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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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
2020-03-29
【提要】世界大变局是影响两种制度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变量和关键因素,正在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关系及共处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整，关联互动、竞争博弈趋势明显，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各种政治思潮碰撞争锋异常活跃。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和发展经验光环黯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最终要靠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世界多极化步伐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潮流大势难逆，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整体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展开激烈较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制关系和比较优势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大变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在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关系及共处空间，是影响两制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变量和关键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不同性质的两大社会制度，其前途命运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紧密相连。大变局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日趋成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不断呈现，加速全球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快速变革，催生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既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版图，也对人们生活方式和心理认知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很不平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稳定因素交织，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猖獗，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制度困境日益显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危机四伏。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矛盾，通过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资本家把投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加速金融资本全球化。由于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健全，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区域性或世界性经济危机频频爆发，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金融泡沫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接一个，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虽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拯救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垄断和金融创新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固有矛盾，反而使其以新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扩散，各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普遍存在。金融危机导致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与日俱增的全球性新课题和新挑战。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主导地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全球财富不断向少数最发达国家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地位和南北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一个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使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衰退期、调整期，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泛滥，特别是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球治理体系日陷瘫痪。特朗普大搞“美国第一”，实行单边主义，频频退群毁约，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再到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严重破坏了先前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及西方国家盛行的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使全球化和国际秩序调整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是全球治理中不确定、不稳定的变量。特朗普政府挥舞制裁大棒，大打贸易战，倒行逆施，挑起对抗，激化了国际矛盾，严重破坏了现有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当今世界的物质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推进，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绿色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引发传统生产方式“颠覆”性变革，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促进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引领全球经济跨越式发展，将深刻改变以往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抓住机遇、搭上这班顺风车的国家就可能成为新崛起的国家，否则将被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全球化时代大潮淘汰。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近些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2016年达到80%，是当之无愧的主引擎。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快。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确定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快速变革期，治理机制与平台日益丰富，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凸显，各种利益诉求交织冲突，世界多极化引发大国之间、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之间博弈加剧，世界又到了一个历史质变的“临界点”。在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美国和欧洲貌合神离，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大气环境保护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主张各异。特朗普上台，推行“美国第一”战略，要求北约国家向美国交保护费，提高向美出口关税，美欧矛盾上升。没有付出，就没有主导权。由于美国退群和领导缺位，美欧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传统同盟关系裂痕扩大，西方主要核心国家也开始各扫门前雪。英国脱欧，欧盟各成员坚持本国利益优先，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世界大变局中，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整，关联互动、竞争博弈趋势明显。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期待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持既得利益和领先地位，加剧与新兴大国的博弈，甚至采取限制、打压措施，遏制新兴大国快速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整和持续互动，相互之间的博弈将加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已从过去世界体系的边缘者、旁观者，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由过去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服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主动建设者、卓越贡献者，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刻、持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使其有更强能力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也有更强能力去协同解决世界性难题，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进步。然而，一些国家和国际势力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等恐中情绪，把中国崛起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继而加大对中国的阻遏和施压。随着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重重危机，人们开始质疑西方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普适性，国内外许多学者称，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持续恶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与冷战结束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改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浪潮相比，如今西方长期引以为豪并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制度光环逐渐黯淡，吸引力越来越小。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制度从“心仪”转为“心疑”，开始“向东看”。3.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各种政治思潮碰撞争锋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更加明显，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联系、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出现新内容、新特点，斗争形势更趋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建立两大平行的经济体系，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一些做法，社会主义国家也吸收了西方国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并存与竞争、借鉴与合作的两制关系下，西方发动的“冷战”并没有引发新的世界大战。21世纪，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仍同处一个世界，相互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是和平竞争，不是零和博弈。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在当今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选择问题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从而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唯一代表，进而对外输出和强加于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国际政治思潮呈现较明显的交锋对立特征。尽管当今世界社会政治思潮纷呈林立，令人眼花缭乱，但流行的并不都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社会进步，如单边主义、排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就与当今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相悖，越来越遭到世人唾弃。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单边主义、排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新路，必须消除人与自然对立、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现象，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它所追求的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等理念和价值，永远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这是社会主义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陷阱”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以及“后西方”“后真相”“千禧社会主义”等思潮升温。针对财富日益集中、贫富鸿沟越来越大的现实，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法国“黑夜站立”和“黄马甲”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其主要诉求是要通过国家制度来限制垄断资本贪欲，保护劳动群众和边缘群体利益，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此外，美欧一些国家还刮起一股社会主义旋风。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51%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积极。西班牙《国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的千禧社会主义》文章，认为美国千禧一代已经成功打破该国对“社会主义”的禁忌。世界大变局风云激荡，历经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势风光不再，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仍具有时代价值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弘扬光大。德国卢森堡基金会理论家米夏埃尔·布里称“社会主义进入3.0”，认为“社会主义3.0”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格局重建，无疑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炫目的篇章。冷战结束已经30年了，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较量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涉及领域更广泛、方式更多样、形势更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输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以“教师爷”身份鼓动发展中国家搞私有化、自由化，在世界各地搞“颜色革命”，一些国家“中招”后陷入社会动乱、经济停滞的泥潭，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长期内战，战争至今没有结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掀起新一轮“反社会主义”逆流，对左翼政权勒紧绞索，对朝鲜、古巴、委内瑞拉极限施压，以期彻底铲除冷战后“共产主义遗产”。西方国家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多数国家在社会主义影响下建立起社会福利制度，国内的贫富差别及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中产阶级规模渐渐扩大。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不仅没解决资本和劳动、增长和分配、效率和公平之间矛盾，反而加剧了这些矛盾。国家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各国劳动者之间的生存竞争，经济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和地区差距拉大，一度扩大的中产阶级数量下降，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2018年美国智库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是剩下99%人群的26倍，而在贫富差距最大的纽约、佛罗里达和康涅狄格，前1%富人的收入分别为剩下99%大众的44.4倍、39.5倍和37.2倍。贫困化和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了一个贫富悬殊和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西方民主陷入制度困境。长期以来，西方有左、右政党相互“纠偏”传统，政治钟摆效应明显。中左翼和右翼政党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利益偏好，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对手，往往在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上做文章。大选时相互攻讦，上台执政的党也会对前执政党做法进行“矫正”，如此左右互换基本保持了西方国家政治平衡和社会稳定。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民粹保守势力在2016年美国选战中走极端、搏出位，成功登台执政。特朗普上台后立即推翻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推出限制移民、修建边境隔离墙等极端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共和、民主两党理念和政策分歧。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极化，社会民意越来越分裂。一些欧美学者以不同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永恒法则”的破灭和衰败，如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从“历史终结论”转到资本主义“制度衰败论”，法国作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大量数据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失灵和衰败。民粹主义加大西方政治对立。当前，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全球性挑战突出，以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民粹思潮肆虐，长期难入政治主流的西方左右翼极端政党上升势头强劲，国际力量对比加快消长，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成为常态。极端主义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加速西方政治碎片化，给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演变带来了新的变数。民粹主义和西方精英政治天然对立。当今，一些极端政党虽归宗入流，实现角色转换，但其基本主张没有改变，反而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进一步加剧各国政治极化。以反主流政治而获得中下层民众支持的西班牙“我们能”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政党，以“人民反抗上层统治”为标志的意大利“五星运动”从网上“朋友圈”演化为有不少议席的主流政党。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群体崛起不仅引发传统主流政党恐慌，而且也打乱了西方政治钟摆频率。极端政党群体崛起是西方国家政坛民粹化趋向的重要标志，反精英政治的民粹情绪导致西方政治对立常态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度使“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没有在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剧变中倒下，坚守和捍卫了社会主义，并以中国式道路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许多变化，这个变化可概括为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陷入力量严重下降、思想彷徨迷惘、探索变动不居、目标多变不明的低潮困境中，开始进入力量重兴的新阶段，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格局正在形成，其中鲜明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引领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必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100多年前，当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开始真正地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伟人毛泽东早在1921年就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他认识到：“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邓小平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伟人，特别提倡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初步形成了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2018年的GDP高达90多万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对人类发展进步事业来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只是经济上的，物质上的，还包括制度上的、思想上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仅给近14亿人口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丰富了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全世界所有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竖起了一面令人向往的旗帜，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稳中有进，各国共产党组织力量、活动方式出现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对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将产生重要引领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展开激烈较量，各种左翼力量和新兴社会运动开展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及反资本主义、推动历史进步的斗争，这一较量本质上虽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但不同道路制度模式之争贯穿其中，充满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制度之争。执政的共产党都强调要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苏联社会主义到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力量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除中国外，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各有不同的国情，执政党对本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及当前的任务看法各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有差别，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各有侧重，但都强调要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极为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也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总结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多样性特点，不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探讨中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在形式上是以民族国家为舞台的，在内容上则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有相应的国际支持和良好的国际环境。近年来，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国的执政党重视学习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党建经验，每年都举办不同形式的双边理论研讨会，交流各党治国理政经验。许多外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也纷纷派人到中国学习考察，他们都认识到，通过总结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经验，可为深陷思想迷茫、理论困惑、政策匮乏、行动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参考借鉴，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重兴。进入21世纪之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个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即每年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迄今为止，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举行了20次，有100多个共产党组织参加过其中的活动。2017年11月，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第19次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自77个国家103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300多名代表与会。会议分析各国共产党左翼力量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各国共产党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捍卫和平及实现社会主义。2018年是希腊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第20次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回到创办地举行，会议主题是探讨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对剥削和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工人与不同民族权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中的任务，会议通过了“第20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呼吁书”。通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一平台，各党交流思想和看法，对促进共产党之间团结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格局。100多年来，世界曾出现过“东风压倒西风”的社会主义高潮时期，也经历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低谷阶段。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发展和深化，世界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虽遭遇危机，但社会主义国家仍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生存发展，不断遭遇西方敌对势力的打压和围攻，“资强社弱”格局没有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性转变。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不断打压。百年大变局引发不同文明和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较量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领域更广泛、方式更多样、形势更复杂。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表现得更为露骨。他们不断变换手段打压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扬言不惜动用武力制裁“极权”、铲除“异端”。特朗普曾在联合国讲坛上指责“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呼吁世界各国起来“抵制社会主义”。美国伙同其西方盟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全方位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打压。美国还通过舆论和非政府组织，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鼓动越南、老挝“持不同政见者”起来闹事，策划“颜色革命”。社会主义话语权贫乏弱小。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把持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从而获取了由规则制定权而带来的体制红利，而且凭借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跨国通讯社及推特、脸书、优兔等媒体优势，垄断国际新闻报道，按美国和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操纵舆论民意。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介在收集、传播信息中都严重依赖西方媒体，只能作为被动的新闻信息收受者和附庸者。这种由规则制定、新闻舆论控制及文化娱乐所打造的软实力是当前“资强社弱”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特别热衷于炒作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及伊朗、委内瑞拉等“异类”国家所谓抗议专制独裁等事件，往往以自由、客观、公正为幌子，掩盖其颂扬资本主义、贬抑社会主义、打压非西方国家的目的。非执政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发展的内在掣肘。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在现实压力和民粹主义蛊惑下，传统蓝领不再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基础，其政治“流动性”不断加大，很容易从一个阵营转投另一个阵营。另外，实现世界社会主义复苏与发展，除了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外，还要看共产党主观条件是否成熟和实力是否强大，主观条件滞后是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一些非执政共产党在纲领政策调整中，去意识形态化、去传统，导致思想迷惘和行动能力弱化。由于思想观点复杂多变，无所适从，很少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或替代模式。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党内派别林立，纷争、分裂不断，党员人数不断减少，选民队伍持续流失，自身建设不到位，党的作用弱化。西方反资本主义思潮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正加快向民粹主义转化，进而助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快速崛起，结果挤压了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间、政策空间和民众基础。民粹主义将在欧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常态化，将在较长时间内同左翼争夺支持者。在传统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夹击下，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政治生存环境恶劣，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处境更加艰难。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西方和平演变的严峻挑战。作为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确保国家政治安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仍是当今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头等大事。如何在两种制度的共存、交往与合作中保持社会主义本色，如何在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竞争中保持制度优势，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发展过程中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仍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还需不懈探索。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在大变局中会表现出曲折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资强社弱”格局不会很快改变，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仍占主导地位，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方向不会改变。我们要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取代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取决于社会主义自身力量的增长，特别是要靠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赢得世界人民的拥护。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属于不同性质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作为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斗争已有500年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开始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一直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生存发展，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已超过一个世纪，并将贯穿于21世纪的历史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是改变20世纪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具有世界影响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各种主义和方案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领导中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国家人民开展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时代主题，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调整改革新时期，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的主要任务。不同的探索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民主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探索没有成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导致改旗易帜，亚非拉左翼对社会主义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敌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表现得更为露骨。残酷的现实再次告诉人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的正义事业，但社会主义等不来、靠不来，需要通过长期革命斗争积极争取。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历史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转变为“世界历史”，社会主义更是成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的国际事业，但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间，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是“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义的事业，其理想信念始终占领人类道德高地。各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力量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开展多样的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协调与联合，相互支持,共同抵制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的联合进攻。习近平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它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探索中，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选择。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的个性和特色，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可变成可复制、可分享的共同经验而得到普遍认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列宁逝世过早，未能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一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因犯了很多错误，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及亚非拉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问题，如何在和平时期加快发展自己，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竞争的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发展、互相竞争。“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同时，不同制度仍处于竞争博弈中，竞争结果取决于制度优势，最终是以制度优势取胜，优胜劣汰。在21世纪，历史主题是在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中，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充分的制度优势证明其巨大优越性。与冷战结束初期许多国家改行资本主义道路的浪潮相比，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和发展经验光环黯淡，风光不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吸引力越来越小。新时代，在新历史起点上开始新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就是要把过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的问题解决好，以新的实践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显示出经济和政治上的比较优势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说过：“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同样的思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既顾及社会差距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把追求效率、提高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又顾及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必然性和目标性，在发展过程中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对人类进步事业来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只是经济上的，物质上的，还包括制度上的、思想上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潘世伟、徐觉哉主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德〕米夏埃尔·布里：《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一位欧洲学者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作者系天津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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