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经济基础与武装力量（修订版）

 

《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中分析过，任何政治运动都要符合经济逻辑，向不断符合经济基础的方向发展，军事也不例外。

政治理论分析：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

我在《土地流转必须谨防出现大地主》中分析过大土地所有制与共和政治不兼容。

土地流转必须谨防出现大地主

历史上，作为共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支柱，共和国的军制与大土地所有制同样不兼容。这里面提到的是土地，但并不局限于土地。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时间太短，农业时代时间足够长，在农业化社会土地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化时代，财富高度垄断的经济基础，同样与共和政治不兼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维持枪杆子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谁控制经济基础谁控制上层建筑，金字塔型社会，少数人垄断土地等财富，控制经济基础，与之对应的是，上层建筑必然为少数人服务，这其中也必然包括国家暴力机器。

从经济的角度看，极少数私人控制经济基础，掌握社会生产和分配，这样的社会，很难维持一支不是为极少数人私利服务而是多数人公益服务的武装力量。

综合来看，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上层建筑业必然发生改变。作为原有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必然改变。武装力量是国家暴力的核心，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另一方面，武装力量的性质不改变，难以改变国家性质，新的上层建筑要如异形那样在原有的上层建筑中破胸而出，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也必须摧毁或改变原有的武装力量。所以，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也将难以维持，最终必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就需要用钱。

脱产的武装力量训练程度高、战斗力高，不脱产的武装力量训练程度低、战斗力低，完全从事生产的武装力量大量的时间用于生产，几乎没有时间训练，战斗力最低，这是毋庸置疑的。

要维持一支高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就需要从总社会产品中分割一部分，用于购买装备，以及脱产生活的士兵、军官维持生活，养家糊口。

军队是需要社会总产品中剩余产品来维持脱产性的组织。掌握经济基础的人掌握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如果军队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就完全可以利用控制社会总产品分配的权力，切断军队的经济来源，并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武装力量提供相应的剩余产品。

这时，原有的武装力量，如果还没有瓦解的话，为了获得剩余产品必然要与由掌握经济基础的少数人控制的新兴武装力量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一方面掌握军队的将领，比如凯撒，为了维持军队，必然建立稳固的财源，并由此调整现有经济基础，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掌握经济基础的少数人，比如罗马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消除来自军事集团的潜在威胁，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并不限于暗杀、建立相应的武装力量、内战。胜利的一方，将最终夺取军事主导权。

凯撒的被杀、英国的内战，都是经济基础与武装力量控制权不对称的结果。

共和国的军队，常见的有义务民兵和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前者比如罗马早期，需要有大量的小自耕农，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农忙种地，农闲训练、作战，耕战结合，小自耕农结社自保，保卫祖国维持秩序就是保卫自己的小家园。后者出现社会分工，由国家向民间征收赋税，供养职业军人，生产者和战士各司其职。前者需要土地或财富高度分散，大多数公民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后者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铲除国内实力强大的反对势力，能够征收巨额的赋税。

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或地区的军队，往往是各种雇佣兵制。一方面，社会中下层和国家没钱，一方面，财主有钱。对雇佣兵来说，都是卖命挣钱，为谁卖命都是卖命，只不过是给的钱多与钱少的问题。为国家扛枪吃饭和为财主扛枪吃饭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无非是谁给的更多而已。

当然，此时此刻的国家，仍然可能打着共和制的旗号，但是，从国家权力归属和军队来源、服务对象等属性看，都是贵族寡头国家+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比如美国，虽然名义是民主共和的国家，但是实际权力操纵在华尔街手中，美国青年把参军作为职业选择，美军四处征战，为华尔街的利益服务。

事实上，只要放任贫富差距不管，各共和国的军制总是难以维持，最终必然演化为军阀私人武装，或者，忠于极少数统治阶级并为之服务的暴力工具。

进一步考虑，不论是否是共和制，财富的集中都可能威胁到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只要大地主、大财主们有权制订国家政策，并不愿为国防承担开支。经济基础被私人控制后，私人必然为了私利影响上层建筑，推动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如果经济基础不完全属于制订政策的私人，就会出现搭车者现象。

私有制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社会权力与财产总量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一心为公者，将逐渐丧失社会权力，最终被社会边缘化。那些拥有巨额财富有权制订社会政策的社会成员不错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否则他们也将很快边缘化，退出决策圈。所以，对他们来说，采取搭车政策，多吃多占少出力，必然是理性的选择。于是，整个统治阶级既享受国家机器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维持的社会秩序为他们带来的好处，又一毛不拔，甚至一边转嫁税负，一边雁过拔毛。

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财富越集中，税基越小，底层的税负越重，国家的财力越枯竭。比如，汉代的田赋非常低，人头税却非常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越来越低，人头税却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他们必然要给自己减税。人头税由每一个人承担，绝大多数要加在社会底层身上，田赋不足的部分，自然要靠人头税来弥补。社会底层承担的税负日益沉重，但是也无力推动新的政策，改变社会分配，只能默默承受，或者干脆逃亡，他们逃亡以后，他们的人头税的缺口将由没有逃亡的他们的邻居承担。

历史上，各国的军队最初往往是由自耕农和富农组成的民兵、义务兵，士兵的主要生活来源是自己土地的产品。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作战。随着土地兼并，小自耕农不断破产，富农或者晋升为大地主，或者破产。破产者往往成为贫农、雇农，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果实不再归自己所有，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要为地主无偿劳动，要维持生活，他们需要劳作终生。这种情况下，他们显然不能自给自足，也没有农闲时间，集中训练、作战。这时，国家的暴力介入分配关系，征收赋税养活职业军人。这时的军队变开始向雇佣兵方向发展，雇佣兵当兵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因为绝大多数兵员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了，当兵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领饷，为了养家糊口。早期，雇佣兵制度还能维持，后期随着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国家政权逐步被少数人垄断，财政日益困难，连雇佣兵制度也难维持。

这时，总的发展趋势，无疑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底层反抗越来越激烈，国家的财力越来越枯竭，日益无力供养军队。最终，政府军要么被起义军击溃，要么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要么脱离中央财政的羁縻自寻财路，要么被控制经济基础的豪强的私人武装所取代——东汉末年即使如此。某种意义上讲，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后两种路径的发展趋势都是军阀化，区别军阀的来源是原有国家武装的将领，还是崛起于民间的豪强，或者兼而有之。无论哪种路径，原有的上层建筑都将失去军事支柱。

罗马共和国早期，由于土地兼并导致义务兵制无法维持——士兵服役结束后，回到家乡，土地被邻居吞并，往往沦为强盗或乞丐。后来由募兵制取代义务兵制，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谁有钱募兵，或者，谁能搞到钱，谁就成为将领。将领拥有军队和独立的财权，雇佣兵们忠于给自己开饷的人，而不是共和国，这就为军阀混战埋下伏笔。

在扩张时期，由于不断获得奴隶和人口，经济基础被私人垄断与国家军队相对为公的矛盾，可以被掩盖下去。比如，罗马将领通过对外战争，获得大批奴隶和战利品，他们可以出售奴隶和战利品，补充军饷。退役士兵可以获得新征服地区的土地，得到安置。垄断土地的罗马贵族可以获得廉价的奴隶和土地。于是，三方三赢。但是，一旦对外扩张停滞，那么财政的缺口就会暴露出来。罗马既无财力维持军队，也无财力安置老兵。

如果此时有外患的存在，那么形势更加危险和复杂。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兼并，大多数中下层生活无以为继，或流离失所或投靠豪强，民兵制度已经无以为继；一方面，控制经济基础的少数人采取搭车者的政策，国家财源枯竭，无力供养大批常备军；一方面，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面对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将领自筹军饷，还是国内豪强招募流民，国内军阀都呼之欲出；一方面，军阀之间的利益并不统一，各自都有相应的资源，以及维护资源所需要的武力，于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很容易被外来势力各个击破；一方面，无论是国内起义军，还是外来军事力量，只要剥夺国内极少数人控制的巨量财富，就不难解决财源和兵源问题。

明朝末期，即面临类似的问题，明军为维护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作战，大地主、大官僚垄断财富控制经济基础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却不肯为明军出钱。由于财富汇聚、土地的兼并，原有的军户制度已经土崩瓦解，雇佣兵制的戚家军因为领不到军饷不满被镇压。最终，明军的体制无法维持，一败涂地，大地主、大官僚控制的土地和金银，都成为起义军或清军的军饷。许多明军投降后金（满清）以后，由于后金（满清）解决了经济困难，战斗力暴增，成为了满清征服中国的马前卒。

明军输于军事，明朝则是输于政治——统治集团内部内部出现强大的搭车的既得利益集团，明王朝无法顺利调整组织结构，无法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为明军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理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事情，由清军完成。清军通过劫掠、获得战利品以及圈占土地等方式，调整了关内原有的经济基础，调整后的经济基础为清军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持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先后挫败起义军和南明。

民国时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大地主、大买办的代理人控制军队，军队是雇佣兵，主要经济来源，一是土地，二是出口贸易，三是各种借款。一方面，大地主、大买办使用各种方法逃避、转嫁税负，一方面，税收征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跑冒滴漏。于是，大多数人破国难产，极少数人发国难财。由于财力枯竭，军队缺吃少穿，普遍营养不良。淞沪抗战的一线精锐士兵骨瘦如柴，其他士兵体质如何，可想而知。

作为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代表，蒋介石拥有最多的资源，但却无力压服其他军阀。军阀之间，有共同的整体利益，也有局部利益，有冲突也有合作，但是关键时刻，往往难以结束内讧，团结一致，集中资源，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李自成拷打明朝投降官员也好，满清入关跑马圈地也好，打土豪分田地也好，秦灭六国消灭旧贵族也好，其实都是无偿剥夺聚敛了太多的人群，粉碎原有的经济基础，用无偿剥夺的财产为自己提供军饷，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基础，获得强大的财源，把物质力量转化为战斗力，实现在现有生产资料基础上效率最高的暴力输出，用武力压服其他竞争的武装力量。谁能在现有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调整生产关系，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供最大的物质输出，谁就是战争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使用本国装备，军人消费本国产品，而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负债累累，那么说明并不是这个国家产能不足，而是分配关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央财政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现实世界中，常见的不是潜在产能不足，而是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制约国家获得财政收入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国家，都懂得在战争时期由国家控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就无法实现总动员，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力、物力资源，赢得对外战争。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统制经济，都是由国家控制经济，将剩余劳动力以兵员的形势，剩余产品以军需品和军饷的方式提供给武装力量。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有必要回复自由市场经济，由资本重新控制经济基础，以免国家机器失控危害资本的既得利益。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主动削弱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基础，则难免在未来损害由国家控制的武装力量获得物质资源的能力。

决定战斗力的除了训练水平，还有战斗意志。

决定人站立的，意志胜过体力。决定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胜过物质。另一方面，决定意志的，说到底，还是物质。

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不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冒生命危险的话，就不能否认，士兵的战斗意志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物质利益与武装力量维护的经济基础的物质利益的重合度有多高。

 

有些军队进攻摧枯拉朽，防御坚不可摧，攻坚时，能奋勇向前，前仆后继，防御时，能战不旋踵，死而后已。

 

尤其是在局部敌我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死死守住阵地，拖住敌人，不惜选择自我牺牲，为主力创造战机。有这样的军队，指挥员才能有效分配兵力，以小部队拖住对方主力，以主力大部队在地方力量最薄弱的关键点全力突破。

人都懂得趋利避害，对死亡都有天然的恐惧。让一个人舍弃生死，仅仅靠说教和欺骗是没有用的。

要战士赴汤蹈火毫不犹豫，肝脑涂地毫不退缩，需要战争的结果要和战士本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战士与他们为之战斗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士们自然拼命。反之，自然袖手旁观。

极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财产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垄断本国财富的的统治阶级利益不但是分化的，甚至是对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为他人的利益拼命的。

 

曾经有日本特务分析过，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是哪家军阀统治，老百姓都无所谓，因为区别只有哪个军阀盘剥跟残酷而已。韩国电影《寄生虫》之中，导演借助男主角的嘴，也说过类似的话。——无产阶级无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并不代表一无所有的工人的利益，要他们为这样的国家拼命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国家的士兵不是自发踊跃报名参军的，如果不是被重金招募来的，就是被抓壮丁的方式抓来，用严刑峻法押上战场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抓壮丁是重要的士兵来源。

 

在这样的社会中，掌握财富的极少数人既恐惧外敌，又恐惧内部人民武装起义。武力只能由统治者牢牢控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贫穷的绝大多数人，那么统治者宁可让绝大多数人与武力无缘，以免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自己。

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用严刑峻法驱赶无数社会底层（农奴、流民）当炮灰，在战场上一触即溃，各自逃命；要么是由社会顶层亲自担任武士，战争的胜负由武士决斗决定，底层的乌合之众负责虚张声势，打扫战场，抓俘虏，抢战利品，充当炮灰。

 

这样的军队只能靠残酷的军法制度把士兵押上战场，战场上一旦发生战线动摇，指挥官重伤甚至被杀，军法制度不再起作用，那么全军的崩溃就是瞬间的事情。

 

如此就不难理解，带队的武士（将佐）的武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武士决斗被斩杀，整个军队崩溃，武士决斗获胜，敌军望风而逃。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在冷兵器的时代，对这样的国家的武装力量来说，如果双方都是极少量的武士+绝大多数的乌合之众的组合，那么只要垄断并豢养数量有限的超级武士，随时能够阵斩对方的领军将领，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在那样的时代，项羽本人武力绝伦，是极大的加分项。曹操、刘备、孙权，使用各种手段笼络、垄断体力超群的猛将——不能为自己所用，至少不为地方所用。虽然有大量的无主荒地，但是普通农民在战乱中无力自保。大批的流民，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入不同的阵营，将领被杀，士卒全体投降，如果对方粮食充裕，降卒没有被坑死，则往往迅速成为敌对集团的士兵，等待下集体一次投降。

不过，垄断财富的社会顶层的数量注定是稀少的，超级武士的数量也注定是有限的，一旦遇到全民皆兵的武装力量，超级武士被围攻消灭，乌合之众一哄而散，这样的军队就难免一败涂地。

中世纪骑士，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武艺高强，但是注定数量稀少，各自为战。最终，面对全民皆兵的蒙古人的时候，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热兵器时代，超级武士+乌合之众的军队组合，更加行不通。绝地武士和西斯武士决定战争结局的方式，只能存在于电影之中，在现实之中，武功超人的武士们很快就会被使用枪械的士兵淹没，被重火器炸得尸骨无存。

 

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惊人。早期罗马军团的重步兵，都是小农场主，至少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罗马执政官实行选举制。士兵的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重合，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士兵的切身利益，士兵是在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而战，战斗意志最坚定。相比之下，迦太基的陆军则主要来自雇佣兵，金钱和性命相比，自然是性命更重要。至于民国时期的士兵，战争结果甚至和切身利益都关系不大，不管谁当权，奉系、直系、皖系、委员长还是日本鬼子，都是无情盘剥+奸淫捋掠。

 

把士兵的利益和政权的利益紧密结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给士兵土地。与细软等浮财不同，土地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土地是财富之母，控制土地，就能将租用土地的人剥削得一干二净。不见如此，土地不能随身携带，一旦给自己分配土地的政权被打倒，自己的土地就会被新政权重新分配。

 

相比之下，佣兵的利益主要是军饷，他们的主要财富是高流动性的金钱细软，他们与雇主之间没有长远的共同利益。一旦战局不利，带着浮财开小差，寻找下一个雇主，显然比战斗到最后一刻肝脑涂地明智得多。因为有巨大的奖赏的诱惑，雇佣兵军团在战争顺利的时候，可以势如破竹，一旦战事不利，风险远远高于收益，战势很快急转直下，满盘皆输。

 

南北战争初期，面对训练有素的南军，北军节节失利。林肯推出宅地法，一下子激发了北军的战斗热情。南军代表的大种植园主的利益，显然不能自我阉割，自我拆散大庄园，只能诅咒林肯居然使用这么阴损的招数。

 

旧文：房产是台收割机

老乡们，参加联邦军可以分到土地！！记住，南方奴隶主反对分西部的土地，他们赢了，你们的土地就没了！！现在，他们要回来，要当还乡团，要夺走你们的土地！！你们说，怎么办？！!打倒他们，好不好啊！！！

 

国军士兵在被俘前，几乎毫无战斗力，一旦被俘，很快就调转枪口成为意志坚定的红军（解放军）战士，思想工作是一方面，组织工作是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另一方面。

 

历史上，重新调整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一直是调动士兵战斗意识，赢得战争的大杀器。只要能做到战者有其田，并由国家小心维护土地所有制，避免士兵的土地被兼并，让士兵们充分理解一旦战争失败，政权垮台，自己的土地将被剥夺，自己及全家将阶级跌落，那么就不难保证士兵的战斗意志。

 

工业化的时代，小农经济无法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不能把士兵的利益与政权的利益紧密结合的。国家控制主要财富，控制社会分配，既确保军官和士兵生活优渥，退役之后，生活无忧，又确保官兵不掌握私有资产，不能脱离国家而富贵，他们的生活质量完全与国运相关，与国家利益高度重合。那么，官兵们自然会为了国运舍生忘死。

 

辛亥革命，汉族军官往往迅速改旗易帜效忠新政权，全国各地遍布的满城，则往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原因无他，满城中满族官兵的利益与满清高度重合，抛开铁杆庄稼固定的俸禄和待遇不说，覆巢之下无完卵，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鱼死网破。

 

一个国家的主要财富（土地）高度分散，或者由国家控制，这样的国家的义务兵的战斗意志最强。重金雇佣的雇佣兵战斗意志略逊一筹。抓来的壮丁的战斗意志最弱，除了关心什么时候开小差最容易、最安全，外加顺手牵羊搜掠战利品，保证自己的军饷和军粮被层层盘剥的时候自己不死于饥寒，他们对其他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

如果不能保证耕者有其田，或者，国家集中所有的产品统一分配，那么，退而求其次，要保证军队的战斗意志，起码要把军饷开足，重赏之下有勇夫。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在戚继光的时代可行，在后戚继光的时代不可行，原因无他，由于民间的财富汇聚和土地兼并，明朝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一支数量可观的雇佣常备军。

如果物质资源实在匮乏，那么至少要保证赏罚的公平。物不患少患不公，公平即付出同样的资源，获得同样的收益。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多数人的公平就是付出同样的努力，获得同样的回报（晋升、封赏）。财产高度集中社会，不会有多数人认为的公平。少数人如果不利用他们掌握的资产优势，制订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让社会分配（也包括晋升、封赏、战利品）的分配，向自己倾斜，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回报，不受资产的干扰，财产不能在社会分配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成为极少数人垄断财富的社会——因为趋利避害的智力、追求更高回报的进取心和劳动力是人人都有的。

 

少数人垄断财富，控制经济基础的政权，既做不到打土豪，分田地，实现战者有其田；国家也不控制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财力，终生供养战斗人员；又拿不出足够的封赏，给予雇佣兵足够的军饷；更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士兵的战斗意志如何，可想而知。

 

如果一个武装力量维护的经济基础既与多数人的利益不兼容，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开出丰厚的佣金，甚至不能做到公平的按功劳分配，那么这样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就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了。

军费之中养兵是一部分，妥善安置退役士兵是另一部分。

在私人垄断财富控制经济基础的金字塔型社会，社会成员迅速两极分化，扁平型社会进化为金字塔型社会，最终演化为倒图钉社会。

在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面临阶级跌落的时代，要数以百万甚至数以千万计的不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口，保持在社会中层的位置，生活小康至少温饱，而不发生阶级跌落，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实之中，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妥善安置退伍老兵越困难。国家提供的军饷和退伍安置金往往是国家财力的极限了，但是让现役士兵和退伍老兵跨越阶级门槛，避免阶级跌落则远远不够。因为在金字塔甚至倒图钉型社会，只有剥夺他人和被他人剥夺二选一，要么成为剥夺者，要么阶级跌落，要避免阶级跌落，必须实现成为大资产者。国家显然拿不出那样的财力。何况，除非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否则只能有数量众多最终还是难免阶级跌落的中小资产者，不可能有这么多有能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大资产者。

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安置退役士兵，必然影响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并导致巨大的麻烦。

一方面，看到退伍老兵，尤其是伤残老兵落魄的晚年，民众视入伍如赴刑场，纷纷逃避兵役，军队只能靠抓壮丁等方式维持兵员；一方面，现役士兵看到国家视老兵如弃履，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很难毫无顾忌，赴汤蹈火。

民国时期即是如此，现有财力维持现有的武装力量都困难，怎么可能妥善照顾退伍老兵呢？所以，抗日靠抓壮丁，伤残士兵被抛弃在社会上，失去生活来源，大批逃兵要么在社会上游荡半丐半匪，要么落草为寇，要么投靠伪军，要么弃暗投明成为八路军或者解放军。

看过《沈醉回忆录》就知道，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大裁军，许多军统特务领到仨瓜俩枣的安置费就被扫地出门。在通货膨胀的时代，这点安置费根本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被裁撤的特务，兔死狐悲，心有余悸，一面努力保住职务，一方为自己身后计，努力捞钱。

军统特务尚且如此，基层士兵的待遇更惨不忍睹。顺便说一句，《八佰》之中的指挥官谢晋元被叛徒杀死后，他的夫人都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现在有些人炒作抗战老兵。其实，许多民国时期的国军的抗战老兵，如果能侥幸活到战争结束没有落草为寇被镇压，参与了解放战争的话，大多反穿皮袄，调转枪口，成了解放军。战争结束后，他们大多以解放军的身份返乡，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有人说，民国时代积贫积弱，所以无力对抗外侮。积贫积弱是一方面，分配不均，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采取搭车者的态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另一方面：同样的农业国和土地规模，解放军能养得起从国军那里起义的现役士兵，妥善安置退伍老兵，为什么国军做不到呢？说到底，还是分配问题。

类似的情况还有秦灭六国。经过废井田开阡陌和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秦国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加上采取军功爵制粉碎秦国旧贵族势力，对外战争粉碎六国贵族旧势力，秦国可以拿出大量的经济、政治资源奖励勇于作战的战士，这些勇于作战的战士，在退役的时候，已经拥有足够的土地和较高的地位，生活不成问题。这些人生活富裕，高人一等，进一步激励其他现役士兵奋勇作战。

正规军的官兵，加入其他武装，会极大提高其他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水平，给现政权带来巨大的麻烦。

如果我们看看《水浒传》之中，有多少好汉曾经是朝廷的将领，就不会怀疑这一点。《上帝之城》之中，新兴黑帮的头子，是前巴西陆军特种兵。这位特种兵枪法好，战术指挥能力强，熟悉军队组织方式，成为黑帮头子毫无悬念。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一旦落草为寇，能立即把黑恶势力的武装力量提升到准专业团队的水平。至于后金获得明朝投降官兵，解放军获得投降国军技术兵种以后，均极大提升战斗力的例子，更是毋庸赘言。

旧中国，匪患遍地，一方面是财力不足国家机器力所不及，一方面是大量退伍士兵、内战溃兵和逃兵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一方面是许多地方乡贤豪强半官半绅半匪。解放以后，经济基础进行了相应调整，国家机器得到加强，民间武器被收缴，退伍士兵妥善安置，地方乡贤豪强被镇压，各地建立武装民兵制度，人民政府铲除了匪患滋生的土壤，土匪很快销声匿迹。

如果有政治势力，出钱把这些退伍官兵组织起来，那么麻烦就更大。比如，罗马时代，社会上有大量的退伍老兵。这些老兵身经百战，虽然体力不如青年士兵，但是战斗经验丰富，战斗意志强悍。所以，只要有人出钱，就能很快招募并组织起精锐的老兵军团，加入军阀混战，逐鹿地中海，问鼎罗马。再比如，一度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的ISIS的核心骨干力量，即来自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政权的精锐部队。由于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作为骨干，ISIS一度为非作歹、称霸一方。

在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的时代，社会贫富悬殊，土地等生产资料高度垄断，生产资料激烈兼并，普通劳动者的负担日益集中，老兵们解甲归田之后，很难自我就业，即使就业也很容易阶级跌落陷入贫困。

一方面国家财力枯竭导致退役安置金数量有限，一方面生产资料高度垄断导致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老兵有限的退役安置金的往往不足以购买足够的土地，实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即使侥幸实现自我就业，也很容易破产：《战马》之中男主人公的父亲参加过布尔战争，用退役金购买了一小片土地，平时靠贷款维持，一旦收成不好，就很容易被债主剥夺得一干二净。《悲惨世界》之中的小店主，本是拿破仑战争的退伍老兵，经营一家小客栈。最终，客栈破产，小店主进入巴黎成为危害社会的渣滓。

如果不能自我就业，那么老兵们花光退役金之后，由于缺乏社会生产技能，年龄偏大，甚至身有伤残，导致再就业困难，很容易陷入极度贫困。

如果国家把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养起来，那么必然面对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则既不讲道义，也是在走国民党的覆辙。

在少数人控制经济基础、贫富差距严重的的国家，即使财大气粗如美国，也有相当一批老兵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虽然美军为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华尔街也舍得花钱，但是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妥善安置老兵所需的巨大财政开支，仍让美国政府感到不堪重负。

比如《第一滴血》中的兰博，比如《阿甘正传》中的伤残的丹中尉，都是越战老兵。电影之中，丹中尉和阿甘在一起，借着阿甘的主角光环，再获新生。现实之中的越战老兵，是否还有这样东山再起的人生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减轻安置老兵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在大量采用服务外包等方式，雇佣平民从事军队中非战斗性工作，变相压缩现役军人数量，同时延长服役期限，鼓励老兵连续长期服役，以此减少需要财政供养的退役老兵数量以及老兵可以领取退休金的时间。美国政府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否能维持，能维持多久，还需要拭目以待。

历史上，有些朝代把一部分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划拨出来，定向给予一部分人口，让这部分人口承担兵役，试图实现既节约财政支出，又避免退役老兵阶级跌落的目的。现实之中，只要允许财富的自由流动，这部分定向给予的生产资料，迟早也会私有化，成为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

反之，如果没有人垄断巨额财富，整个社会为扁平型社会，国家控制经济基础，那么安置老兵毫无困难。

解甲归田的官兵进入国有企业，可以成为生产者。进入政府，可以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在民间，由于生产资料兼并不激烈，阶级跌落的风险微乎其微，不多的退役金就很容易实现再就业。不论是哪种安置方案，老兵都很容易自食其力。

此外，老兵还可以成为预备役民兵组织的士官，提升民兵组织的战斗力，成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

由于老兵安置稳妥，义务兵对普通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不用出重金招募，即可获得充足的兵源。由于常备军大量采用义务兵，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

解放之后，我国即采取了这样的制度，退役指战员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不但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为祖国建设提供了自己的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汇聚和集中是大趋势，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经济基础很难维持一个相对为公的上层建筑，武装力量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支柱之一，也必然受到影响。

财富高度垄断，社会权力迅速集中，社会成员迅速两极分化，财政矛盾突出，军费开支激增，一方面影响税收，财力日益枯竭，财政无钱养兵；一方面多数人的利益与经济基础的利益发生背离和冲突，现役士兵军心浮动；一方面随着全社会普遍的阶级跌落，安置老兵异常困难。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变化，必然引发一系列后果。

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必须拥有强大的财源；要维护士兵的战斗意志，必须保证经济基础与士兵利益高度重合；要维持一支相对为公的武装力量，必须维持相对分散小资产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至少，从财力的角度看，是如此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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