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 ——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研究策论

许光伟：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 ——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研究策论

2021-01-15

【作者按】该文选自笔者“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策略问题研究”第四、五两部分（即结论部分）。系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暨列宁诞辰150周年专稿。期待藉由这个专题深入阐述恩格斯与列宁基于“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性质及其对当代社会主义所发挥的巨大指导作用。在历史道路选择上，马克思是高度的历史论者；在向“未来社会”进军问题上，马克思是“科学的唯物史观”论者。二重意蕴的统一则构成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予以坚守的原则。具体而言，马克思早年持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以抵制和纠正乌托邦的“空论社会主义”，这可看成针对资本历史本位的“国家过渡本位论”（在规定上称为“国家本位II”）；晚年根据对东方社会的观察，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命题，实则是肯定了和土地历史本位对应的作为扬弃意义的“国家本位I”。相比“国家本位II”，其不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而首要是“建设的社会主义”。这些系统性思想为恩格斯和列宁在其活动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验证，留下宝贵的理论财富。该专题依据“国家本位I”“国家本位II”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行了精心论证，可谓“同谓之玄”。作为对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科学总结，探索性是第一位的：所谓“生僻概念”并不陌生，乃“范畴生产知识概念”也，对任何的概念均不应预设定义，而必须依据历史本位的“范畴”严谨做出规定。全文依据史实说话，绝非倚靠什么“新”的概念或思维创设。大道不孤，当前对经典作家思想的把握与应用，委实是防止那种搞切割的做法。通过制造经典作家之间的所谓“对立”，其意图就在于试图瓦解他们的共同事业，尤其在当下是要警惕“去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屠龙术”！是以该专题尝试了一种学理化的“逻辑模型”，做必要的文本呼吁。

（一）

任何生产方式均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定。据之，可将自然历史过程从发生机理和唯物辩证法认识属性上分解为：自然过程（表征“生产力”规定）和历史过程（表征“生产关系”规定）。于是，唯物史观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实际对应了两个层面的工作关系：（1）劳动二重性——属性的互系，以及（2）商品两因素——关系的对峙；前者代表系统相生的过程，后者代表系统相克的过程。这样可将自然历史过程之自然过程内涵进一步确定为是“生产力及其复杂性系统的发生”，相应，将自然历史过程之历史过程内涵进一步确定为是“生产关系及其复杂性系统的发生”。“以此观之，生产力（自然过程）与生产关系（历史过程）相生相克关系中就包含有‘劳者－官者’‘劳者－资者’双重阶级矛盾的关系（可谓‘一体二重’）。”【许光伟.《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6）：5-31.】

然则，可以对比“共同体－国家”及“商品－资本”社会形态发展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是其必然的反映形式）：

以“自然过程（阴）→历史过程（阳）”为经（图1以水平方向表示），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之间构成发生学意义的母子关系；同时，以“社会的历史过程→社会的自然过程”为纬（图1以竖直方向表示），这是在母子关系结合体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来的“体用关系”，——盖因自然过程（生产力）是“相生的系统”、历史过程（生产关系）是“相克的系统”。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把“有用劳动和身份劳动”——分别代表劳动的物质身份性和劳动的社会身份性，相应称为“体现在共同体生产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许光伟.《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6）：5-31.】

经济结构不外是竖立在劳动二重性发生路径之上的一种特别的“体用结构系统”，但它们拥有了截然相异、又内在联系和共有“同一原理”的不同历史逻辑。

（二）

按照认识论来看，唯物史观似乎展示了两条道路：“列宁－恩格斯”（图1的关系示意：左“主”右“从”）以及“恩格斯－列宁”的道路（图1的关系示意：右“主”左“从”），并且如上指出，似乎它们是“对立”的。这是把唯物史观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仅仅作为认识本体，从而割裂了辩证法的工作统一性，是没有认识到：在两者关系上，“合”是前提，“分立”乃是历史作用过程和表现。自然过程→物质形式→社会过程→历史形式，于是自然历史过程必须视为自然过程基础上的“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需注意：阶级斗争从来不是外在于这个过程的因素，而恰恰是内在于该过程、决定历史进程的一个工作规定。归根结底，无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抑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以此观之，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要综合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建设”也必须结合一体予以规定；一言以蔽之，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建构形态本身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另一种意义的表达。

【注：需要知道，“在前资本主义中，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分配和对直接劳动者的支配都主要依赖于各种超经济因素，经济结构虽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通过各种超经济因素发挥出来，因此不具有独立性。”“总之，社会生产力始终都对历史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中，生产力都可以直接通过经济因素来表现出它的这种作用（这种情况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程度时才会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或在它发展不够充分时，它可能会通过各种超经济因素来表现这种作用。”（陈广思：《结构、权力与方法：论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因而无论如何，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同样作为“原理”来看待，它不仅仅是“革命的策略”，这样就统一了民族与世界关系域的国家范畴。

生产关系是统一的。尽管如此，在统一的劳动二重性意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路径上，在面向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进行过渡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道路的分歧”。尤其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系统对立”引发人们在认知上的分歧，触发持久争论，并且，“生产力标准”愈被神秘化，共同体本身作为“原生关系的类型”就愈被严重忽略。是原理服从策略，还是策略服从原理？这显然不会是“辩论赛的题目”。于是不同于这一观点：“在此意义上，经济结构就不是由两类生产关系按某种比例结合而成，而是由具备了两种不同功能的同一生产关系构成的，这两种功能分别占据不同的比重。”【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7】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退与进上，列宁再次显示出大智慧，实现原理与策略的有机统一。“退一步”，实行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同时“进两步”，“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大工业得到足够发展的情况下必须把农民小生产改造成社会主义大生产”，“是一个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夏克强.1978-1999年间国内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研究述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44-52.】因此，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退一步，进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23-526】

（三）

然则，设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公有制是它的内容）以“计划”为本体范畴，如上指出，那是基于民族与世界统一关系的“国家行动”（由生产目的本位要求所决定），是亦原理亦策略的工作本位规定。盖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市场是资本关系上的“范畴”，计划仅仅是“手段”；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形式的“本质”是计划（本位），所以，它除继续承担手段规定以外，必须同时是“目的范畴”。只不过在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发展阶段，市场和计划的矛盾尚处积蓄期、在形成中，计划还不能成为被社会认可的主要或领导性的“经济在场者”，更不可能是“唯一在场者”了。

【注：就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历史客观发展而论，“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就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有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一面，又有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一面。所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不应该急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应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把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赵家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否能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列宁思想的比较》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尽管如此，计划应作为公有制的实现范畴和内在调节的规定性予以对待，其将促成以产品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使在生产目的上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颠倒”通过“决定论”来获得解决。这将极大启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理论与实践。“国家本位”作为身兼文明、建构形态两重工作性质的理论实践规定，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取和无产阶级专政合而为一的内涵）必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进入“所有制”，作为其内在成分，并发挥“体用合一”的领导功能。

如此看来，中国范畴需要在“所有制”上有重大突破。盖因这是个亦民族亦世界、亦共同体亦国家的综合规定，盖因这个存在者规定（国家＝所有制关系）主导了当前人们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讨论。如前文论及，所谓计划、市场：既是所有制意义的经济形式，又和特定社会制度相联结，还是一般工具如资源配置工具和系统目标分解工具的规定；这决定需要建立围绕“历史范畴”之所有制形式本位的通盘考察，任何脱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规定）显然是“概念乌托邦”。深层次看，所有制究其实质乃是“共同体社会”事的规定，即是“劳动过程范畴”（共同体本身并入所有制的规定）和“生产方式范畴”（国家乃是所有制的内在成分）。由此在外表和实现机制上，所有制分别采取产品的形式、商品的形式、市场的形式以及计划的形式，其决定资源配置的具体领域归属。马克思所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四）

走出本体论的意义锁定，以“完整的唯物史观”工作概念指导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学需要作为“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的“价值理论”进行双重建构。一是以“计划”，二是以“市场”；前者针对于结构机理的研究（生产波动管理），后者针对于和结构机理伴生的“数量机制”研究（经济波动管理）。可见，正是由于计划本位和市场本位的并存，导致资源配置的“特殊分类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意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形成的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刘学梅，郭冠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经济学家，2019（12）：14-23.】【孙立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战线，2019（7）：83-90.】其也透露这一信息：“出现了一种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的新主张。”【周文，代红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与成效[J].人文杂志，2020（2）：53-62.】

然则撇开理论争议不说，纯粹的策略行动依然难以奏效。经济学在当下仍然必须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反映的正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为此，我们也仍然必须像列宁一样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告诫：“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人民出版社，2009: 26.】

在这个阶段上针对经济特性与功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但社会主义原理必须体现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一般结合，从而对“生产关系”的表述更需发挥本土化思维的智慧支持。社会主义的阶级格是重建共同体意蕴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阶级格显然就是“资本”，——这是全部含义的“姓社”“姓资”理论问题，同时表明基于东方社会语境，唯物史观工作路径遂得以澄明化，获得意义上的一种“新诠释”。

（五）

须知，恩格斯和列宁不是改良主义、折中主义者。所谓“恩格斯与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在于不局限于经济对政治的关系，而引导认识深入到所有制对生产方式的关系中去：与其说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经济指标高质量”，毋宁说体现“所有制高质量”。生产方式不会自己说话，生产方式是通过自然历史过程判别自己的“生产力”（自然过程）和“生产关系”（历史过程）分别所处的不同状况的，决定其是否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形态选择包括具体经济形态的选择，从根本上说，都是依据“生产方式矛盾”进行的，——无论如何描绘这种矛盾性，最终规定性只能由反映在劳动二重性内部的矛盾来归结。

【注：“以商品生产为例，即是说，社会发展形态意义的最高矛盾规定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不可阻挡的生产社会化内在趋势的矛盾性，然而基层单元是劳动二重性矛盾，作为客观发生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性与冲突性。它们首尾相连，作为一个工作总体——母子体用关系总体——刻画了矛盾规定性的联系与发展的‘历史道路’。然则在范畴生产上，需要一个统一性的认识总结，我们可以将之合成为意义单元：阶级生产方式矛盾（简称‘生产方式矛盾’），而暂且不论中间的过渡、转化以及各种转折发生的形式。”（许光伟：《<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而东方社会特殊的经济形态形成原理使得以“主体身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关系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相应唯有有效地通过生产关系来领导社会生产力，组织物质生产实践，进行生产革命、技术革命（科学实验）、社会革命，方可历史实现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任务。

【注：有学者据之总结出“生产关系优先性原理”。但这是东方道路特别是中国共同体社会的“原理”，其后转为政策和策略上的规定。什么叫“亚细亚”，实际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这是不能用“哲学＋科学的行为模式”加以思考的。】

“‘发展’不是抽象的无社会目的的发展，‘发展’本身是历史的社会的，因而就必然包含‘为谁、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J].管理世界，2017（12）：1-7.】

言下之意，大力发展公有制是“高质量发展”应有之义，藉以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形态。从而“高质量发展”不是政治的向左向右问题，乃是劳动过程的社会主义文明规划问题（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我锚定”之规定），是经由这一规划发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对民营经济（党领导的私有制经济）的更好领导力的问题。于是依照列宁的看法，这就是生产关系“社会高质量”问题。列宁是“全面过渡论者”。对于面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规划，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时间……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8】

接下来，针对革命队伍中的折中主义者的错误，列宁继续指出：“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4-318】毕竟，“主体关系是工作统帅，统领一切关系，主体关系调节、规制、引导着客体关系。”【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1999（5）：5-22.】

（六）

再看恩格斯怎么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0.】

显然，恩格斯必定同样是“全面过渡论者”。有关于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恩格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选择的前提和事实出发，强调了生产方式运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结合“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根本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维度和生产关系（发展）维度的有机统一。

【注：高质量发展事的本体当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也是它的工作本位的指向性。所谓本位即“事之体”、事的联系、事的机理（引申为“体对用的工作关系”），所谓本体则指示“物之体”、物的联系、物的机理（引申为“体对用的逻辑联系”）。高质量发展的“事物合一”：“物的高质量”“事的高质量”的统一，即在于建立“体”对“用”持续性的工作领导关系，坚决摒除“抽象本体论”。然则，“客观而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前仍处于构建之中，主要因为本位的缺失，未曾明晰本位和本体关系，以及未曾妥善建立‘方法论→理论’的技术研究线路。”（许光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

是故依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仍然会首要地体现于生产力系统的高质量问题（如以“劳动生产力高质量”为前提的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但同时必须明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消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固有弊病，确保国民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许光伟.中华思维学再研究——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兼谈新中国70年的方法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1999（5）：5-22.】

（七）

与此同时，庸俗化的高质量发展研究一方面努力使之和纯粹的资源配置问题相挂钩，把它说成和提高GDP直接相关的经济指标，另一方面则极力打造一个完全脱离性质的“定量分析”，进行“体系忽悠”，要将其粉饰为“求稳定、构体系”的必由通道。但是，离开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如社会主义主体规定（主人翁地位／劳动关系的高质量）——来谈的“高质量”发展究竟是什么？曰调控工具（箱）质量、曰经济动力质量、曰经济结构质量、曰产业（或技术）创新质量、曰经济体系质量、曰产品（供给）质量、曰劳动质量、曰资金质量、曰营商环境质量、曰开放质量，如此等等。在这当中，我们则看不到劳者和官者身份的区分，更看不清劳者和资者在经济分配上的区别，“高质量”似乎是掩盖矛盾的一种障眼术。

【注：单纯用GDP水准衡量的“小康社会”即是如此。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意味着“人本位”经济时代的来临，由其内蕴的“高质量”显然直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即所谓“后小康时代”，不应混同于“以物为本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乃意味着以共同富裕为尺度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以及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远大目标的工作本位的逐步确立。】

又似乎不是“高质量＝劳者（关系）成长”，而是“高质量＝资者（能力）成长”或“高质量＝官者（指标）成长”；结局自然是一团浆糊。试想，当下中国内需不足难道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虚拟金融（如房地产金融）等非生产性活动过度膨胀的结果吗，难道不是由多种直接体现“资者”“官者”诉求的经济因素（如大量以牟利为目的的银行的盲目涌现、资产的大量证券化、大学的过量扩招等）共同诱致而形成的吗？

历史是“矛盾道路的历史”。很显然，高质量发展仍然是解决生产目的的必然性问题，是在“社会的自然过程”这个运动环节实施大手术，通过重塑劳者对非劳者（官者和资者）的能动博弈关系，并通过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劳动者实际之地位、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关怀，从中创造和发掘一种新发展格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是现实具体的规定，——在公有制和资本生产并存状况下，无论从生产力发展的直接要求出发，还是着眼于生产关系内部直接冲突性的解决，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性质均属必然。从而，它的辩证法范畴也应该就是“列宁－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宁道路”现实性的统一。党的政策是“谋全局”，而非“谋一域”；为此必须拒绝庸俗化之路，以“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观”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矛盾的内在事件中解决阶段性问题，把不断增多的阶段性表现、结构化难题推进到不断深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国家治理进程中予以消化解决。

【注】本文原名《恩格斯与列宁：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体——通史原理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策略问题研究》，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P4-17.

【原文提要】关于向未来社会进军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依据“二重意蕴历史观”进行了考察，其卓越的理论思想启发了“恩格斯－列宁道路”与“列宁－恩格斯道路”，引导人们认识把握指导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恩格斯列宁思想共同体”。本着对思想共同体“唯物”“唯实践”的原则，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发掘应遵循“统一辩证法”；沿着“共同体→国家”路径，藉由对“人（本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与“物（本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结构交融的历史系统机理的全面展示，清理出“国家本位I→国家本位II”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理论特质。据之可以发现，恩格斯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道路分殊而原理统一”。然则基于思想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可探究到和历史道路生成运动方向有关的唯物辩证法总原理：“历史总体的个别”对“历史总体的一般”的一般性关系；由于经济形态社会类型依存于所有制这一内在因素的具体历史中介（属性），遂达成“所有制形式本位论”意义的历史世界的复杂性工作异同关系；应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处理好共同体与国家、民族与世界、计划与市场、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辩证认识关系，以 “唯物史观实践规定（国家本位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定格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内在”维度。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资本论》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与实践；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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