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经济学原是极为高尚的学问，以信用手段将生产资料组织起来，共同致富

 

 韩毓海：资本主义经济学却是丑恶的，只有如对待陌生人、敌人、仇人一般对待你的兄弟，你自己方才能够爬上去、方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市场经济的起源

 

编者按：经济学并非天然“不讲道德”，恰恰相反，经济学原是极为高尚的学问，它脱胎于这样一种纯粹的信仰：以信用手段将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使人们如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共同致富。但资本主义经济学却是丑恶的，因为它的基本教义是：只有如对待陌生人、敌人、仇人一般对待你的兄弟，你自己方才能够爬上去、方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韩毓海

 

 

在马克思眼里，甚至连黑格尔也是一个扯淡家，黑格尔那种在“物质”与“精神”之间颠来倒去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扯淡。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是“经济基础”，而是“社会”。

 

什么是社会呢？马克思这样说：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类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2

 

这一段话起码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而绝非“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或者说马克思思考的起点就是“社会”。马克思说，社会就是人之间交互活动的产物；在社会之上，又有一个经济层面，即一定的交换形式；而在经济层面之上，还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

 

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固然是经济学家，《资本论》固然是经济学著作，但马克思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资本论》也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也好、《资本论》也罢，都是从“社会交往方式”出发，分析“经济交换方式”的历史发展，而不是像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把经济性的物物交换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全部。

 

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把交换视为人类的自然偏好，把物物交换视为一切社会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从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就把交换和经济视为了基础，但是与他们完全不同，马克思把社会交往视为基础，从而把信用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视为一切社会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

 

互惠性的“让渡”—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取代“交换”的范畴，它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斯密经济学在出发点上的区别。

 

马克思首先区分了“社会交往”与“商品交换”，他提示我们说：绝不能把社会交往方式简单地等同于经济交换，更不能把人类的社会组织简化为经济性组织，恰恰相反，只有从人类交往方式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出发，才能解释商品交换和经济性组织的历史形成。一言以蔽之，商品交换只不过是社会交往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天然的。

 

只要是在共同体存在的地方，只要是在信任关系存在的地方，总是存在互惠与“让渡”，而“物物交换”则是很晚才发生的事情。马克思说：只有在人们处于彼此对立的状态，即只有人们处在“互不信任”的状态，而这些彼此对立、互不信任的人手里都恰好有了对方所需要的“物”，且此人对此物具有排他性的支配权的情况下，“交换”才能发生。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当然，这种情况绝不是天然发生的，而要使这种情况发生就要创造这样的条件，要使其成为“天然的”，这就需要剧烈的历史变革。

 

我们曾在中国历史经典文献研究课上，通过阅读历史文献看到：所谓交换，乃是一种在敌对的部落之间展开的礼仪活动，它起初是与敌人打交道的方式，刚开始是敌对双方交换战俘，随后就是交换女人，这就是商周时期的情况。王国维指出，所谓“同姓不婚”，这个周礼的基本内容也就起源于敌对的部落之间以通婚的方式交换女人的仪式和习俗。而到了汉代，它方才发展为“和亲”这种制度。与和亲相伴随的是朝贡，而互市与贸易，即商品交换，一开始是作为一项朝贡礼仪制度存在并发展的。

 

实际上，不必通过深奥的推演，我们就能够知道：交换并非人们最初始、最普遍的交往方式，交换也并不能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我们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商品交换关系。而比交换更为普遍的就是互惠和馈赠，这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彼此让渡”。比商品关系更为初始的人类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互惠关系。只要信用和信任存在，互助性、互惠性的“让渡”总是会发生。

 

以信用为基础的、互惠的交往活动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活动不同，这种互惠性的交往活动也并非存在于遥远的古代。比如，在前一段流行的电视剧《乡村爱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乡村里的“超市”是怎样运作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赊账，同时所有的人都在互相馈赠，而直接的货币交换其实是很少发生的，即使今天乡村共同体的交换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彼此信任的互惠关系，而非现金交易。

 

长期以来，互相信任的人彼此让渡、彼此馈赠，以此促进交往，从而形成了彼此互惠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使人们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彼此依赖。因此，彼此让渡、馈赠和出借恰恰是维系人际关系源远流长的基本手段。

 

信任造就互惠，互惠加强信任，而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方式则与此恰恰相反。

 

正是从互惠、信任，而不是物物交换出发，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并始终凝视着“信用”在人类社会关系史上的核心作用，从而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叙述—信用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资本经济学的叙述。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信用的产生比市场交换和债务货币的出现要早得多，信贷机制最早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商人之间通行的是互相预付、彼此赊销和复式记账，利息和放债是被严格取缔的，货币只是作为信用的补充，起着并不重要的作用。《圣学复苏精义》的作者安萨里首先提出了“什么是货币”的天才论断，他说：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价值尺度，恰恰就是因为它本身没有特性、没有价值，因为比较两个特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只能通过一个本身完全没有特性的第三者。他还更为天才地指出，货币这个东西就像句子中的介词一样，语法学家告诉我们，介词对于句子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本身没有意义，因此，它方才能在语言交往中产生功能。安萨里上述天才论断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斯密，另一个方面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继承，从而对现代社会交往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安萨里和斯密都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中介，因此“货币除了充当价值尺度之外本身并没有价值”呢？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承认货币本身有价值，那么钱生钱的游戏就会被合法化，炒钱这个行当就会凌驾在诚实的劳动和贸易之上。他们还知道，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即在大的贸易商与供货商之间其实是很少用货币交易的，有实力的商人之间的交往和买卖采用的是“互相预付”和“复式记账”这两种信用形式，而货币只是作为零碎的结余工具而存在，实际上，只有小商小贩才需要货币。因此，安萨里和斯密都对“银行券”这种东西深恶痛绝，而这种由债务（即国王和政府的债务）所派生出的货币不但比信用（互相预付、复式记账）的产生要晚得多，而且比金属货币的出现也要晚得多。

 

构成人类社会关系之基础的是“互惠”而不是“交换”，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互惠关系，而不是“物物交换”关系。如果说存在所谓“颠倒”，那么自斯密以来把“物物交换”等同于社会交往的全部，从而把“经济”视为“基础”的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方才是真正的“颠倒”。

 

什么是“交换”？交换就是在共同体之外发生的、彼此对立的陌生人之间的“互相让渡”。“让渡”不是“交换”，“交换”只是“让渡”的一种特殊形式。于是马克思这样说：“为使这种让渡成为互相的让渡，人们只需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

 

交换只是在互相对立的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它一如既往地促使着社会关系向着“陌生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换这种行为只能在共同体的外部发生，并随着人类共同体的破裂而壮大，即人们对待外人，方才采用交换这种方式，故而，作为与外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发生的。

 

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就这样深刻定义了交换：

 

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3

 

但是，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都不了解交换其实是在“共同体的尽头”方才出现的东西，是从“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他们不了解：交换只是与外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随着共同体的破裂而壮大起来的东西，是彼此对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于是，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交换当作起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从（物物）交换出发，并由此推出了货币和市场经济“自然的必然性”，他们还认为，在此基础上，很久之后，方才发展出信用和信用制度。

 

古典经济学对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叙述是完全颠倒的，用马克思形象的说法，它是“头足倒置的”。实际上，离开了信任，共同体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正如没有了信用机制，市场经济关系的建立同样也不可能。

 

与安萨里和斯密所阐释的那种货币不同，近代意义上的货币并不是“交换”的产物，那种货币也绝不是在长期的交换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般等价物”，近代意义上的货币其实是指在债务基础上发行的银行券，这种货币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银行家和好战的政府联手制造的一种武器。

 

这种作为银行券的货币是近代西方的发明，它的基础是债务，因此，它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债务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近代西方并没有发明货币，但它却发明了“债务货币”。

 

为什么债务货币会成为西方的发明呢？这与西方文明好战和斗争的传统有关。本来，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是严格禁止放债的，但是在《申命记》（23：19-20）中，这种禁止松动了，变成了对于“敌人”和“外人”可以放债。由于犹太人看别人都是“外邦人”，所以“外人”和“敌人”其实就是同一个词，于是，放债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意识地打击敌人的武器而存在，而这个武器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被制度性地运用于欧洲的国际关系之中。它把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从此，对战败者最严酷的惩罚便不再是掠走他们的女人、杀死他们的男人或使其为奴，而只是让他们“赔款”。所谓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就是战败者必须履行其法定的赔款义务。

 

今天，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都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上，债务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不仅如此，所谓现代性的历史其实也就是“债务的历史”。1500年以来，处理国家间冲突的基本方式就是债务和赔款，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货币和市场经济也都是由战争国债和赔款催生的，近代中国就是如此，现代中国命运的“死循环”就是指“战败—赔款—税收—民反”这个怪圈。

 

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的巨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副标题是“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这个副标题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近代中国的财政制度起源于清末海关制度，而海关制度的基础就是赔款制度，所以它才叫作“海关财政”。正是“海关财政”方才推动了通商口岸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所以，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绝非起源于“交换”，而是起源于“赔款”，起源于债务。

 

2012年，滨下教授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演讲，学术委员会指定我作为他的评议人，我劈头就对他说：“滨下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滨下说：“是吗？”我反问道：“难道不是吗？”结果他只好说：如果你也是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我确实是你那个意义上的（即《资本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确，现在还有哪个“大学者”敢于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那样公开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好比最近发生的一次“人间喜剧”，说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小女生去找工作，用人单位看了她的简历就皱眉头了，问道：“你还是个中共党员啊？”而那个女生则怯生生辩解说：“党员里也有好人啊。”人心既如此，恐怕连马克思本人活着，他也只能选择无语了。

 

市场经济绝不是什么交换发展的产物，市场交换无非是与外人、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而债务关系则不过更进了一步—它是与“敌人”打交道的方式。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就是在处理彼此对立的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国际责任的实质也就是债务责任，而要深刻地理解这个真实的过程，我们就必须抛开古典经济学的扯淡，回到具体历史当中。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这本启示录式的小册子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现代欧洲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债务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爱你的邻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向其投资放贷，“好好敲诈他一下”，一切现代资本主义道德都建立在这种“爱”的基础之上。因而，资产阶级道德的实质是“恶”，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尼采则指出这种基督教道德其实就起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投资放贷关系。所谓爱你的邻人，也就是爱你的债务人；所谓“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就是如果他还不起债，那么你就继续借债给他。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实质。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解释20世纪初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具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背上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由于美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在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刻，美国才象征性地宣告参战），而只是向参战方投资，即借款给交战各国，所以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权人。因此，“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权人，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权人。从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看作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债务关系（即债权人—债务人）的逻辑基础上，在如何还债、如何处理债务这个议题上，方才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也就是指：金本位制（作为货币尺度）和自由贸易的逻辑，这二者首先是作为一个处理、平衡“国家间债务”的机制被提出、采纳和信奉的，而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起源的一个要害。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实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以黄金价格为基础的货币稳定政策，以及以黄金转移、流动平衡国家间贸易的原则，它把“稳定货币”和“平衡贸易”当作一国经济的根本目标。这同时意味着，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不是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处理“国家间事务”（具体说就是国家间债务）的国际机制。

 

因此，与其说这一学说的前提是假定“世界即各国彼此依赖的市场”，还不如说，它假定国家间的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根据这种天真到了完美的逻辑：债权国由于黄金储备增加，将自动推动其货币升值，从而导致其产品价格上涨、出口自动放缓，随之黄金储备流出；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随之其货币贬值，其产品则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说：一国之经济危机总是会导致贵金属—黄金的流出，而黄金的流出则会导致该国“流动性”的缺乏，因而，贵金属的自由流动绝不会制止经济危机，自动实现货币稳定和贸易平衡的目标，而只能加剧其危机，并使一国的危机向各国扩散。

 

今天看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加剧经济危机之恶性循环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一旦考虑到市场关系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强制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涵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实际上，在“一战”与“二战”之间，也正是自由市场的方案中所必然蕴含的强制性，最终彻底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从而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它们的偿债能力。因为这个方案以严格“（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经济情况，而且拒绝考虑债务国的偿债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至于对于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种强制性意味着：债务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努力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甚至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以稳定货币。这就使得债务国的经济完全服务于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同时，它还进一步要求：债务国必须严格削减国内开支，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包括缩减公共开支、实行失业分流政策，以维持收支平衡（实际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今天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和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是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强制性的最近一个范例）。

 

而一旦我们清楚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这种真实关系之上，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没那么费解了，众所周知，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众所周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大萧条”），而引发“大萧条”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奉行的市场激进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造成的包括失业在内的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灾难、贸易纠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当时，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一方面逼迫德国贬值出售资产以偿还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对内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只顾全力赚钱偿债而不惜牺牲国内经济，只顾增加对外出口，使得经济转变为高度外向型，而罔顾国内需求和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更是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妄图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法则支配经济现实，它不仅假定了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而且也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含的债务关系的强制性，掩盖了自发调节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正是对这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采用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罔顾社会民生，罔顾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债务国的社会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波兰尼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于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

 

波兰尼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在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植根于此。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却彻底粉碎了西方国家间相对均衡的权力体系。这是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瓦解了各国经济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标志着相对均衡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欧洲式的国际主义，被自发调节的市场逻辑摧毁了而已。

 

市场的乌托邦是欧洲人借以掩盖其内部真实的、残酷的债务关系的说辞，这套说辞是他们从伊斯兰那里借来的。伊斯兰经济学家安萨里曾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货币的本质：正如语言中的介词一样，货币不过是交换的中介。而斯密继承了安萨里的遗产，不过这种遗产的继承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针对的也是错误的人。因为在斯密所处时代的英国，货币并不是“交换的中介”，而是以汉诺威王朝的国债为抵押而发行的银行券，斯密本人对这种会毁灭英国经济的债务货币深恶痛绝，并因此幻想着一种“正确的货币”，而他所幻想的其实也就是安萨里所说的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一般等价物。

 

斯密当然知道，在安萨里所生活的伊斯兰商业黄金时代，支配商业流通的是复式记账和商人之间的互相预付制度，因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活动并不占支配地位，而货币只不过是小商小贩的必需，真正支配起横跨欧亚的伊斯兰贸易网络的是信用，而不是货币，而那种信用制度恰是与伊斯兰信仰的传播（进一步说，就是与“伊斯兰商人伦理”的确立）密切相关的。

 

斯密与拿破仑一样，后者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宪法披上了伊斯兰教的外衣，而斯密则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戴上了伊斯兰商人的伦理面纱。像拿破仑一样，斯密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针对错误的人传播伊斯兰的市场理论和货币学说，而这只能造成混乱的乃至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这一后果就像拉登企图向布什传播伊斯兰教义一样荒唐。

 

只是在多年之后，博学多识的马克思方才极为系统地纠正了斯密的错误，这就包括在《资本论》中以批判的方式纠正了西方世界对于市场经济和货币理解上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在市场交换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那种观念，这在欧洲只是一个传说，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一个《一千零一夜》的传说，欧洲并没有安萨里所说的那种“基于社会合作”而形成的市场，只有斯密那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排他性的、竞争性的市场，欧洲意义上的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因为它只是以国王债务为抵押的银行券而存在。伊斯兰人发明的信用体系也并不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在信用体系中，信用是把共同体团结起来的手段，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却是投资放债、打击敌人和外人的工具。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就一直在用“借来的”伊斯兰知识说话，这表现在经济学上，就是把欧洲发明的“资本主义”表述为伊斯兰的“市场经济”，并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只有一种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安拉”的意志变成了上帝“看不见的手”。因此，如果不能把安拉的归安拉、上帝的归上帝，那么也就自然分不清社会交往与经济交换、社会与市场、信用与资本、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经济学并非天然“不讲道德”，恰恰相反，经济学原是极为高尚的学问，它脱胎于这样一种纯粹的信仰：以信用手段将生产资料组织起来，使人们如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共同致富。但资本主义经济学却是丑恶的，因为它的基本教义是：只有如对待陌生人、敌人、仇人一般对待你的兄弟，你自己方才能够爬上去、方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而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学的教材里没有世界、没有传统、没有公平正义，师长们正在以高尚的名义教给那些天才的学生卑劣的行径，随着经济学和法学专业“遍地开花”，坑蒙拐骗的人和讼棍也越来越多了。

 

 

来源：《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