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明 朱思远：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及现实意义 - 昆仑策
-
刘志明 朱思远：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及现实意义
2020-09-12
【提 要】在领导俄国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回答了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吸引到社会主义革命周围的途径，组织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方式，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态度，加速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办法，以及做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战准备等策略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仍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深入学习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对我们科学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高潮的辩证关系，动员和鼓舞各国共产党人在低潮中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上，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为指导，强调对每个历史关头的具体特点和阶级对比关系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并据此制定适合各国自身情况和特点的革命策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同样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不可能凭空发生，当然也有其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包括生产力发展程度、各国的具体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一定时期内的阶级力量对比、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性、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等。这些条件，又可以简略归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无产阶级的准备。正如列宁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原因时指出的：“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客观的，不能跳过或取消，是无产阶级制定自己战略和策略的客观依据，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则依赖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水平、革命首创精神和组织性、纪律性等。这两类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既要做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工作，又要头脑冷静，不能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客观条件，犯“左”和右的错误。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两种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问题上，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时，列宁与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存在着争论。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过高估计生产力因素，片面强调生产力水平，陷入“唯生产力论”的泥潭。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认为俄国由于生产力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宣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依然喋喋不休地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甚至连考茨基都将苏维埃政权视作早产儿，他这样形容十月革命：“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列宁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指出，虽然当时俄国生产力落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那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而且有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已经相当充分，而且所谓的生产力落后也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俄国的资本主义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并没有落后到那种没有或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水平，况且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变动的，俄国可以先夺取革命胜利，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正如列宁指出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革命运动总会有低潮和高潮，也总是在低潮与高潮的交替中前行。对这种革命的低潮与高潮，我们也应以革命的辩证法来正确对待。正如列宁指出的：“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遵循革命的辩证法制定革命策略，就可以使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就是说，在生产力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如果策略得当，就可以大大发展革命阶级的力量，促进低潮转化为高潮，以及在高潮到来之时能很好地抓住革命的时机；如果策略不当，革命阶级的力量就会停滞不前乃至大大受损，必然延缓革命高潮的到来，甚至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白白错失时机，使革命再次陷入低潮。如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曾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又因后来实施了正确的策略，肃清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及时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党的力量在斗争中大大增长，革命形势又逐渐高涨起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顺势而为，在“二十年等于一天”和“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不同时期因时而变，在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上随事而制。只有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革命低潮时期坚定信心，积蓄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高潮到来之时抓住时机，一举夺取革命胜利。正如列宁指出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列宁还阐述了革命的基本规律：“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这为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时正确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为指导，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1.制定策略要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人们凭借这些条件进行生产和其他历史活动，同时不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这些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一切策略都是处于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这是制定策略时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于它的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每个时代的种种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我们无法全部估计到，但它的基本特征则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列宁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我们要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去分析各国的具体特点，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列宁强调：“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主义的诞生有一个根本的时代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即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策略，列宁之所以能创立列宁主义，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在于他精准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转变，洞悉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列宁主义的一切理论和策略都是以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时代依据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及其基本特征，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其斗争策略的不同。伯恩施坦根据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斗争策略上他迷恋议会斗争，抛弃了暴力革命，堕落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卢森堡坚决反对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观点及其改良主义的策略，但她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创新性回答，也就不能从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列宁不仅对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作了准确的判断，提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且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具有的五大基本特征，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有力抨击了伯恩施坦，而且还阐明了卢森堡未能回应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根源。正是在对时代变化的深刻洞悉和对时代基本特征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并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率先破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就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问题，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崇尚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认为只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而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宣称每一个罢工者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党员可以不服从党的纪律，不受组织的制约。他们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性、成分复杂的工联主义政党，而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列宁深刻阐释了组织和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后，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也曾将党和阶级、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列宁指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他再三强调党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都需要有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这不仅因为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的反抗以及它和国际资本之间有强有力的联系，还在于“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并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列宁深刻分析了小生产者以及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甚至遭到破产，所以他们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不仅如此，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从各方面包围、浸染和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指出：“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列宁从党员、党和群众的关系、党的政治领导三个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持和巩固纪律的条件。第一要靠党员的觉悟、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第二要靠党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其次也要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要靠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也就是战略和策略正确，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方面，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形成。列宁非常重视理论的意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说：“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就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因为它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作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它有15年的丰富实践经验，“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这在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为重要。由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党的内部容易出现散漫和动摇，不坚定分子会纷纷退党，因此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加强党的纪律，“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3.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它本身就是群众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的基础。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从设想，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策略时，绝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列宁认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针对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借口工会的反动性拒绝到工会中工作，借口议会过时了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斥责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是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共产党人要想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把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而后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列宁指出，党的义务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教育和训练群众，这不仅仅指的是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还包括落后分子在内的整个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抱怨阶级和群众中的落后分子不觉悟，责备落后工人和落后农民“反革命”，“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左派”共产党人犯这样的错误，“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列宁指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共产党人应该千方百计地和群众建立联系，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列宁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策略：“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在革命运动的低潮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此时更应该将极大的注意力放在争取群众上，要学会用各种方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教育、组织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为未来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4.建立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与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列宁指出，即使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广泛的国际联系，由于小生产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要弱，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更是如此。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反对坚持出卖原则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否定灵活性的关门主义。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宁指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认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列宁认为：“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同不可靠分子结成的短暂联盟。例如，早期为战胜民粹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正是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党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再如，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但同时从来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过短期的政治联盟；1903—1912年同孟什维克维持在同一个社会民主党内的联盟；十月革命时期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政治联盟等。没有这种联盟，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马克思很早就告诫过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其他阶级和政党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确保运动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和方向前进，绝不能做运动的尾巴。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他们借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不去积极地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在资产阶级后面蹒跚而行。列宁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5.辩证看待妥协：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妥协的策略，宣称妥协是机会主义的，认为承认妥协就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因而坚决地提出了“拒绝一切妥协”的口号。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得纯粹又纯粹。针对这种幼稚病，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论述了革命与妥协的辩证关系。革命道路是异常曲折的，国际共运的低潮正是道路曲折性的表现。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的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充满艰难险阻。列宁指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如果事先就拒绝一切妥协，就好像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我们“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这可笑到了极点，因此妥协是绝对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辨别妥协的性质并实施正确的妥协。革命的妥协和叛变的妥协有本质区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的妥协，如罢工者因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不得不结束罢工，这种妥协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如工联领袖贪图私利，出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列宁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遇到强盗抢劫，我们把身上的所有财物和武器都交给了强盗，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必要的妥协。他指出：“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列宁还指出，在政治上绝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可能会遇到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包治百病的丹药，必须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妥协是有原则的，必须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列宁根据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理指出了妥协的根本目的：“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这为我们判定妥协的性质提供了根本准则。列宁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有名的理论权威都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社会沙文主义，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妥协，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宣扬“保卫祖国”，挑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歪曲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牧师。从领袖到叛徒，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这种无原则的妥协，第二国际破产了。列宁还指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样，他们“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他们的这种妥协，自始至终都表明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4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至于与德帝国主义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强盗的暴力，这种妥协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革命的低潮时期，空喊“不做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的口号，“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政治是一门科学和艺术，为了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应该毫不逊色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列宁指出：“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人为了在低潮时期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应当“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6.掌握一切社会活动形式，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无产阶级采取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指出，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恶魔的方法”。列宁则把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上升到无产阶级策略原则的高度，他总结历次革命历史的经验后，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不断创造着新的活动形式，统治阶级也会经常变换手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手段，那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指出：“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列宁特别强调了合法斗争手段在革命低潮时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经常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实际上，在热火朝天的短暂革命高潮时期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难的是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反动的机构中、在不觉悟的群众间还能够顽强地、坚韧地、耐心地、不屈不挠地去做长期的革命工作，去宣传、鼓动、教育、组织群众，列宁认为这十分可贵。他认为：“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列宁回顾了党的历史，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运动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他们驱逐了革命空谈家，回到最反动的议会、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正是由于采取了将合法斗争手段和不合法斗争手段结合起来的正确策略，“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不仅保住了而且巩固、发展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核心。在重视合法斗争手段的同时，列宁又坚决反对将合法斗争绝对化的改良主义。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发展时期，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方式凸显了其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但是随着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取得的成就，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却将合法斗争绝对化，迷恋议会斗争，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点滴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机会主义思潮，他在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和争取社会改良的同时，始终坚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工会、议会、合作社等合法的社会活动形式，采取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并且要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迅速地巧妙地变换策略，有时是多种形式相结合，有时是由一种形式迅速而突然地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列宁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伴随着这两大任务的两种斗争。第一个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建立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面临着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第二个任务是争取群众，使群众支持先锋队，面临着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列宁还指出这两大任务和两种斗争是国际性的，各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具有普遍性，但又因各国国情不同有其各自的特点，“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因此，一方面，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又由于国情不同有其特殊性，绝不能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列宁指出：“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列宁精辟地提出了关于革命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重要思想：“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这为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奋力推进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革命策略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策略那种策略，本身都要首先迎接和推进革命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进而实现革命的目标。因此，各种策略聚焦于推动革命的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认清革命形势，把握革命规律，综合运用各种革命斗争形式，下大气力加强群众工作，以民生改善工作为引领，努力把广大劳动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上来，引导到建立反对资本主义最广泛的革命联盟上来。同时要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腐蚀。第一，欧洲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积蓄力量，加强党的建设，深入争取群众，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大困境，法共前主席罗贝尔·于等人就认为，在欧洲，“不管什么类型的共产党，无论其名称如何，无论其参政与否，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其原因或在于指导思想不统一，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或在于深受宗派主义、派别活动、小组习气的困扰，不能团结大多数和争取群众；或在于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或在于其转向“群众性政党”而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等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坚持和发展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反而抛弃和背离了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精髓。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西方出现了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动荡，群众日益不满和愤怒，甚至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本应该是各国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难得“天时”，但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无力，难以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不得其“人和”，在这大好机遇面前，他们深感自身之轻，难以承受历史之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关于党的建设和争取群众的策略不当，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更谈不上实施正确的策略去争取群众。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要从根本上摆脱各自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革命化。首先加强党的建设，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性的列宁式政党，然后采取正确的策略不断去争取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一方面要以列宁革命策略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本国国情和新的时代条件，探寻适合自己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既不能丧失原则，也不能僵化死板。第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以榜样的力量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寄希望于西欧革命迅速爆发，以支持襁褓中的苏维埃政权。但西欧革命并没有如愿爆发，而是在短暂高潮后就沉寂下去，苏俄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红色孤岛。在世界革命推迟到来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采取迂回退却的方式先力求巩固苏维埃政权，搞好本国的建设，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列宁认为，要依靠俄国已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去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列宁还强调，“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争斗”，并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之际，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极为重要。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必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致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才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灯塔。第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努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尽可能地创造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列宁高度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指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国际主义口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前身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赤裸裸地进行殖民统治，但是他们仍然在采用比较间接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军事扩张。多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要正确处理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积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力求将民主革命进行得充分、坚决和彻底，对内扫清一切封建残余和买办势力，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1]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上、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姜辉、潘金娥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4]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低潮中的变革与奋进——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共产党的发展趋势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5]姜辉：《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新格局、新特征、新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作者：刘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朱思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