构。什么是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而金融资本的统治，即“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①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②。金融资本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世界的瓜分，就表现为帝国主义。因此，金融资本支配的帝国主义压迫等级制包含着二重体系，又可以称作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或产业分工）体系，一个是世界殖民体系。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反映了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统治方式的多样化。列宁的阐述表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资本将资本输岀作为少数大国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财富，实行经济剥削和统治的主要手段；而在世界殖民体系中，则是少数先进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手段，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集体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对外扩张，既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占领方式，也通过较为隐蔽的经济剥削形式来实现，并且在不同地区其统治手段也有不同侧重。例如，英国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主采取的是经济强制，对包括印度和非洲地区在内的殖民地的统治则具有非常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列宁进一步指出，金融资本瓜分世界的方式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形式，不光有政治上经济上都不独立的殖民地，还有“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即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③。除了半殖民地外，后一种国家形式更多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殖民地”或“经济附属国”。与“领土兼并”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殖民地不同，它们是帝国主义国家或金融大国的“势力范围”，国家性质较为复杂，正是在这里，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在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政治统治与经济控制的分离。例如,阿根廷从政治上来说是主权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金融和商业上却高度依附英国；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本身作为殖民地占有国是拥有对外政治统治权的，但它在经济上同样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而当时另一个殖民争霸中的强国——沙皇俄国，资本主义总体发展水平并不高，且其发展也基本倚赖来自英、法、德等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以及它所体现的经济统治和殖民统治两种方式又并非孑然独立，而是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金融资本对世界各国的剥削，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兼并，客观上扩大了金融资本的经济区域，从而有利于它以对内实行垄断高价、对外倾销的办法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诚然，《帝国主义论》并没有囊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全部思想，但基本上反映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且其统治具有政治上与经济上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二重独特结构。毋庸置疑，《帝国主义论》发表后10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分不同层次的，区分这些层次正是我们认识列宁理论时代价值之关键所在。从帝国主义的整体统治结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世界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国家以暴力方式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领土兼并和人身控制就此终结，由此，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二重结构变为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的一重结构。这既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力量不断壮大，也是因为长期的列强争霸战争严重削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殖民统治的代价变得不堪承受，因此，金融资本的国际政策不再追求将领土瓜分作为其世界统治的另一个基石。与此同时，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从经济上进行统治和瓜分变得日趋重要，也更加必要。帝国主义的两个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也就此划分开来：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帝国主义新时代。但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方面来看，战后以来的演变并没有超出列宁概括的基本趋势，而是按照其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进一步发展。就此而言又可以说，经济层面的统治结构和基本矛盾并未有根本改变。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直接政治统治的消亡，世界经济单极结构反而得到加强。汗牛充栋的文献已经用各种说法来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从最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之后的“由国家垄断到国际垄断”“金融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从不同方面共同说明和印证了一点：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经济统治程度在不断加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的基本判断依然有效。首先，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新阶段本质特征的垄断，列宁的判断依然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垄断，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垄断，则是在列宁所处时代垄断基础上的深入发展。例如，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还通过决定基础利率、将普通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金融化等手段，垄断了分配和消费；当代的金融资本不仅是对一般产业和金融的垄断，还是对世界稀缺和重要资源，如能源、粮食、技术、信息等的垄断；不仅是对货币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同时也是对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而且还是对世界货币（符号）发行权的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美元霸权作为重要支柱之一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在全球空间上，跨国垄断组织不再只是简单地依属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某种逐渐超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不仅富可敌国，甚至对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与威胁。其次，列宁指出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资本输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加重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迅速增长，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地理分布上都远远超过了战前；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投资，也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投资范围从早期的集中于自然资源开发和铁路运输扩大到制造业，最近几十年又扩大到金融和服务业。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甚至大大超过了国内投资的增长，从而成为这些国家逐渐出现产业空心化的一个导因。今天，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私人投资在全球各地已经无孔不入，成为当代垄断资本对外扩张、控制落后国家国民经济命脉的最重要手段。第三，列宁论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帝国主义论》的分析表明，正是金融资本将帝国主义经济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方面是因为垄断超出国界，导致跨国垄断组织产生,将全球范围作为其统一的经济活动场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网在全球密布，出现了国际性的大银行，把全球各个产业联系在一起，加强了生产的集中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20世纪70年代之后不断增强的全球化趋势，其先锋和最大的推动力量正是跨国公司与国际金融组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列宁所处时代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不仅得以维持下来，并且进一步加强。第四，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腐朽性有增无减。列宁认为，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统治结构中，产业资本对银行资本处于依附地位。大部分利润被从事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天才”拿去，从而破坏了商品生产作为全部经济基础的地位，导致整个经济向食利化、腐朽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列宁在谈到资本输出时，重点论述了通过投机形式获利的间接投资，认为以放高利贷和剪息票为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在增长。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更多的投机赌博工具，各种金融衍生品层岀不穷，并过度泛滥，经济繁荣普遍具有泡沫化、虚拟化的性质,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投机也不断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增强。但是,金融投机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这绝不意味着危机与产业资本的发展无关，因为投机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列宁判断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④这表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必然使金融资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主义也将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可见，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最近30多年来在全球范围的肆虐，世界各国更深地陷入金融资本编织的罗网中。
三、来自当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之变与不变，不仅反映了金融资本的特点，也揭示着金融资本在当代统治形式的进化和革新，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列宁虽然正确阐明了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但这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超出了他的预见。出于同样的原因，进步力量在应对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新阶段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境。就金融资本自身的特点而言，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的优势，同时也是其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基础，在于它通过信用制度而形成的对货币资本的垄断占有权，货币资本的特殊性同时保证了金融资本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经济过程进行自由支配和垄断的大资本权力⑤。因而,金融资本可以和私有制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或上层建筑进行结合。在前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以掌握远洋贸易垄断权的商人资本的面目出现，它利用与专制君主、封建贵族共同的海外殖民征服活动，在种植奴隶制与小生产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商业帝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金融资本是资产阶级国家信用制度的担保者，是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同时又是国家证券的投机者，可以说，从资本主义产生伊始，金融资本就与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代金融资本的人格化典型是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所有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地产所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金融贵族”。而列宁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是很大程度与产业投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银行大垄断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推动了世纪之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工业繁荣。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金融化”趋势，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产业投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能够不依赖产业过程而获得相对独立“生命力”的虚拟资本。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金融脱媒的潮流,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绕开了银行这个传统的中介机构，集中到投资机构的手中，因此从20世纪末以来，金融资本在规模庞大和在全球呼风唤雨的机构投资者身上展现了它的新形象。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不仅反映在存在形式上，同时也反映在统治方式的多样化上。如前所述，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就像金融资本可以和产业过程结合，也可以不和产业过程结合一样，只要存在一定的条件，金融资本就可以和殖民主义结合，也可以不和殖民主义结合。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了殖民主义。在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暴力征服行动中，金融资本实际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专制权力勾结在一起：其一，专制权力的殖民征服所造成的政治垄断割据，非常方便金融资本首先实现地域性占领和统治，从而顺利夺取一块又一块新的积累领域，为其市场开辟道路；其二，金融资本所掌握的丰厚经济资源，反过来又为专制权力巩固对内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兼并更多的领土和直接控制更多的人口提供有力的物质工具。列宁区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二重结构的意义在于，指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殖民压迫不能直接等同，正是后者造成了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相比起资本主义的压迫，殖民压迫是更迫切需要消灭的障碍。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反对殖民压迫，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这样，在已经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纯粹的阶级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成为第一位的矛盾，从而促进原本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革命战略方针。如果说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代表专制权力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部分根源，国家同时作为金融资本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合伙人与代理人而存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斗争对象就非常具体和明确——通过推翻专制权力（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或者发动针对领土兼并的武装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就能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动摇金融资本的统治。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途径的原因。但是，金融资本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可以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摆脱直接政治统治并不等于彻底摆脱金融资本的统治。相反，20世纪下半叶，金融资本统治形式的变革使原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与削弱。首先，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不再具有直接性，这使反帝斗争失去了集中明确的对象。殖民体系消亡的一个重大后果是，由于霸权国家的对外扩张不再以直接的领土兼并为目标，国家和政府蜕变为仅仅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反抗和打击霸权国家的政府，只是推翻一个代理人，金融资本还可以重新扶植另一个代理人。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仍然存在，但它转向了以间接的地缘政治控制为主。即便是由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战争，也很少表现为旧时代的列强之间正面、直接的碰撞，而更多的表现为列强扶持的代理人战争。“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哈里•马格多夫语），使帝国主义的压迫性面目变得模糊和隐蔽起来。其次，金融资本主要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进行统治，由此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过去，金融资本往往不得不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一个国家的国门，由于具有纯粹的强制性，很多时候遭到顽强的抵抗；如今，裹挟着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以加入世界市场、实现经济现代化为诱饵，金融资本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世界各国对自己大开门洞。过去，金融资本家通常也是趾高气昂的殖民者，或是与大地主勾结欺压农民的冷酷高利贷者；今天，金融资本则常常化身为能够挽救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于经济崩溃边缘的“施主”，或是能够带来“国际先进经验”的“战略投资者”。过去，血腥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纳贡制度是金融资本掠夺落后国家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今天，通过发动货币战、贸易战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反而能更容易和更大规模地洗劫落后国家的国民财富。再次，金融资本运用多种控制手段，从更高层次上推行扩张。金融资本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进行价值观输出，不仅利用经济控制而且也利用思想控制来创建与扩展它的附属组织和人群。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政府，控制着三大国际金融组织，也控制着落后国家的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及一小撮所谓精英，包括买办政客、富商巨贾，以及受其思想影响的媒体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本国鼓吹和推行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路线，为国际金融寡头的大肆侵入和掠夺推波助力。更为重要的是，金融资本有效地利用了技术革命和科技进步。20世纪中后期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产业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投机赌博工具更加多样化，债务市场规模更大，金融资本灵活度更高，对产业的兼并垄断程度更高，金融控制的渗透性也更强。并且借助“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物质外壳，投入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经济网络仿佛就代表着进步的方向。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前，任何国家，尤其是本就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都不得不俯首就范。任何反抗金融资本运行和剥削机制的举动，都被看作是违背经济规律和落后保守的。因此，“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治理机制，方便金融欺诈的“金融创新”，推动地产垄断和投机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运动”，贱卖公共资产和危害国民经济命脉的私有化、自由化，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和万能灵丹，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受追捧。这就不难理解，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赢得了民族独立之后，却没有取得经济独立，反而自愿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并且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加深其依附性。这也是为什么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学者，都将中心国家资本如何控制和掠夺边缘地区看作是帝国主义问题的核心。综上所述，由于压迫的直接感知性和压迫者的具体性、集中性，推翻政治统治并不难，当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却隐遁于无形，找不到具体面目，没有统一载体，且披上了“发展”的外衣。按其经济逻辑行事（以利润为根本导向、私有化、金融化、资本输出、不平等贸易）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国家都会成为强化这一统治的一环，哪怕并非出于自觉自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帝国主义新阶段，金融资本并未遇到任何有效的反抗。自20世纪“大萧条”之后规模最大的金融—经济危机于21世纪初发生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世界金融垄断统治集团虽然遭遇了不小的挑战，但至今仍然屹立未倒，对于21世纪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时代危机。列宁指明的金融资本统治的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终结，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统治结构和统治形式的重大变化，我们无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话又说回来，“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也是列宁所期望发展的未来，正是在这一资本帝国主义形式中，纯粹的阶级关系得以发展起来。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被奉为唯一意识形态的野蛮压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直接和具有更全面的内容。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在全球的加强也必将把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卷入这一斗争的漩涡中，其中包括那些重新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很多人的断言相反，“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是逐渐消逝的过去，而是不断拉开序幕的未来。尽管这一未来的到来，还有许多复杂得多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需要去清理。面对古典帝国主义，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更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但焦点需要明确，最根本的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而是针对金融资本支配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基于此，新时代的反帝斗争和运动只有更新其观念、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对于21世纪的进步力量来说，时代的任务必然包括以下内容：在疾风骤雨的武装斗争之外，努力利用和创造更广泛和灵活的社会运动形式；除了反对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控制，更要反对代表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强加的“全盘市场化”宿命；同时逐步实现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经济上的联合，用平等、互助、合作的世界经济体系，去代替由一小撮私人垄断者和食利者通过不平等国际分工和贸易构建的世界经济体系。[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陈人江、余斌：《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3]〔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洛佩斯•赛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下），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5]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3.[6]John Bellamy Foster, The Imperialism World System: Paul Baran's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fter Fifty Years, Monthly Review,Vol.59,No.1,2007.①《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③《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④《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9页。⑤陈人江、余斌：《金融寡头何以能掠夺和统治社会——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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