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义：高峰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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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义：高峰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0-12-22
【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高峰（1933.9-2020.12.20）】
【编者按】2020年12月20日14时44分，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理论大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高峰先生仙逝。高峰先生1946年参加革命，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1960年9月毕业后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直至退休。高峰教授毕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公众号特出专刊，以表缅怀与哀思。
高峰教授1933年9月出生于湖北，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在近五十年时间里，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重点讲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选读等课程，培养出几十名相关领域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与论文。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天津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学术奖励。高峰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治学原则。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即开始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进行反思，深感其中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弊端。一些学者过于偏重对原著的注释和讲解（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研究则极为欠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也知之甚少。人们习惯于把经典著作当作解释现实问题的最终依据，却很少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料来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相关著作中的少量实际资料大多用作经典作家观点的佐证，往往支离零散，或者出处不明。脱离实际的倾向使理论显得苍白和缺乏说服力，导致了某些人在理论上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即否定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这两种倾向显然都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基于上述认识，高峰教授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就结合教学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积极思考相关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出发，力图用实际资料来检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观察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发生了何种变化，并探讨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原因；他认真参考与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成果，较广泛地涉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派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著，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比较中深化了对基本理论的思考；他极为重视实证研究，充分利用西方国家丰富的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与实际动态。基于此，高峰教授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个理论存在不同理解。高峰教授1983年发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一文，首次采用理论和经验材料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了资本有机构成问题；1991年在《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有关分析。资本有机构成范畴的含义。高峰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不是一个实物范畴。这个范畴的意义，在于它从基本方面反映了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资本构成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因此资本构成的不同水平或发展变化，就能反映资本推动活劳动的不同水平或发展变化，这对于分析资本与它推动的活劳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资本与这个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数量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针对某些学者断言不可能也无必要区别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论点，高峰指出，如果从比较的动态的观点看问题，这两者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异既可以由资本技术构成的差异所引起，也可单纯由要素价值的差异所引起。而这两种不同原因所引起的资本价值构成的差异，有时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对一定数量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和利润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区别这两个概念并非无关紧要。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论证。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论证有两个关键环节：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带来资本技术构成的大致同步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必然同时提高资本的价值构成，虽然不变资本的贬值会使后者的提高程度小于前者。西方某些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证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具有耗费资本和节约劳动的显著倾向，因而并不必然提高资本技术构成；又由于不变资本价值的下降趋势，在技术构成提高的同时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也不是必然的。高峰分两个层次探讨了这一命题。首先，在技术进步与技术构成变动的关系上，他肯定了在微观上技术进步可能存在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和中性型三种类型；但从宏观角度看，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必然具有用资本代替劳动的显著倾向。高峰从劳动力商品数量供给和价格变动的特殊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利益导向、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不可逆性与扩散效应、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劳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这种宏观倾向的必然性；并利用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的长期数据，对此作了经验证明。与此同时，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总是同步的，它们的变动程度可能产生较大差异。其次，在资本技术构成变动与资本价值构成变动的关系上，马克思看到了不变资本贬值对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影响，但这种贬值为什么不能抵消技术构成上升以至于使资本价值构成不变甚至下降，马克思根据十九世纪的情况所提出的论证部分可能失效，后来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作出的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因此，仅仅从理论上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经验上加以考察。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高峰以可得的西方官方统计资料为基础，在详细讨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方法后，对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部门和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近一百年的长期动态，进行了估算与分析，结果发现，以长期统计资料最为详细并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制造业为例：第一，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呈现出提高（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下降（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提高（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长期变动型式。从长期看资本有机构成仍然趋于上升。第二，资本技术构成的长期变动趋势虽然与价值构成的变动基本相同，但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相比，在20年代以前资本技术构成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20年代以后则相反。第三，资本技术构成变动与价值构成变动的相关性以20年代为界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两者的变动方向基本一致，只是变动程度不同；此后这种相关性削弱了，虽然长期看发展趋势仍然一致，但在中期两者的变动方向可能出现背离，即技术构成上升而价值构成下降。高峰从经验分析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从长时期看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仍然存在着上升趋势，但上升的持续性在一定时期可能发生中断，上升的速度也已放慢。这表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仍在顽强地发生作用，但作用的强度有所减弱。高峰深入讨论了20世纪发生这种变化的经济原因，包括生产中不变资本物质要素使用中对节约的强调、不变资本贬值的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积累的加速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等几个主要方面。他强调，在讨论当代发达国家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时，既要揭示抑制资本构成上升的因素，也要看到促进资本构成提高的动力，特别注意分析它们在不同时期作用的强弱和对资本有机构成长期变动趋势的总的影响。
三、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
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之一。高峰在由胡代光等教授主编的《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一书，以及他随后出版的《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和其他论文中，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表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通常被理解为利润率长期朝着下降方向的不间断运动。高峰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复杂经济因素和内在固有矛盾的制约下不均衡地发展的，存在着周期性的和长期性的经济波动。因此，任何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只能在经济波动中得以贯彻。一般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决不排除利润率在一定阶段或一定时期的上升，它不应理解为利润率的直线下降，或任何一个较后时期的利润率一定比前个时期的利润率低。在现实中，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主要体现为资本在经营中经常存在的一种内在倾向和压力，这种压力周期性地被强化，特别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和经济长波的萧条时期凸现出来。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原因。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论证，以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主导作用为基础，强调在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假定下一般利润率仍会在长时期趋于下降。否定这一规律的学者大多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剩余价值率提高有可能抵消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影响而改变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另一些学者则在维护这个规律的名义下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错误的解读。高峰以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为基础，从马克思的方法论、《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以及剩余价值率变动和影响的特殊性等方面，对马克思的命题进行了阐述。与此同时，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左派学者坚持认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并将其置于危机理论的中心地位，但他们对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却提出了不同解释，可分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产品实现困难论和利润挤压论三个主要流派。高峰详细分析了这三种理论，评述了它们各自包含的合理因素和论证缺陷。结合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他提出利润率的决定和变动是经济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综合考察三种基本变量（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合力及其对利润率下降的影响。从长期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或许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从不同时期看，能力利用率下降（产品实现条件恶化）可能成为压低利润率的重要因素，甚至剩余价值率降低（工资份额上升和利润被挤压）也能成为特定时期利润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对利润率长期变动的经验考察。根据资料的可得性，高峰对美国制造业1929年到1984年的利润率和影响利润率的上述三个主要变量的长期动态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深入探讨利润率变动的原因，他把资本价值构成分解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和实际资本价值构成两个变量，以消除名义资本价值构成变动可能造成的错觉，突出了反映产品实现条件的能力利用率对资本利润率的直接影响。结合其他学者更长时期的利润率检验，实证分析表明：第一，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存在着长期下降的总趋势。第二，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60年时间，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显著；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后60年中，利润率的中期波动加剧了，在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出现过三次上升的势头，因而利润率下降已不像前60年那样引人注目。第三，20年代后利润率波动的加剧，首先是因为资本价值构成上升的持续性时而发生中断并且在总体上有所放慢，同时剩余价值率和能力利用率波动的加剧也强化了这两个因素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垄断问题的阐述大多没有超越列宁著作中的观点。高峰在专著《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和相关论文中，借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量学术成果，对有关垄断资本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垄断资本与垄断势力。关于当代西方国家是否存在垄断资本与垄断势力的统治程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都有分歧。高峰的基本观点，是对垄断问题研究上的两种倾向持批评态度：一种是否认垄断资本的存在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或者为大公司的垄断行为辩护，认为其高额利润形成的原因在于企业的高效率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另一种是把垄断势力绝对化或简单化，过分夸大垄断资本的支配范围与作用，甚至认为垄断势力可以消除资本竞争和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制约。高峰肯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实质，指出垄断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经济“控制”获取高额利润。他借助西方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框架，揭示大公司通过市场集中、进入壁垒和默契的串谋等所形成的市场垄断；进而从公司绝对规模、总体集中率和混合联合经营等方面，论述了垄断势力已超出单个市场范围的发展。基于这种分析，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以垄断部门和大公司为核心部分和以非垄断部门和小企业为边缘部分的“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他还指出：垄断势力的统治不能消除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但垄断竞争已成为垄断条件下资本竞争的主导形式；垄断资本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二重作用；垄断势力仍然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它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但会改变某些规律的作用形式。关于垄断价格。垄断价格是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基本手段。高峰论述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高价格、价格稳定性和价格刚性。他同时强调垄断企业的定价仍会受到需求、供给和成本等市场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任意无限提高，在成本大幅度降低时也不可能长期不变。高峰还就垄断价格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看法：（1）垄断价格是指市场价格还是指市场价格的调节者？他认为可同时指二者，但应把前者称为垄断市场价格，把后者称为垄断生产价格。（2）垄断价格究竟属于抽象的价值转化范畴还是具体的企业行为范畴？高峰提出，垄断生产价格属于价值转化范畴，垄断市场价格属于具体经验范畴，不可混为一谈。垄断生产价格作为抽象的价值范畴，不能由企业直接制订和直接被计量；它在客观上对垄断市场价格起决定和调节作用，也只能通过垄断市场价格的差别与变动来表现自身。（3）垄断价格是否是一个包含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的价格体系？我国多数学者给以肯定回答，但高峰认为：如果把垄断企业购买原材料时压低的价格称为垄断低价，必然混同垄断价格与非垄断价格的界限，因为垄断企业向非垄断部门购买投入品的价格，实际上就是这些非垄断部门中小企业出卖产品的销售价格，它们显然不属于垄断价格范畴；如果把垄断企业为挤垮竞争者而采取的低价倾销称为垄断低价，理论上也说不通，因为倾销价格只是垄断企业排挤竞争者暂时采用的价格策略，应属于维持垄断高价的手段而不是垄断价格本身。垄断利润与利润率平均化。（1）高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大量经验资料论证了高额垄断利润的客观性与相对稳定性，进而重点讨论了它的形成原因和价值源泉。他认为，高额利润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垄断势力。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大公司即使具有技术上的高效率和成本优势，其价格也会趋向成本而降低；正是垄断势力的存在，使得成本优势所产生的额外利益能够较长期地留在大企业内部转化为垄断利润，而不是通过最终的价格下降转移给消费者和社会。垄断利润的价值源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垄断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个是存在于垄断企业之外、但通过价格机制等转移到垄断企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2）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是否继续发生作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存在着激烈争论。高峰认为，垄断部门和非垄断部门利润率的系统性差别与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可以同时存在。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彻底的利润率二重平均化的命题，同某些学者既肯定有二重平均利润率又认为在长时期仍会形成社会统一的平均利润率的观点相区别。由于垄断部门之间的垄断竞争与非垄断部门之间的自由竞争，它们各自内部仍会发生资本转移，因而分别存在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形成两种不同水平的平均利润率；而垄断部门中的垄断势力和进入壁垒，则会阻碍社会统一的平均利润率的最终形成。这种平均利润率的二重化正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他还用美国制造业20个大部门从1947到1987共41年的长期统计资料，为此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五、关于当代资本积累的若干问题
当代资本积累涉及的现实经济问题十分广泛。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2期）等论文中对相关重要问题作了探讨。当代资本积累的特征与作用。从积累的直接来源看，企业积累资本的外部来源相对于内部来源，其重要性提高了；从积累的具体方式看，以企业并购为代表的资本集中相对于资本积聚的作用显著加强；从积累的基本领域看，虚拟资本的积累已大大超过实际资本的积累；从积累的地域范围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早已超出民族国家范围，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纳入自己的积累源泉。这一切使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规模与速度远远超过了古典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积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量的扩张，扩大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积累质的提升，使资本日益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两者共同促进了资本利润不断扩大和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增长。同时，资本积累还不断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巨型公司日益加强它们在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产业结构也在积累过程中不断升级，使大资本得以占据技术高地和产业高端，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和产业利润，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地位。其次，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与长期波动，导致资本积累过程在一定时期的中断、倒退或相对停滞，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与波动，也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的内在动力，危机和萧条时期利润率下降的巨大压力可能促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资本重新加速积累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当代资本积累的技术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以工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假定为前提。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积累由于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日趋尖锐，以扩大市场为目的的产品创新的重要性不断加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便可能由于工艺创新这一技术假定的不适当而被颠覆。高峰认为，不能因为引入产品创新而否定工艺创新的技术假定在资本积累理论中的基础意义。第一，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作为技术创新两种基本类型的区别是相对的。工艺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就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和能源等资本品的产品创新；只有纯粹消费品的创新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狭义的）产品创新；还有许多新产品的出现同时具有资本品创新和消费品创新的双重性质。所以不应把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截然对立起来。第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产品创新必须是或主要是能够引发根本性工艺创新的资本品创新，只有这种技术创新才能促进一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传统产业部门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成为推动资本迅速积累的强大动力。第三，即使狭义的消费品创新的市场扩大效应，也必须以工艺创新的生产率效应为基础。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型消费品问世后，都必须通过工艺创新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与价格，才能真正扩大市场。可见，产品创新的引入并没有排斥工艺创新的重要性和工艺创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当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长期波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的长波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三种影响较大的长波理论，即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曼德尔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戈登等提出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长波理论，他们分别强调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经济变量和制度变量。高峰对这三个理论派别作了评述，认为它们与其说是互相对立的，不如说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决定积累和增长波动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资率或积累率的波动，而一旦强调积累率变动的核心地位，即可看出上述三种变量均与积累率的长期变化直接相关。长波上升时期较高的积累率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强大的投资动力，这来自于上升的利润率和乐观的利润预期；二是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产生于重大技术创新群集所带动的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和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三是有利的投资环境，这意味着制度结构的重大变化推动基本经济条件朝着促进利润率上升的方向发展，保证了投资者良好而稳定的利润预期和投资积极性。反过来看，长波下降时期较低的积累率，则是由于投资动力、投资需求和有利的投资环境的缺失。因此，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个理论派别所分别强调的某个变量，而是由经济生活中与投资率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空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财富的本质属性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关于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观点，推导出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认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财富也是真实财富。高峰在《论财富》（《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关于财富性质的两组概念。高峰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财富具有二重属性（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其本质属性的观点。但同时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有两组关于财富性质的概念：一是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区分，二是真实财富和抽象财富的区分。两组概念要说明的问题完全不同。在第一组概念中，马克思强调财富的社会性是为了说明财富的社会形式对财富的运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第二组概念中，马克思则强调只有真实财富（包括产品与劳务）才能进入人类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财富的社会性与财富的真实性并非同一个命题；从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和商品社会中价值是财富的本质属性等论点，并不能推导出虚拟财富（表现为价值体化物和各种价值符号）也是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真实财富的结论。现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的性质。高峰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虚拟资产（有价证券、纸币和信用票据、各种金融衍生物合约等），在性质上都不过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它们作为财富的代表而存在，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即抽象财富，与真实财富有着本质区别。虚拟资产作为财富的代表，只有在和实际财富相交换时才能实现，否则就会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虚拟资产特别是其中的各种有价证券与实物资产的定价机制也完全不同，它们没有内在价值，其价格不过是各种证券预期收入的资本化或贴现值，这种价格可能脱离它们所代表的实物资产的价值而发生剧烈波动，所以虚拟财富的运动也是相对独立于实际财富的。可见，虚拟财富是抽象财富而不是真实财富。虚拟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功能。高峰强调，虚拟资产虽然不是实际财富，但不能否认它强大的经济功能和经济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不仅作为实际经济过程的必要条件而存在，而且有助于促进实际财富生产的扩大、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分散社会经济风险，与虚拟资产运动紧密相关的金融业已成为集中反映和调节整个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同时，虚拟资产虽然是抽象财富，但它具有占有实际财富的社会权利却是真实的。各种虚拟资产可随时按照行情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其所有者所需要的实际资产。但由于这个转化过程受到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加强日趋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资产的发展还为大资本掠夺社会财富开辟了新途径，它使现代资本主义的剩余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大量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经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形式。区别实际财富和虚拟财富的重要意义。既然虚拟财富只是一种抽象财富，因而以虚拟财富的运动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终究不能代替以真实财富的运动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虚拟资产和虚拟经济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它们的扩大应以在总体上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原则。虚拟经济一旦发生畸形膨胀，便可能因过多占用社会资源而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并由于更易滋生投机狂热和金融泡沫而加剧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甚至诱发金融危机而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的大金融资本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正利用金融全球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对此我们尤须警惕。从宏观角度看，只有正确认识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联系与区别，才能引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七、关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
高峰在研究资本积累理论过程中涉及的大量实证资料，使他产生了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兴趣。在专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和相关论文中，高峰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过程中的主要结构变化。这是高峰考察资本主义增长方式演变的一个新角度。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生产率两个方面，经济增长从较多地依赖要素投入量逐步转变为较多地依赖要素生产率的这种增长源泉结构的变化，成为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主要表现与衡量。高峰根据实证资料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演变，表现为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此消彼长。高峰从生产要素的需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创新的条件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增长源泉结构演变的经济必然性。在此基础上，高峰进一步揭示了与增长方式演变直接相关的其他几种结构变化。（1）要素投入量的结构变化：资本投入量的比重上升而劳动投入量的比重下降，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2）资本投入量的结构变化：存货相对于固定资本的比重下降，在固定资本中非住宅建筑物相对于机器设备的比重下降，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生产资料耗费的降低和资本的节约；（3）要素生产率的结构变化：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资本生产率的显著波动，它表明劳动的节约是一种长期趋势而资本的节约程度在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4）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趋于下降，工业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趋于上升，服务业的产出比重相对稳定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高峰还发现，上述规律性的结构变动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而在后工业化的一定时期则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下降，经济中工业比重下降和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等等。他同时对这些新现象的实际含义和原因进行了探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规律对中国的启示。高峰认为，我国解放后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应仅仅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它同时也是由工业化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经济条件决定的。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有：（1）要有意识地促进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结构变化，如提高实际资本／劳动比率；在资本投入中逐步增加生产设备投资的比重、节约非住宅建筑物及存货投资；优化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以提高资本生产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等。（2）必须遵循二元化的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两个“并举”：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提高资本生产率并举。（3）真正把知识的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特别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教育和加强研究与开发的经验。（4）必须相应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决不等于提倡奢侈浪费，而奢华的生活方式与浪费性的生产经营方式是互为因果的。建立节约型社会应包括生产节约与生活节约两个方面。企业并购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集中的主要形式。高峰在他主编的《中国企业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财政出版社，2001）一书中，在借鉴西方国家的企业并购理论和历史经验，并对我国若干大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企业并购问题作了探讨。企业并购的界定。企业并购从形式上看是指两家或更多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的经济行为，从深层看则是企业权利的转移。对于这种权利转移是指所有权转移还是指控制权转移，理论界有不同看法。高峰认为，单纯用所有权转移或控制权转移来界定企业并购的特征都是不准确的。企业控制权的一次性整体转移确实是企业并购的直接标志，但在没有至少是大部分资本所有权转移的条件下，这种控制权的转移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而一个公司单纯的所有权转移又可以通过股票的市场交易而部分地逐步地实现，若没有控制权的一次性整体转移也还算不上是企业并购。因此，作为企业并购基本特征的财产权利的转移，应是以企业所有权转移为基础的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企业并购动机与并购绩效。高峰详细评述了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三种主要理论即市场势力理论、效率理论和经理主义理论，而后指出：企业并购的动机实际上是多元的，这种并购动机的多元性决定于与并购相关的利益主体的多重性和并购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追求经济效率、追求垄断势力和追求单纯的企业扩张这三种基本动机可能在一次并购行为中同时存在，也可能有一种基本动机起主导作用。企业并购的绩效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制约。就企业可控制的因素来说，并购动机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一定的基本并购动机通常决定着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支配着并购决策的制订、并购目标的选择、并购方式的采用以及并购后资产整合的成败等，并购绩效也因此会有重大差异。任何一项并购在客观上都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绩效类型：效益型并购、利益分配型并购和非效益型并购。第一种类型既有利于企业又有利于社会；第二种类型虽对企业有利但对社会不利；第三种类型则既损害了企业利益又损害了社会利益。企业并购合理性的界定。企业并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并购活动都是合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并购活动与并购浪潮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为了我国企业并购的健康发展，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并购合理性的界定应以企业微观经济效益与社会宏观经济效益的统一为标准。单个企业并购行为合理性的衡量，在于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并购活动不仅要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增长，而且应促进社会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和居民福利的提高；企业并购后的利润增长必须建立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而不是依赖于加强垄断和提高价格。整个社会并购行为合理性的衡量，则在于企业规模效益与社会资源配置效益的统一。并购要能促进企业资产的合理集中，实现企业的最佳有效规模，形成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为了尽可能使效益型并购成为我国的主导并购类型，要认识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在效益型并购中的关键作用，还应用“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并购模式”取代“单纯数量扩张型的企业并购模式”。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原刊于《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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