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是毛泽东主席在1937年对1927-1937年中国革命十年的血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它是毛泽东主席哲学理论，也是现代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理论指南之一。毛泽东主席又发表《论十大关系》（1956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等，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总结。但从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看，《矛盾论》不仅是革命的指南，也是超越毛泽东主席其它著作的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南。
一、矛盾的普遍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论》所论述的第二大问题。然而，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理论和制定的一些政策显示，一些理论家和实践者忘记了矛盾的普遍性，把一些必然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却又非本质的矛盾当作了改革的依据，结果把我国所建立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搞得动摇了，有些在局部甚至搞没了。而且，至今这种改革依然存在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全面论述了改革与继承的关系。他指出：“应该改又能改的坚决改，不应该改的坚决守住。”【1】我们过去改了多少不应该改的呢？我国曾让汉族干部退出新疆西藏，后来虽然停止了，但混乱造成了。如果说，人民公社应该改，自力更生的原则能改吗？如果说，国企可以采取承包制，公有制为主体能改吗？如果说，WTO可以加入，独立自主能改吗？如果自力更生、公有制为主体和独立自主都能改，那就是随意拿一些矛盾做口实来改革了。那还是改革吗？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吗？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不是了。《矛盾论》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70年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改革不能随意拿中国社会、经济中必然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却又非本质的矛盾做依据。矛盾无处不在。随意拿一些矛盾做依据，就会忘掉祖宗，就会虚无历史，就会把许多事情搞乱，就会让改革成为发展的阻碍。中国一些改革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违背矛盾普遍性，改了不少不应该改的，主观上主要就是一些理论家和实践者缺少辩证思维，片面地看待矛盾，把一些局部的次要的矛盾扩大化，当作主要矛盾，甚至可能连矛盾思维都没有，而是为了政绩，为了名声，为了外国人赞扬，更甚而至于数典忘祖。在这种主观之下，一些外国人就可以有意地制造一些矛盾来引导中国的改革方向了。在这种主观之下，中国也就不乏“与西方接轨”的声音和实践了，中国也就难以避免在某些重要领域邯郸学步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如学术界花费大量资金在国外发表论文、模仿西方文章模式、模仿西方办刊模式、模仿西方企业经营模式、接受西方经济学概念等等）。
二、矛盾的特殊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说：“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2】。这是针对改革而说的，也是针对发展而说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是二位一体。改革好了，发展就好，改革不好了，发展也就不好。一般而言，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一种发展理念可以倒逼改革措施。发展看似是一个好词，但其实也可能成为陷阱。中国要发展，但中国所要的发展不同于西方所定义的发展。西方所定义的“发展……（已变成）大国进行国际统治的一种替代‘文明’的思想产物”（巴兰，2000，第99页）。中国如果按照西方开出的政策药方实施发展，最后只能是不发展。有中国学者指出，发展问题是一群猴子变成人之后另外一群猴子怎样变成人的问题。意思是，发展问题是西方国家已经经济发达后，落后国家怎样变发达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特殊性，是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区别于西方发展问题的地方。当西方发展时，东方还很落后，这就使得西方在“发展”自己时可以侵略、掠夺东方。有观点认为，日本的现代化就依赖于它借助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的资金。西方不仅掠夺东方的资金，还掠夺东方的资源，东方的市场。当西方发达后，东方不可能掠夺西方的资金、资源、市场，东方发展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还不易与西方竞争。即使能够卖给西方，也会承受贸易条件的不合理。西方在发展起来后，尽管曾有纷争、战争，但不妨碍他们组成经济政治军事俱乐部，联合起来控制东方。加入这个俱乐部，东方想都不要想。东方国家不仅在落后上相对西方是特殊的，还有其他特殊的国情。东方人口众多，封建历史悠久，近代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不选择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必然被西方联合起来各个击破。当许多公司都拥有自己的进出口自主权的时候，它们就把自己的出口品竞争性地压价了，就把自己的进口品竞争性地提价了。当各省都拥有自己的不止一个电视台，许多电视台制作播放庸俗媚俗的节目的时候，党的喉舌就难以发挥作用了。当每个高校都以使用原版教材为荣的时候，中国自己的教科书就难以编写，编写出来也难以有市场了。当中国在开放的名义下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东西的时候，本土的东西就黯然失色了。《矛盾论》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一种物质）特殊性如果不给予以充分的注意，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就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20世纪最后时期的邯郸学步，就可能会丢掉社会主义。
三、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呢？真正理解经济发展，只有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因为经济发展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会对社会的所有方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推力、拉力，而所有的理论家、实践家们也不得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纠缠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中，哪个是矛盾主要方面？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中，哪个是矛盾主要方面？不同人由于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完全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也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从极左变为极右）。在党内，它们必然表现为党的作风问题。在党风建设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软骨病，提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3】这就表明，在上述那些纠缠中，我党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时，一些人选错了主要矛盾，选错了矛盾主要方面。只有选错了主要矛盾，选错了矛盾主要方面，才会造成宽、软，才能造成宽、软成为主要倾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十九大确立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党重新强调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原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而言是先进的，是不可动摇的，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落后。既然是生产力落后，在已经基本给定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公有制，才有鞍钢宪法）下去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怎么能够从运行体制的改革走到所有制改革从而用动摇原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呢？这样看来，如果肯定了已有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这个前提，就是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做主要矛盾，也得不出让生产关系后退（家庭联产承包、国企承包、国退民进等）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啊！幸亏，在我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我国的改革者还没有去动上层建筑。设想一下，如果我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上出现问题，再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处理上出现问题，结果会怎样？很可能重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覆辙。幸亏，我党在即将建国70周年的时候，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实现了拨乱反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4】“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5】这就表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夯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需要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增长GDP，需要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领域存在的主要倾向。例如，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明确反对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的“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方向改。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6】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又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它们每个事物内部又有矛盾。生产力会影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会影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这种影响、反作用的机制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比如，如果仅仅注意生产力发展而在生产关系上做出重大让步（如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制、国退民进），就会让生产力影响生产关系了。反过来，如果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去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保持自我并继续巩固完善。比如，如果招商引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发展战略让中国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日益坐大，则它们的利益必然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反过来，如果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自力更生地实现发展，由此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也必然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矛盾论》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是的，如果我国的决策者认为，应该补资本主义课才能实现发展，那么，生产力就会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转化，中国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关系就会逐渐向资本主义趋同。如果我国的决策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国的生产力就会逐渐走向高级阶段。这样，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占的份额就会越来越少，我国的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公认。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实际上，在如我国这样的国家，在每一个阶段（特别是新老领导集体交替完成后），我们都面临一种格局，到底是滑向资本主义深渊，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主席在晚年完全是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他身处最高领导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着清晰的认知，1966年时他发表《矛盾论》已经29年了，对自己身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可能向哪个方向同一没有分析、没有判断吗？为什么许多党的老干部后来越来越理解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呢？因为他们都熟悉《矛盾论》的论述，在大量事实面前都意识到《矛盾论》的历久弥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这种同一性问题呢？其实，资本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统治权，利用包括冷战、热战、国际联合和国内镇压等种种办法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其实也怕得很。不然，搞什么麦卡锡主义和新麦卡锡主义。只不过，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搞同一性有一些有利条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治家并不懂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道理，他们很容易陷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所产生的光环效应之中，从而缺乏毛泽东主席所具有的那种敢打必胜的气概，也缺乏毛泽东主席所具有的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睿智。不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命题可能早就被验证，至少会被更多的人相信了。即使资本主义还很兴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都让我们期待，资本主义总是会没落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正在全球没落。人类不需要像中国经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那样再经历千年的资本主义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现代科学技术上的生产力发展已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它了。值得欢欣的是，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更加注意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7】“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8】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9】。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等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0】在对待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他也是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强调，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11】。
五、对抗性矛盾概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来自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一般都把发展视为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倾向。按照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只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而其实，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平时表现为劳资关系的对抗，并逐渐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而且，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在意识到危机到来之时，不是想法设法解决危机，而可能是借此大捞一笔。在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识之士。美国电影“The Big Short”对此有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资本论》实际上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设定了一个上界。毛泽东主席一代共产党人也早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此路不通！资本主义之路对中国不通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导致对抗性矛盾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是在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经济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寻求经济发展的。因此，中国想要加入发达资本主义俱乐部的道路是不通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允许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诱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看到了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战胜做出的战略决策。走资本主义道路，表面上看是西方允许的。因为那样，美国至少能够更长期地维持其国际地位。但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正如西方对俄国的敌意一样。当俄国还是社会主义苏联时，仿佛西方敌视的是社会主义，但当俄国变为资本主义时，西方对俄国依然敌视。这种敌视只能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来解释了。理解了上述机制，中国就必须把姓社姓资作为一个对抗性矛盾来看待了。如果在平时不注意姓社姓资的矛盾，把它们的对抗看作是遥远的将来，那就只能等到激烈的对抗性矛盾变成现实之时束手无策了。因为由资本主义道路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必然不断积累。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强调对于重大原则，“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要增强阵地意识”，“坚持党性原则”【12】。他反复强调：“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13】“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4】本文分析表明，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证明《矛盾论》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指南，也是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5】；从矛盾论都适用的角度看，它们确实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同时也确实有重大区别。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历史，使我们有了能在较长时间段里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客观条件。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有了站在新中国70年螺旋式上升运动中更高一级螺旋的高度，能通盘审视过去70年历史、贯通总结和研究这70年历史的主观条件。这种总结可以归结到它让我们重新认识《矛盾论》穿越时空、时代的价值。《矛盾论》为什么会有穿越时空、时代的价值呢？首先，这是因为从哲学上，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经济发展，都属于客观物质，都具有客观物质的共性。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可以从早先出现的物质的认识中得出关于物质的一般性认识。其次，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并在革命过程中形成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的习惯，形成了对新事物的足够的敏感性和敏锐性，形成了枪杆子笔杆子并用以推进革命的坚决性。正是这两个条件使得《矛盾论》具有了穿越时空、时代的价值。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条件，不仅《矛盾论》具有穿越时空、时代的价值，《论持久战》也有同样的穿越时空、时代的价值，这一点已经得到《论持久战》在当下的中国受到热读得到证明。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将使得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统一在《矛盾论》的框架中。它是我们未来推进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20页。【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
【3】朱佳木：《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贯通总结和研究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红旗文稿》，2019年第13期。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页。【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1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7页。【1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2-553页。【14】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15】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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