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卡托 | 大流行病后的资本主义

 

 

 

图片来源：The school of life

 

马祖卡托 | 大流行病后的资本主义

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译者：黄雯嫱

 

法意导言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20年10月刊登了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教授（Mariana Mazzucato）的一篇文章:《大流行病后的资本主义——正确的恢复之道》（Capitalism After the Pandemic Getting the Recovery Right）。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教授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创新经济学和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她被誉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经济学家并且是左翼学术领域内的关键声音。她的著作有《万物的价值——创作和接受全球经济》。她在本文中由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浪费了危机中产生的机遇，引申出政府需要通过利用危机期间的正确投资来有效干预经济。长期以来，政府将风险社会化，但将回报私有化。发达经济体已然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大企业忽视长期利益，沉迷短期利益形成金融危机。而政府对于企业的扶植却没有取得合理的回报。政府可以通过对于救济附加合理的条件，对企业入股、设立公共基金等方式除旧立新，在大流行病后重建一个更好的经济体。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政府向金融系统中注入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解冻信贷市场，让全球经济重新运转。但是，大部分的援助并没有支持涉及实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实体经济而是落到了金融部门。各国政府救助了直接导致危机的大型投资银行，而当经济重新开始时，正是这些公司从复苏中获得了收益。对于纳税人，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和以前一样破碎、不平等和碳排放密集的全球经济。有一句流行的决策格言，"永远不要让好的危机白白浪费"。事实也正是如此。

 

现在，随着各国从COVID-19大流行和由此产生的封锁中恢复过来，它们必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病毒第一次出现后的几个月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以保护就业，发布规则以减缓疾病的传播，并对医疗和疫苗的研发投入资金。这些拯救措施是必要的。但当市场失灵或危机发生时，政府仅仅作为最后的救助者进行干预是不够的。政府应该积极地影响市场，使其能够带来造福于所有人的长期结果。

 

世界在2008年错过了这样做的机会，但命运再一次给它了机会。在各国摆脱当前危机的过程中，它们能做的不仅仅是刺激经济增长，它们可以引导经济增长的方向，以建设一个更好的经济。它们可以将保护公众利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作为救济的条件，而不是向企业提供无条件的援助。他们可以要求COVID-19疫苗通过获得公共支持来普及。他们可以拒绝救助那些不控制碳排放或继续在避税天堂逃税的公司。

 

长期以来，政府将风险社会化，但将回报私有化：公众为清理烂摊子付出了代价，但这些清理工作的好处却主要归于企业及其投资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许多企业马上会向政府寻求帮助，然而在年景不错的时候，他们却要求政府走开。COVID-19危机提供了一个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机会，通过一种新的交易方式，迫使被救助的公司更多地从公共利益出发，并让纳税人分享传统上只归于私营企业的利益。但是，如果政府只注重结束眼前的痛苦，而不改写游戏规则，那么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将既不具有包容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更不会服务于对长期增长机会感兴趣的企业。干预措施将是一场浪费，而错失的机会只会助长新的危机。

 

系统腐败

 

早在COVID-19发生之前，发达经济体就已经困于重大的结构性缺陷。首先，金融业往往自我融资，从而侵蚀了长期增长的基础。金融部门的大部分利润又重新投资于金融（银行、保险公司和房地产）而不是投入到基础设施或创新等有效的用途。例如，英国银行贷款中只有10%支持非金融企业，其余的都用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1970年，发达经济体房地产贷款仅占所有银行贷款中的35%左右，到2007年，数字已经上升到60%左右。目前的金融结构助长了债务驱动的体系和投机性泡沫。因此一旦泡沫破裂，银行和其他机构就会乞求政府的救助。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大企业忽视长期投资，只顾短期收益。由于首席执行官和公司董事会痴迷季度回报和股票价格，他们通过回购股票来回报股东，增加了剩余股票的价值，以及构成大多数高管薪酬方案一部分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在过去十年中，《财富》500强企业回购了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自有股票。这些回购是以牺牲员工工资、职工培训以及研发投资为代价的。

 

还有就是政府能力的空心化。只有在明确的市场失灵之后，政府通常才会介入，而他们提出的政策却太少、太晚。当国家不被视为创造价值的伙伴，而只是一个掮客时，公共资助的资源就会短缺。社会项目、教育、医疗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

 

公立和私立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然破碎。这些错误综合起来，造成了特大的经济和全球危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度的信贷流入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使资产泡沫和家庭债务膨胀，而不是支持实体经济和产生可持续增长。同时，由于缺乏对绿色能源的长期投资，加速了全球气候变暖，以至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说，世界只剩下十年时间来避免其不可逆转的影响。然而，美国政府每年对化石燃料公司的补贴高达约20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优惠免税。欧盟每年的补贴总额约为650亿美元。试图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者充其量也只是考虑一些激励措施，比如征收碳税，以及列出哪些投资算作绿色投资的官方清单。他们还没有颁布到2030年避免灾难所需的那种强制性法规。

 

COVID-19危机只会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恶化。目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度过眼前的健康危机上，而不是防控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或下一次金融危机。封城对在危险的 "零工经济 "（gig economy）中工作的人形成了严重的打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储蓄，也没有雇主的福利即医疗和病假，来度过这场风暴。公司债务是造成上一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随着公司为抵御需求崩溃而承担新的巨额贷款，债务只会不断攀升。而许多公司执着于取悦股东的短期利益，这让他们没有长期战略来度过危机。

 

这场大流行病还揭示了公立和私立部门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多么不平衡。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年投资大约400亿美元用于医学研究，它是研发COVID-19医疗和疫苗的主要资助者。但制药公司没有义务制定让美国人买得起的药物价格，即使美国人的税款一开始就在补贴这些产品。总部位于加州的吉利德公司在开发COVID-19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时，得到了来自联邦政府德7050万美元的支持。今年6月吉利德公司宣布了它一个疗程的价格是3120美元。

 

这是大药厂的典型行为。一项研究考察了2010年至2016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210种药物，他们发现 "NIH的资金对每一种药物都有贡献"。即便如此，美国的药价仍是全球最高的。制药公司还通过滥用专利程序来侵害公众利益。为了抵御竞争，他们申请的专利非常宽泛，而且很难获得授权。其中一些专利在开发过程中处于极度上游的位置，这使公司不仅可以将研究成果私有化，用于研究的工具亦然。

 

长期以来，政府将风险社会化，但将回报私有化。

 

政府与大科技公司的交易同样糟糕。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硅谷是美国政府投资开发高风险技术的产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了使谷歌成名的搜索算法背后的研究。Uber所依赖的GPS技术也是由美国海军完成的。并且所属于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在背后支持了互联网、触摸屏技术、Siri以及iPhone中各环节关键组件的开发。纳税人在投资这些技术时承担了风险，但大多数受益的科技公司却没有缴纳他们应得的税款。不仅如此，他们还敢于反对保护公众隐私权的法规。虽然很多人指出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诞生于硅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案例中，也是高风险的公共投资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这些投资的收益可能再次流向私人之手。公共资助的技术需要由国家更好地管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由国家拥有，以确保公众从自己的投资中获益。正如大流行期间学校的大规模关闭所表明的那样，只有部分学生能够获得在家上学所需的技术条件，这种差异只会加剧不平等。上网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

 

 

图片来源：TED

 

价值的再思考

 

以上所有的例子都表明，公立部门和私立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他们对于“价值”（value）的概念理解有误。现代经济学家把价值理解为可供交换的价格。这种观点与早期的经济学理论家，如弗朗索瓦·奎斯奈、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产品具有与生产动态相关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一定与价格相关。

 

当代价值的概念对经济结构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影响到组织的运作方式、活动的核算方式、部门的优先次序、对政府的看法以及国民财富的衡量方式。例如，公共教育的价值并不计入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它是免费的。但教师的工资成本却计入其中。因此，非常自然的是，大家会谈论公共 "支出 "而不是公共 "投资 "。这种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高盛当时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可以在2009年，也就是他的公司获得100亿美元救助后的后一年，声称他的员工是 "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人之一"。毕竟，如果价值就是价格。那么高盛的员工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它的员工自然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

 

对 "什么是价值 "这一问题提出新的答案才能改变现状。因此必须认识到在整个经济中大量的主体，不仅仅是私立企业，还有工人和公立组织所提供的投资和创造力。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私立企业是创新和价值创造的主要动力，因此有权获得由此产生的利润。但这根本不是事实。药物、互联网、纳米技术、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都是在政府大量投资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在无数工人的支持下，在公共基础设施和机构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赞美这种集体努力的贡献，将更容易确保所有努力都得到适当的报酬，创新的经济回报会得到更公平的分配。首先要认识到价值是由集体创造的，它是通往公立和私立企业之间共生伙伴关系（symbiotic partnership）的道路。

 

糟糕的救济金

 

除去重新思考价值的含义之外，社会需要优先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长期利益，而不是股东的短期利益。在当前的危机中，这意味着政府应当为COVID-19开发一种 "人民的疫苗"（people’s vaccine），一种地球上每个人都能获得的疫苗。在药物创新过程中，无论是在搜索和开发阶段，还是在分发疫苗的时候，都应该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和团结的方式进行管理。疫苗的专利权应该由大学、政府实验室和私人公司共同共有，让知识、数据和技术在全世界内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些措施，COVID-19的疫苗就有可能成为被垄断销售的奢侈品，它会成为只有最富有的国家和公民才能买得起的奢侈品。

 

更广泛地说，各国还必须调整公共投资的结构，让它不像施舍，而更像是试图通过塑造市场以使公众受益，这意味着需要给政府的援助附加条件。在大流行期间，这些条件应该促进三个特定目标。第一，维持就业，保护企业的生产力和家庭的收入保障。第二，改善工作条件，提供足够的安全、体面的工资、足够的病假工资和更多的决策发言权。第三，推进长期任务，如减少碳排放和将数字化应用于从交通到卫生的公共服务。

 

美国对COVID-19的主要应对措施，国会3月通过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从反面说明了这些问题。美国并没有像其他大多数先进国家那样出台有效的薪酬补贴，而是提供了更多的临时失业福利。这种政策导致超过3000万工人被解雇，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与大流行病有关的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政府向大公司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而不附加任何有意义的条件，导致许多公司可以随意采取那些可能传播病毒的行动，如拒绝给雇员带薪病假和经营不安全的工作场所。

 

CARES法案还设立了 "薪酬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根据该项目，如果雇员继续领取工资，则可免除企业的贷款。但PPP项目最终产生了更多对于企业财务的大量现金赠款，而不是成为了挽救就业的有效方法。因为任何小企业，而不仅仅是那些有需要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而国会很快就放宽了关于企业需要在工资上花费多少钱才能获得贷款豁免的规定。从结果来看，该项目对失业率的影响小得可怜。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小组得出结论，“薪酬保护计划”发放了5000亿美元的贷款，但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内仅仅挽救了230万个工作岗位。假设项目中的大部分贷款最终被免除，则该计划的年度支出大约为每个工作岗位50万美元。在夏天的结尾，PPP项目和失业救济金都用完了，美国的失业率仍然超过了10%。

 

迄今为止，国会已经批准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支出来应对这一场流行病，并且美联储向经济领域里注入了4万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两者总计超过了美国GDP的30%。然而，这些庞大的支出在解决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等具有紧迫性的长期问题上却毫无建树。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议在救助计划中附加条件以确保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给予员工更大的决策权，并限制股息、股票回购和高管奖金，然而她并没有获得选票。

 

政府干预的目的是防止劳动力市场的崩溃，并维持企业作为生产性组织的地位。本质上，政府是灾难性风险的保险人。但是这种行为不能使政府陷入贫困，也不应该允许政府资金被用来支持破坏性的商业战略。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要求拥有其救助的企业的股权，就像2008年美国财政部收购通用汽车和其他问题企业的股份那样。在拯救企业时，政府应该施加条件，禁止各种不良行为：例如不合时宜地给予CEO奖金、发放过高的股息、股票回购、承担不必要的债务、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涉及政治游说。他们还应该制止公司的价格垄断，特别是在COVID-19治疗和疫苗方面。

 

其他国家展示了应对危机的适当措施。丹麦在疫情开始时提出支付公司75%的工资费用，但条件是公司不能因经济原因裁员。丹麦政府还拒绝救助那些在避税天堂注册的公司，并禁止将救济资金用于分红和股票回购。奥地利和法国拯救航空公司的条件是减少碳足迹。

 

相比之下，尽管该航空公司在一个月前已经向股东支付了近2.3亿美元的股息，英国政府还是在4月份给了easyJet（航空公司）超过7.5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英国政府拒绝对救济附加条件，它以市场中立的名义救助easy Jet和其他陷入困境的公司。原因在于政府的工作不是告诉私营公司如何花钱。但是救助永远不可能是中立的：根据救助的定义，救助涉及政府选择让一家公司免于灾难，而不是另一家公司。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政府的援助有可能补贴不良的商业行为，即从环境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到使用避税天堂。英国的 "休假计划"（furlough scheme）中，政府支付高达80%的被辞退员工的工资以员工在计划结束后不被解雇为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风险资本家的心态

 

国家不能只投资，它必须达成正确的交易。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开始像我所说的 "创业型国家 "（entrepreneurial state）那样思考问题。在确保在投资时，它不仅能降低风险，而且还能分享收益。其中一个方法是在它所做的交易中入股。

 

太阳能公司Solyndra在2011年破产之前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5.35亿美元的担保贷款，并成为政府难以“挑选赢家”（pick winners）的保守派代名词。大约在同一阶段能源部给特斯拉提供了4.65亿美元的担保贷款，特斯拉后来经历了爆发式增长。纳税人为Solyndra的失败付出了代价，但他们从未因特斯拉的成功而获得回报。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会这样安排投资。更糟糕的是，能源部对特斯拉的贷款做出了结构性安排。如果特斯拉无法偿还贷款，能源部将获得该公司300万股股份，这种安排旨在不让纳税人两手空空。但是政府为什么要在一家倒闭的公司中获得股份呢？更聪明的策略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特斯拉能够偿还贷款，就要求它支付300万股。如果政府这样做了，随着特斯拉的股价在贷款期间的增长，政府将赚取数百亿美元，这些钱可以覆盖投资Solyndra失败的成本，并为下一轮投资留下充足的资金。

 

但要担心的不仅仅是公共投资的货币性质的回报。政府还应该交易附加强有力的条件以确保它们符合公共利益。在政府帮助下开发的药品的价格应该将政府投资考虑在内。政府涉及的专利应该更容易被许可的，这样才能促进创新创业以及防止权力寻租。

 

各国政府还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其投资的收益来促进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要了解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当前的危机导致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即所有公民无论是否工作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平等的定期付款。这个政策背后的想法是好的，但这种说法会有问题。由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被视为一种施舍。它延续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私营部门是经济中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不是共同创造者。而公立机构只是一个收费员，它从私立机构中抽走利润并作为慈善事业进行分配。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公民红利（dividend）。根据这一政策，政府从政府投资创造的财富中抽取一定比例，并将这些钱放入基金，然后将投资收益与人民分享。这个想法是直接用公民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来奖励公民。例如，阿拉斯加自1982年以来，其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每年通过分红将石油收入分配给居民。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也有出了类似的欣慰。加利福尼亚州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它也许可以考虑做一些类似的事情。总部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在内华达州的里诺设立子公司。它利用内华达州的税率为零的企业税率，此时加州损失了巨额的税款。加州不仅要堵住这种税收噱头，它还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州财富基金来反击。这是除税收之外的一种方式，加州能够直接获取其培育的技术和公司所创造的价值份额。

 

公民红利可以让共同创造的财富中获得的利益被更多的人分享，无论这些财富来自于属于共同利益的自然资源，还是来自于集体努力的过程，例如对于药物或数字技术的公共投资。这样的政策不应该作为一种税收制度的正确运作的替代品。国家也不应该把缺乏此类公共基金作为不资助关键公共产品的借口。但是公共基金可以通过明确承认公众对财富创造的贡献来改变这种说法，这是各种力量之间政治权力博弈的关键。

 

目的导向的经济

 

当公立和私立机构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的使命而走到一起时，它们可以做一些非凡的事情。美国就是这样登上月球，并在1969年“重返月球”的。在八年中，美国宇航局（NASA）和来自航空航天、纺织、电子等不同领域的私立公司在阿波罗计划上合作、投资和创新。他们通过大胆的尝试实现了约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 "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最危险、最伟大的冒险"。他们的重心不是为了将某些技术商业化，甚至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为了共同完成一些事情。

 

50多年以后，在全球大流行病的当前，世界有机会尝试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月球计划：即创造一个更好的经济。这种经济将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它将减少碳排放、减少不平等现象、建设现代化的公共交通、为所有人提供数字服务并提供全民保健。它的直接影响将使每个人都能获得COVID-19疫苗。需要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公私合作才能创造出这种类型的经济。

 

那些谈论从大流行病中恢复的人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目标：恢复正常状态。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目标，正常状态已经被打破。相反，正如许多人所说的，目标应该是 "重建得更好"。12年前，金融危机为改变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它被浪费了。现在另一次危机提供了另一个更新的机会。这一次，世界不能让它白白浪费。

 

翻译文章：

Mariana Mazzucato, Capitalism After the Pandemic- Getting the Recovery Right，Foreign Policy, Nov/Dec/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02/capitalism-after-covid-19-pandemic

 

译者介绍

 

黄雯嫱  德国汉堡大学欧洲学院19级研究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在法律的丛林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