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资本的腐朽性还表现在，它不是通过提高美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希望通过各种打压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科技发展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科技是在竞争中发展的，而美国则找出各种借口，谋求垄断，遏制科技竞争和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将其腐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对中国进行严厉的贸易制裁，打击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进而进行高科技封锁。实际上，贸易制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美国对华正在实行新遏制战略。那么，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和实质是什么？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重大转变呢？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来看，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是新遏制战略的推动者，其最根本目的是通过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来遏制中国，维护自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垄断地位，维护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本文结合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本质、形式、国际产业链制高点竞争等问题，来分析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一、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概念界定
以及我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美国对华的新遏制战略是相对于冷战时期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而言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美、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二者之间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要生存，就必须要“遏制苏联扩张，阻止苏联破坏美国重要利益，破坏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遏制，即阻止苏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遏制的目的是击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发展的言论”。
简单地说，美国针对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经济上要竞争，军事上要对峙、威慑，意识形态上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地缘战略要地上要争夺，其最终目标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遏制战略的展开是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为背景。这两大阵营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形成了两大经济体，也形成相对隔绝的平行市场。
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的遏制战略，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加深，因而具有不同的遏制形式，故称之为新遏制战略。
2017 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尤其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引发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但学者们达成高度共识，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历史的、深刻的、本质的变化，中美关系不再是“斗而不破”，其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
学者们对美国新的对华战略的主要分歧在于其本质和根本特征。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是一种遏制战略
俞建拖、卢迈认为，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贸易战是“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郝月峰提出，“越来越显示出美国开始逐步放弃‘遏制+接触’战略，向‘遏制+竞争’转变”。刘国柱认为， “今天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其实质是经济战，核心是打压中国的崛起，尤其是阻止中国经济由大变强”。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经济战实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崛起。曹先玉认为美国对华实行的是一种成本加强的竞争性战略，这种战略“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加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成本，使中国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而这种战略正是借鉴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苏联成本强加战略，美国新的对华战略继承了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一些重要特征。徐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历史性的，中美关系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风险，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有可能发展为冷战式的遏制战略。
（二）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是竞争战略，本质上是战略压制
吴其胜提出， “鉴于短期内两国在实力对比和发展模式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战略竞争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赵明昊提出， “一种明显区别于‘接触+防范’战略的竞争性对华战略正加速形成”。张文宗提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其“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吴心伯提出，美国对中国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施压，尤其是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领域与中国脱钩，“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
（三）美国对华新战略正在从接触走向全面防范或规锁，但不是遏制战略
韦宗友认为，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楚树龙、陆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日益转向把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并在经贸、科技、网络、军事、司法、文教等众多领域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及对中国的制约、限制、平衡与防范。达巍认为，随着中美国力对比变化，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思想从‘接触’演进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薛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两面下注’转变为‘全面防范’，但并没有把中国看成苏联那样需要加以遏制的敌人（enemy），而是看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对手（rival）”。张宇燕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走向“规锁”。“‘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规锁”政策有遏制的因素，但不同于美国当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不过，它可能会走向遏制。
总体来看，学者们都承认美国对华战略的意图是抑制、规范、规锁中国发展，其竞争性在强化。学者们的分歧在于“遏制”因素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比重。
有的学者认为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遏制战略。有的学者用竞争战略这一概念，并认为其实质是战略压制，这实际上已经表达了“遏制”的内涵。以张宇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是一种“规锁” “防范”，但还不是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从具体政策来看，美国对华新战略确实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有很大不同。但是以张宇燕为代表的学者们忽视了国际背景的不同。
如果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来看，从产业链制高点争夺来看， “规锁”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形式的遏制战略。这种遏制战略的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把中国“规锁”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由此确保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因此，美国对华新战略是一种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新遏制战略。
就美国对华实施的新遏制战略这个问题，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是从中美国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来分析的，这种分析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在美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霸权转移理论。
这些理论能够描述中美关系，但又有可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往往会不自觉地得出结论，即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是维护其利益的正当反应。
也有学者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研究中美贸易战，认为“美国政府发动世界贸易战的实质：争夺和占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 “美国政府发动世界贸易战的根源：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
但是，这些学者忽视了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以各列强为中心的、相对孤立的经济体。而今天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国际环境则有着巨大的差异，贸易战不是简单地争夺市场，而是要争夺全球产业链制高点。
针对以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制高点竞争、超额垄断利润、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维护其主导的积累制度出发，阐释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
二、新遏制战略的目标
是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
实质是维护超额垄断利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遏制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将中国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这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实质。
在当今时代，高新科技是国际产业链的制高点，是各国争夺的焦点。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滞胀”之苦，美欧跨国公司开始推行全球一体化战略。
这种全球战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产品规格，并将每个分公司都变成专门生产制成品的某个个别组成部分的单位”。这些跨国公司为了实现最高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科技研发、品牌开发、产品设计、投资、生产、销售。
在跨国公司推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有两点非常关键。
其一，跨国公司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研发等战略性部门都会保留在母国。它向外转移的大多为生产、制造、组装部门。这样，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来控制整个产业链，掌控定价权。
其二，在推行一体化过程中，国家间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就相关生产环节来说，生产水平是接近的） 差别是跨国公司巨额利润的重要来源。
在美欧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形成一种新型的国际产业分工：产品内分工。
在产品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某个特定产品的特定生产环节，并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产品的国际产业链。
国际产业链有相应的价值链，不同国家承担特定产品产业链的不同的环节，获得不同的利润。一般来说，从价值链来看，技术研发、专利、品牌标准制定等产品的开端环节和市场营销、服务等产品终端环节的附加值是非常丰厚的，而制造、组装等中端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
在国际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核心技术及其研发能力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美国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安迪·凯斯勒通过分析东芝笔记本电脑的利润分配，形象地说明了核心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决定性地位。
在美国一台东芝笔记本售价 1000 美元。东芝公司生产过程中需要从美国购买英特尔芯片，价值 300 美元，购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 50 美元。这样，美国进口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就会在对日贸易中出现 65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从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东芝公司生产、出售一台笔记本电脑仅获得利润 50 美元。而一个英特尔芯片的利润是 250 美元，一个视窗系统的利润是 49.95 美元，美国公司获得利润是日本公司的 6 倍。
因此，安迪·凯斯勒说：“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顺差……正在经历利润顺差。”
在一定意义上，核心技术决定着国际产业链价值分配的格局。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现代产业链理论所说的高附加值，其实质是美欧跨国公司凭借对核心技术、品牌、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等环节的垄断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走的劳动剩余。
美欧跨国公司之所以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生态成本大的制造和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在于后者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和廉价的生态环境。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生产领域的生产水平必须达到美欧跨国公司的要求。
就相关的制造、组装环节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要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而这些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同样的生产标准，同样的劳动，跨国公司只付出非常低廉的工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同样的劳动创造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制造、组装环节，同样的生产率，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是一样的。
美欧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关产业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相同的劳动。二者之间巨大的价格差额形成跨国公司极其丰厚的利润，成为超额垄断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巨额的利润本质上是跨国公司“无偿”地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走的劳动剩余。
因此，如果美欧跨国公司要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就必须在国际产业链中垄断核心技术、品牌、标准制定和销售渠道等环节，其中垄断核心技术是关键中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份额。我国外向型经济被整合到美欧跨国资本的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和美国是互补关系。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总是“斗而不破”。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产业自然要升级，要向中高端发展，要掌握自主核心技术，要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中国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再任人“无偿”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产业链中，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端领域的竞争关系。
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开始冲击美国跨国资本的垄断地位。为了维护超额垄断利润，美国必然要打压中国。其中，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控制国际产业链高新科技制高点，自然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中之重。
三、新遏制战略的根源是
美国金融资本要维护其主导的积累制度
美国金融资本统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凭借“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从全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提取财富。但是不管如何，金融资本最终依赖实体经济，而跨国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资本统治地位、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最重要的实体经济支柱。
美国金融资本出于其根本利益，必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金融统治的命脉。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滞涨的形式再次来临。在解决滞涨的过程中，美、英推行新自由主义，取消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
到了 90 年代中期，美国形成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金融资本主导着工业资本，衍生出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不断地从全球的工业、农业中提取利润，从金融企业中分享收入，另外还有利息和红利。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下，金融资本的逻辑压倒工业资本的逻辑。金融资本短期高利润的要求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策略最强劲的推动力，而凭借在国际产业链中控制科技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跨国公司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制度的最重要实体经济支柱。
首先，金融资本要求投资周期短、收益高。
“金融资本决定性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所持资产在金融市场的情况，优先考虑的是其‘市值’。”
金融机构根据短期高收益的标准对能够快速升值的高“市值”资产进行投资，个体投资者则根据各种基金的收益不断转移自己的投资。
美国学者戴维·C.科顿对这种短周期、高收益的金融投资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互惠基金的成绩每天都在世界各大主要报刊上刊登，每个月和每个年度都有无数的部门在比较基金运转的情况……对互惠基金的经理人来说，所谓短期投资就是指一天或更短的投资，长期投资可能就是一个月。”
其次，金融资本短期高收益推动跨国公司实行全球一体化策略。
金融资本要求短期高收益，而工业生产需要较长的生产周期。正常的工业生产周期已经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而通过产业转移，利用新兴工业体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就成为跨国公司迅速提高利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认为：
“新经济时代有新技术支持，但金融投资者的股票收入所‘必须’的利润水平、超额利润的实现，仅依靠本国经济已经不可能，因此，部分在美国生产的产品需要转向低工资国家生产，之后产品再进口到美国……廉价的福利—工资，对工资上涨的限制，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得以生存的一个原因。利润返回国内使华尔街主要金融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可以公布它们专门用来支撑其证券和整体市场行情的那部分利润。”
再次，跨国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支撑着美国虚拟经济。
跨国公司在新兴工业体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保证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价值。
各种机构和个人根据“市值”和对“市值”的升值“预期”对公司股票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进一步推高“市值”，进而进一步吸引全球投资者，再加上金融杠杆运作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从美国金融市场中衍生出庞大的虚拟经济。
正常的工业、农业生产周期是投资—— — 生产产品—— — 出售—— — 利润，虚拟经济的周期是投资—— — 利润，以钱生钱。金融投资演变为金融投机，各种投资者在虚拟经济中投机套利。
美国虚拟经济已经脱离实体经济，本质上是巨大的金融泡沫。但是，在金融危机没有爆发时，这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能产生虚拟财富效应，并形成真实的消费能力，它不断吸引着全球金融投资和投机。虚拟经济成为美国金融资本进行资本积累最直接的手段，直接从美国社会、从全球攫取巨额财富。
最后，来自国际产业链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资本统治的命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真实的社会财富是从生产中创造出来的。
金融机构作为生产服务的中介部门，它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分得一部分劳动中创造的财富，美国金融资本正是通过虚拟经济投机套利获得巨额财富。但是，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财富，美国金融资本只不过是从美国、从全球生产部门中转移、攫取了巨额财富而已。
不管美国虚拟经济如何发达，它最终需要实体生产部门的支撑。在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产业链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这种信心和预期最现实的支点。
如果没有这种超额垄断利润，美国金融资本以短期高收益为特征的资本积累就无以为继。如果没有这种超额垄断利润，支撑美国虚拟经济对未来财富的信心和预期就会消失，美国资本市场就会失去大量国内和国际投资者，虚拟经济就会随之崩溃，而美国金融资本也就失去了从全世界攫取财富的最重要手段，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地位也就随之终结。
因此，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本质和特征来看，由控制国际产业链制高点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是美国金融统治的命脉。中国正在依托制造业进行高新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这在美国金融资本看来，已经威胁、动摇了其对国际产业链制高点的控制，影响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金融资本为了维护自己全球统治地位，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统治。这是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四、美国新遏制战略再次证明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企业冲击美国就业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最主要的借口。
如果不去纠缠美方各种强词夺理的细节，而是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的本质、形式和后果来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由美国金融资本自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造成的。
第一，美国金融资本是世界经济体中最大的寄生物。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就在于，它不创造真实的财富，却不断地从世界经济的财富生产中攫取巨额财富。
在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下，跨国公司把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新兴工业体，由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些产品中的一部分在美国被消费后，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同时，超额垄断利润吸引全世界投资者投资美国资本市场。
“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流向这里的资金，其目的都在于向华尔街投资以获取股市带来的意外收获，正是这些巨额资金填补了美国外贸经常项目总是极高水平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债务则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给找到了出路，华尔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这一机制的美国对华新遏制战略的目标、实质和根源核心。”
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虚拟经济，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从全球经济体系攫取财富，进行资本积累的机制。美国金融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
英国财经媒体人保罗·梅森用简洁的语言概述这种经济格局，
“我们已经见证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亚洲是生产者，美洲是消费者；亚洲是贷款方，美洲是借款方；亚洲是出口方，美洲是进口方。在谈论这种情况前，有必要搞清楚谁是这种阴阳布局的受益者。绝大多数受益者是美国的资本家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者”。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从全世界进口产品，同时美国又是最大的借贷者，通过资本市场及其衍生的虚拟经济从全世界吸引资本回流美国，就这样循环往复。
在所有国家中，只有美国凭借美元霸权能够这样做。在这些被消费的财富中，除了美国实体经济生产部门真正创造的财富外，一部分是转移了其他国家的财富，一部分是预支未来的财富预期。
在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中，美国经济有着令人瞠目的寄生性，而这种寄生性的核心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不过是这种寄生性的外部现象而已。
第二，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冲击美国就业，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追求短期高利润，美国制造业投资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由此形成美国产业转移，形成制造业空心化。
与此同时，在短期高利润的压力下，美国产业巨头开始产业重组。产业重组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减员增效，也就是大幅度裁员和减薪。只有这样，才能短期内迅速提高公司利润，在资本市场吸引投资者，迅速提高公司市值。
在这个进程中；一方面是一些工人失业，一些人原有收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股东们的资产迅速升值。
“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的国际化战略就非常有代表性。
苹果公司在美国有员工13920人，在美国境外有员工 27250 人，其中境外员工中中国员工有 12270 人。在工资分配中，美国境外员工的总收入不到 3.2 美亿元，而美国员工总收入接近 7.5 亿美元。在美国员工中，7789 名零售以及非专业人员的总收入仅为 2.2 亿美元，而 6101 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员工的总收入则超过 5.25 亿美元。约 15%的员工占有工资总额的 49%。
苹果公司内部收入的两极分化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美国资深财经媒体人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说：
“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同时，在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和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财富迅速向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转移，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对于这种极端两极分化，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举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
“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 465 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 440 亿。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 40%约有 1.2 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 950亿美元”。
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导致美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社会财富极端两极分化就是其最明显的病症之一。
美国以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遏制中国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转移国内民众不满，转嫁危机。
第三，美国金融资本已经开始成为阻碍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由于其垄断地位而必然具有腐朽性，
“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它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
美国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它的腐朽性。
2014 年 4 月，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林恩在一次演讲中对美国的军工研发表示担忧，他指出，虽然美国国防承包商的股价和利润持续增长，但研发投入却在下降。主要承包商们都将精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股权回购和增加分红来提升股价上，而不是增加投资，研发对提升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下一代、变革性技术。
2013 年通用动力研发投入仅占总销售收入的 1%，洛克希德·马丁为1.5%，L-3 通信、诺格和雷神约为 2%，远低于十年前 3%的普遍标准。当通过垄断地位和投资资本市场就能够迅速赢得巨大利益的时候，科技创新的动力也就自然减弱了。
美国金融资本的腐朽性还表现在，它不是通过提高美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来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希望通过各种打压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科技发展来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科技是在竞争中发展的，而美国则找出各种借口，谋求垄断，遏制科技竞争和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将其腐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来源：红色文化网，原载《南通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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