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宣恭：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与实际脱节 难以被大众接受

       内容提要:学好和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解决好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一些理论困惑源于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的残缺，其中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偏差，即未能从我国当前的所有制实际出发去分析经济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的研究，在方法和体系上进行创新。

一、问题产生的根源

       政治经济学的流行理论之所以脱离当前实际，是没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它的理论分析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时俱进地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基本特点，及时补充、修正那些在多年以前形成的传统说法，因而失去应有的说服力。所以，认识上的困惑是这些流行的说法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及时分析生产关系实际而引起的思想混乱的表现。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任何社会生产和交换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所有制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以此为基础，在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结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具体论述各种社会的生产关系时，都阐明它们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在概括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时，也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指出它对生产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劳动条件的分配，“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框架下，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生产条件（生产力）的变化首先引起所有制及其具体的产权制度（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变，继之促使生产关系其他组成部分发生相应变化，原先的经济规律有的发生一些变化，有的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经济规律开始发挥作用，最终全面体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功能。例如，随着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个体（个人和家庭）独自使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成为可能，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个人占有逐步代替了集体所有集体占有，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最后导致原始公有制的解体，促使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发生全面变化。奴隶社会生产工具的精细化，增加了剩余生产物，也突出了促使奴隶有效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为了以适当物质鼓励调动奴隶的积极性，产生了拥有部分个人产权的隶农，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经过战争和奴隶起义，在劳动者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世袭占有权以后，封建制度就代替了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又如，纺织机器的改进和海外贸易的扩展，引起毛纺织业的兴盛和对纺织品的巨大需求，在英国掀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劳动者被赶出领地，解除了封建束缚，获得人身自由，同时完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这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已经不适合由私人占有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先在其内部发生变化，由个体业主制、合伙公司发展到股份制和资产阶级的国有制，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最终决定它必然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替代。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关系发生全面变化，形成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的生产力，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它也是从变革所有制和具体产权制度开始的：一方面恢复和发展国内的私有经济，引进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在公有制内部改变产权配置格局，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实现形式促进商品经济的全面扩展，导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也使过去比较单一的社会生产关系复杂化，出现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出现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经济规律同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演绎出变幻万千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
       由于没能及时分析研究所有制和其他方面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并将其纳入理论体系，在改革前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后的现实产生明显的脱节，或者说，出现一种理论残缺，不仅引起人们认识上的一系列困惑，对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产生许多分歧意见。因此，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从根源上分析当前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其运行规律，寻找解决问题和矛盾、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和方法。

二、若干理论困惑的释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所有制的二元化。与之相对应，社会的经济规律体系也出现了二元化，除了少数在各种生产关系下都起作用的规律以外，两种主要的经济规律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同时在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膨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和力度急剧增大，只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就难免漏洞百出。因此，只有从现实的所有制状况出发去分析我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准确了解我国经济规律的二元化特点，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学，破解当前由于理论残缺引起的一些困惑。

       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的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中，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也是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主人，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和作用的体现。于是，社会生产目的与妨碍它实现的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就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重新生长，一度在我国偃息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又卷土重来了。只是在开始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势力还不够强大，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力度还比较小，还不足以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抗衡，人们一时还没有觉察出来。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有“半壁江山”，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像发酵一样迅速膨胀。在就业人数占全国60%以上的私有企业中，过度的剥削使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和购买能力长期停滞，远远赶不上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迅速扩大与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在这些领域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而且呈现出逐渐驾凌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之上的趋势。这种现实存在和凸显的矛盾打破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过剩的说法，同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大相径庭，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不仅如此，由于两种经济规律同在一个社会里发挥作用，两者会互相影响，使有些规律的作用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在私有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国有企业也要增加盈利、扩大积累，便无法过多地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影响他们生活的改善。又如，资本主义的剥削抑制了劳动人民的购买能力，也会波及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压缩其销路，使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产品过剩。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不能充分施展其作用了。所以，如果能够从当前阶段我国所有制二元化的特点出发，就能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统天下，不仅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生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单一的，而且还会互相影响，呈现出某些特点。有着这种全面的科学的辨析，人们的许多理论困惑就不难化解了。

       在分配领域，我国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剩余产品在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劳动者直接获得的收入包括必要产品价值和剩余产品价值的一部分；社会扣除部分用于生产、储备和公共需要，最终也归劳动人民分享。虽然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它是由劳动和赡养人口的差异引起的，数量并不大，与雇佣劳动者仅仅获得劳动力价值（或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格）而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大量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截然不同，真正消灭了剥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主义私有制迅速发展，它利用我国劳动力供应充裕而资本不足的条件，有力地压制劳动者工资的增长。超强的剥削加上大量使用国家和公有经济提供的廉价资源降低成本，使中国新生的资本家获得高于劳动者收入成百上千倍的高额利润，并以超过世界的速度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的不断加大，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大，作用力度日益增强，分配严重不公越发加剧，财富占有高度悬殊愈加显著。这就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分配关系的必然影响。了解这一点，社会分配状况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弥行弥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阶级关系的叙述，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解释力最弱的部分。它始终不敢正视当前的实际，总是重复半个世纪前的老话，说什么我国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就不存在了。在其教材和论著中一直不敢涉及阶级一词，对资产阶级和剥削的存在更是讳莫如深。这种理论风气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使人们无法正确分析、判断我国社会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这个经典定义中，列宁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主要方面的地位进行阶级划分，其基础就在于所有制的差别，其表现是剥削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随着公有制全面代替私有制，我国的确消灭了剥削关系和剥削阶级。但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从所有制到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产生而且迅速发展，一群人凭借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和货币资本，雇佣大量劳动者，按照自己的意志驱使他们进行劳动，无偿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通过抬高房价和操纵物价掠夺劳动人民，赚取巨额利润。在短期间里我国冒出大批千万元、亿元乃至百亿元富豪，积累起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才能堆积的财产。而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则失去能够独立进行生产的资料，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收入长期被压制在很低水平，无力消费社会生产出的大量商品，在市场上还要饱受盘剥，实际收入进一步被压缩，生活艰难。我国富人的收入则上百成千倍高于广大劳动者，他们之间财富悬殊的程度则根本难以度量。许多反映分配关系的资料表明，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财产急剧集中在少数富豪的程度甚至已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证明了在所有制发生变化之后，我国社会不同人群无论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领域，所处的地位、所得的份额都发生明显而巨大的差别，阶级分化已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政治经济学必须承认阶级存在的现实而不回避它、掩盖它，才能及时发现阶级关系的变化，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谋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正道。

       经过改革开放，我国从近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家所有制也采取多种实现形式，企业拥有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产权，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由于公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居于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特点和优越性。诸如，社会主义生产以更好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最终目的，可以借助市场信息灵敏地反映社会需求，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地发展生产，为广大人民利益的不断增长服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剥削关系，有利于避免和减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受狭隘的私人利益所局限，有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合理调节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利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弥补国家调控作用的不足，减少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继续改革，但初步获得的改革成果已经使它显现巨大的积极作用。正是借助于公有制赋予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我国在世界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一枝独秀”，连续几十年保持高速发展。

       问题是，在我国除了公有制以外还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一切活动都以追逐最大利润为目的。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有力地调动私有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大量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和长期困扰我国的产品短缺状况，一定程度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却带来资本主义固有的许多弊病，诸如：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只要哪里赚钱多、赚钱快就投向哪里，不会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自动履行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不利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它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具有明显的逐利性，是一系列市场失调、混乱的根源，不利于市场有序运转；它们的自私性产生一系列负面外部性，如浪费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制造有害有毒产品，等等，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们的短视和保守性使其不愿意承担风险，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对原有的方式做出重大更改，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它们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不利于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构建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它们的剥削性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财富悬殊，不利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总之，以上的现实情况说明，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所有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重现了一种曾经被它代替、与它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新产生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几乎是格格不入、令人迷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这就是我国所有制的二元化结构的必然产物。看清楚这一点，就不难找到种种问题的根源，就能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加强对私有经济引导监督的重要意义，为改革和发展指明正确道路。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体系的创新

       如前所述，当前存在的一些理论困惑源于政治经济学流行理论的残缺，其中最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偏差，即未能从我国当前的所有制实际出发去分析经济关系。
       马克思是从所有制出发去分析和比较不同生产关系的光辉典范，例如，他将不同所有者(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并列作为商品经济存在的基本条件；从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变化论述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变迁和解体过程；从所有制出发区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独立生产者的生产关系的差别；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才成为商品；说明资本家如何利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购买到的劳动力的支配权，监督指挥工人进行劳动，得到全部的劳动产品及其价值，揭露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的秘密；剖析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如何根据其所有权份额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如何使劳动——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占有权规律；论述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内涵、特点及其作用;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被消灭的必然性；预言“剥夺剥夺者”之后形成的公有制将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一系列重要原理的阐述，更无一不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当代的西方经济学讳言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回避谈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但在实质上，它们是以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分析的既定前提。它们认为，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市场体制及其运行规律展开一系列阐述，无一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出发点的。这种理论与隐含的所有制关系的一致性，使得它们的理论阐述基本符合于资本主义的表层关系，有利于解决许多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过，正是由于它们避开了所有制关系，使得它们无法说明资本的实质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秘密，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关系和最基本的规律，也看不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根源，这些又使它们的理论在更重要的层次上脱离实际。

       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流行理论不重视所有制理论，它们也曾运用所有制理论去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得出过正确的结论。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所有制理论在某些程度上被搁置了，有些看似应用了却出现片面性，迟滞于现实的发展。许多人忽视了或者不敢正视所有制二元化这一剧变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依旧只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去阐述当前的复杂社会生产关系，对随着所有制变化已经大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不加或不敢置评，对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基本上不加研究和论述。这就使一般群众辨不清问题的根源所在，容易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错误地栽在社会主义头上，从而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模糊了社会发展的前途。

       因此，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方法和体系上进行创新。首先应承认和强调所有制对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将所有制分析作为首要的方法，真正做到全面而不是片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要如实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关系正处在不断和剧烈的变革之中，它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到生产关系各个环节，引起它们的变化；反过来，一种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都能从所有制（产权制度）找到它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尤其要明白，在当前存在二元化所有制关系的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相关的其他经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是不相同的。因此，研究各种经济关系、经济现象时，都必须先了解它们是在什么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弄清它们的产生过程及其与所有制的联系。例如，关于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行为、作用和相互关系、市场秩序和市场发展前景、国家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劳动所得在企业新增价值的占比，等等，只有根据它们所由产生的所有制基础展开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其次，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所有制二元化的实际出发，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是要改变以往分别在两个部分论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彼此分割、互不联系的模式，把关于两种主要的所有制和在它们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同时纳入当前社会之中。对主要的理论问题既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行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还要正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的种种表现进行科学的辨析。二是要研究和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互相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性质不同，运行规律和运动方式不同，但它们毕竟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在同一个市场中交错进行联系，而不是彼此分开、完全独立、互不来往，有些活动甚至是交融在一起的；在两种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规律也会互相影响，使各自的作用方式和力度上出现某些特点。因此，必须研究分析它们既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又彼此争夺的关系，进行比较和综合评述。三是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两种所有制的变化动态，阐明它们成长的条件和将来发展的前景，探寻其可能变化的方向和规律，为正确处理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