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1]】
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强国富民、要求可持续发展、要求科学规划。这是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特征。时代呼唤以人民为中心、强国富民、可持续发展、科学规划为导向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3]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简单述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与国家治理理念和导向密切相关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工具之一。由于受到国家治理理念和导向、乃至信息采集技术和工具的制约，一直到二十世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成立，人类才有了第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很有可能是受其启发，以及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由自由放任向国家垄断转型的需要，俄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发明了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体系，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被广泛推广，但也不断受人诟病。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逐渐被人弃用，但肇始于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又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其科学合理性。
（一）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特点与不足
前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后，为了有计划地管理国家经济，在马克思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体系）。该核算体系，从列宁1918年签署《统计案例》开始，历经多次修订，并且在1957年和1984年的修订中吸收了国民账户体系一些指标，形成了《编制国民经济统计平衡表的基本方法原则》；联合国统计委员会1971年作为官方文件公布了《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该核算体系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第一，该核算体系所蕴含的基本观点是，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医疗、教育、科学研究、文艺、生活服务等服务部门是消费性部门，消费性部门的收入是再分配的结果。
第二，该核算体系，强调国民经济中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核心指标是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在西方诸国遭遇产业空洞化难题的今天，反观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强调社会物质生产的导向，这是多么的正确、英明。
第三，该核算体系，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部分的结构关系和各个环节的平衡，主要包括物资平衡表、财政平衡表、人力平衡表、国民财富平衡表、固定资产平衡表这五大平衡表，以及三个补充表（非物质平衡表、劳动力平衡表、居民物质财富和非物质服务总消费表）。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结构优化、各个环节的平衡发展，这对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中国而言，更是至关重要。也只有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结构优化、各个环节平衡发展，国民经济才可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四，这种核算方法，能够非常清楚地体现国民经济中物质产品的再生产是否可持续、国家各类物质产品生产水平和民众的消费水平。这充分体现了其科学性和人本主义特征。
第五，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医疗、教育、科学研究、文艺等服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重视不够。
（二）国民账户体系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库兹涅茨和斯通在凯恩斯的所得-支出分析法基础上，发明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账户体系（联合国1953年向世界推荐该核算体系）。该核算体系与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不同，认为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了社会产值、所有的劳动收入都是社会总产值的一部分，且假设“所得=支出”、“投资=储蓄”。该核算体系有综合性强和简单易行的优点，但对于表征一国经济实力和运行状况其实有是很大局限性的，其科学性和先进性也逐渐被世人所怀疑。[4][5][6][7][8]
第一，该种核算体系是一种原子式的微观思维。该核算体系，是一种价额核算，即以“货币”为单位进行算术加总的核算，它不仅忽视了社会财富的不可加总性和非独立性，还忽视了社会需求的层次性（而不同层次上的需求往往是不可替代的）；同时，还忽略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之间、城乡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我国近四十年的经济总量GDP在持续增长，但是经济结构失调却成了新常态时期的基本特征，GDP增长为导向的核算体系对此很难撇清关系。
第二，该核算体系并不能揭示一国经济活动之质量高低——既不能准确揭示国民福利的水平，也不能揭示一国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与国际竞争力。由于该核算方法忽略了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不能体现国民经济的内部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由于其国民收入是以货币为单位，而对于一国之民众而言，消费品结构的不同、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都会影响其福利水平的；尤其是服务部门收入的核算，不能真实地反映民众的福利水平；同时，在民众物质福利中占有较大比重的、诸如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存量，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这种“价额”核算，还低估了科技研发和教育对一国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巨大公益性——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比如说，同样数额货币投入在生产性的高新技术研发或水利设施上和投入在消费性的广场修建上，其价值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这种价额核算掩盖了其价值上的不同。对此，联合国在SNA2008体系中做了相应的修正——把“研究与开发（R&D）支出”作为“长期固定资本形成”纳入到了“知识产权产品”框架。但是仅从价格意义上来核算，仍然不能充分揭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研发的不同价值，同时，仍把教育排斥在外了。比如，研究与开发还存在一个项目选择是否具有战略性、成功与否的问题；并不是钱投进去了，就一定会有对应收益的。
第三，存在加总谬误。
【“经济增长率，长期来一直被理解为一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量，然而，稍具逻辑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是两个总量具有可比性，就必须是同名同质的，这只有在单一产品基础上才有可能。要在异质品基础上进行总量的比较，则总量内部的比例结构不能有任何变化，即总量内部各分量之间必需保持同一比例的变化（凯恩斯，1933），否则不同时期间的总量就没有可比性，……（虽然将价格因素考虑进来可以进行总产值的比较，但这样的比较却又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价格涉及到人的偏好……，可这样的总产值在总量上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而要在实际经济中做到所有产品的同步性增长则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更不要讲因技术进步不同而产生的质量差异了。……这种情况说明，现行统计上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代表一个社会总产品量的增长，最起码它所代表的总量变化不是完全客观的，同时，这种理解也是没有意义的。”[9]】
第四，前提假设过于理想。在真实的经济社会中，“所得=支出”和“投资=储蓄”这两个等式经常是不能成立的。[10][11]其理由很简单，在微观上假设“所得=支出”，无异于假设家庭、厂商等既无负债、也无积蓄；在宏观上假设“投资=储蓄”，无异于假设国民经济没有产品和资金的过剩。
另外，我国当前的GDP核算已经开始计算存货与投资，由总的GDP减去存货，就可以得到“实现了的GDP”[12]，从而对真实反映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由总的GDP减去投资，还可以大体上看出消费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也对我们认识一国经济运行状况有所帮助。但是这种改进并不能改变其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三）其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针对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存在的“福利缺陷”，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以“经济福利尺度（MEW）”指标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萨缪尔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替代GNP的“净经济福利/国民净福利（NEW）”指标。在此基础上，针对民众福利的核算，学术界还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NC）；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学术界还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数（GPI）、绿色GDP等，2012年联合国提出了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2012），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体系，黄登笑等提出了“3E核算”[12]，等。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中资源环境损耗的核算体系，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被世人所接受，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但现在流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一国经济建立在宏观经济结构协调上的可持续发展特征仍然重视不够。
程恩富、曹立村针对国民账户体系轻视国民福利的问题，提出了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简称GDPW体系）。该核算体系引入正、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和负外部性福利价值概念，对GDP作相应的增减修正。该核算体系，考虑了一些具危害性的经济活动（负内部性生产）、社会生产导致的自然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负外部性福利价值）、以及有益于社会福利增进的地下经济活动（正内部性生产）；并提出了核算的客观福利原则、主体性原则、准市场性原则。[4]该核算体系与国民账户体系相比，确实有很大的改善，但国民账户体系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黄志亮针对我国近四十年以GDP目标主导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指出，“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中国必须及时转向新的目标，即确立国民持续幸福为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新目标”。[13] 赵华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在我国，实体经济所创造的价值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和保障民生的主要财源”，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应增加“实体经济创造价值量”这一综合指标。[8] 赵华荃强调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应强化实体经济发展导向，在当今西方产业空洞化国家危机重重的现实对照下，更显其远见卓识。同时，西方产业空洞化国家的现实遭遇，也反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料生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
流行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虽然在不断修订补充，但是其理论基础上的缺陷——非人本主义、微观思维和缺乏国家主权意识等始终无法避免，其在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表现也是难尽人意。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经济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新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适应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导向了。
（一）完整的人需要精神享受，文明的社会需要精神财富
人是有情感的高等动物。可是，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普通劳动者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的工具。在现在流行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中，也没有民众的精神幸福方面的指标，更别说将提高民众精神幸福作为治国的一个导向了。在人仅仅停留在动物层面活着的社会，物质财富再丰富，也仍然很难讲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精神的贫困决定了社会必然处于原始蒙昧状态。一个精神贫困的社会，必然衍生出各种腐败的不健康的消费方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正所谓“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4]是也。当前，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在政治经济上的衰落，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一味地强调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而忽视精神财富的生产和享受，这本身还忽视了物质生产还面临着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幅度提高，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耗费速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是惊人的，以至于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世界上战火纷纷，以至于经济增长与环保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矛盾。
中国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主张物质消费节俭、强调精神享受、倡导崇高信仰。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棋琴书画成为社会消费的榜样，这种消费模式，不仅不耗费多少物质财富，而且让景中人获取了精神上的满足，很多时候还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小说、颜欧柳赵书法、高山流水阳春白雪音乐、清明上河图唐寅的画，......给一代又一代的世人带来了精神上的享受。更别说，经世济民、替天行道的崇高信仰激励了多少中华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舍生忘死了。
不管是人本主义、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理念和导向，都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强调精神财富的生产和人们的精神享受。
（二）人本主义要求辩证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
现实中的个人、组织在进行经济选择时，总是进行着横向上和纵向上的两维选择，即选择的经济原则不仅体现在横向上（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趋利避害）、还体现在纵向上。[15]也就是说，为了未来或者说长远的利益，牺牲一时的利益是符合经济原则的（如艰难创业时期，如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累积发展，又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很多人宁愿在收入较低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也不愿意到工资较高的私人企业去工作）；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其中也包括个人的利益得到保障），而牺牲较小的个人利益，也是符合经济选择的（如各种顾全大局的行为）。人只要存在于某个群体、某个集体或者组织中，就一定存在属于这个群体、这个集体或组织的共同利益，小到家庭利益、单位利益，大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这与个人主义所宣扬的“任何时候任何个人作出了牺牲都是不明智、违背理性”的观点不同。看到个人利益蕴含于社会利益中、看重长远利益（人不是生活在静止的空间），这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大智慧，即社会主义的“理性”——社会主义经济人。[16]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核算，离不开对人民大众的需要满足（即个人利益）的考量，也离不开对国家的需要满足（即社会利益）的考量；不仅要考量这两者的当下，还需要从未来的角度去考量这两者。这既是人本主义的要求，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比如说，在国际环境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国防军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权重就应该提高，乃至一票否决的地位。又比如说，粮食、能源等有关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生产的基础性产品供给的权重，就应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占有一票否决的地位。又比如说，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利和产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权重，就应该处于突出地位。然而，现有的GDP（GNP）核算，却完全忽视了这些对于一国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误导我们以为市场“价格”能够完全反映产品、技术、资源的所有效用。
（三）人本主义要求强调社会生产力的核算
一国之社会生产力，是民富和国强的基础，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是不过分的。日本、美国、希腊等产业空洞化的前车之鉴，是新时代中国需要警惕的。
第一，粮食和能源等基础性战略性产品的供给。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内容之一。而粮食是人类需求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最难以替代的消费资料，所谓“民以食为天”是也。粮食不仅是决定着人们当期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同时还决定着人们未来创造财富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能源是与粮食同样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产品，它是社会财富生产中最重要的、最基础的、最难以替代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在国民经济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其重要性就更加显著。除此之外，稀土、芯片、导航和军工等也应考虑在列。
第二，资源的社会整合能力（其反面就是资源闲置率）、资源产出能力、资源的获取和再生能力。资源的社会整合能力和资源产出能力，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内容。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不被整合在一起，是难以高效地生产出财富的（在这过程中，货币起到了粘合的作用）。一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其社会生产力也必然是不强的（仅内部比较而言）。
一国或地区的资源产出能力，在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下，更多地由劳动力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和对劳动力的教育质量，在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中，应该强化其权重，这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时代要求。
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也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内容。这是可持续发展观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而医疗保健、基本生活保障以及教育对于劳动力资源的再生产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另外，就是各种社会资源（如李斯特所强调的精神资本等），也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内容。
第三，良性货币比例。货币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生产资源，同时也是最容易人为操控的生产要素。但这并不意味说，货币越多社会资源就越多。货币作为良性的生产资源（而不是恶性的经济权力），对货币供应机制及其数量等多方面都有前提性的要求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考虑设置“良性货币比例”指标，以反映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
（四）社会财富具有不可加总性
社会财富，体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及其载体，由于其具有不同质性，注定了社会财富具有不可加总性。与此对应的是，国家和民众对各种消费资料、生产资料以及各种劳动服务的具有结构性的需求。这种不可加总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民众的需求存在轻重缓急之分；二是不同类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国家和民众需求的轻重缓急之分。事分轻重缓急，这是常识。社会需求同样有轻重缓急之分。常言道，“国事为重”，这是说有关国家安危、长治久安的需求，是高于个人需求的。中国古人将个人需求按照“衣食住行”排序，西方的马斯洛将个人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宿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这就要求，社会财富的生产或产业门类及其规模的规划，就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原则——国事优先于个人消费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小康社会民众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生产要与国民的正当需求相匹配。
第二，不同类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所谓不同类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是指不用使用价值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比如，水只能解渴而不能充饥、粮食只能充饥而不能避寒、房屋能遮风避雨却不能解渴充饥，......。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按照使用价值的不同来分门别类地核算社会财富。这也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合理性之一，也是本文强调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充分借鉴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理由之一。
而现在流行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按照商品价额来核算衡量社会财富的增加量（如，GDP、GNP），就是不明白社会财富不可加总性的错误思维。若长期在这种核算体系的误导下，国家富而不强、所谓的经济在增长而民生益艰、国家繁荣而不昌盛的怪事就会到来。我国目前，一方面城市房地产业泡沫不断膨胀，而另一方面农业农村经济却呈现日益萎缩的趋势，城市房子越建过剩越多，而粮食生产却越来越萎缩，就是这种错误导向的结果。这也是习近平再三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背景。
（五）社会财富具有非独立性
各种各样的社会财富之间，其价值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互独立性，但并不能完全独立，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社会财富之间，不仅具有不同质性，还具有结构性（这与其不可加总性相通）。食品和安全等在社会财富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没有了粮食，所有的高楼大厦、飞机大炮都失去了价值。换句话说，“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财富”。这就是农业是一国经济之基础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生产保障基础性产品的供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类似的道理，社会安全也是社会财富中的基础性财富。人在恐惧不安中生活，再有金山银山也没有多少意义。实际上，还不仅如此，一个丧失了尊严、自由、精神寄托的人，物质财富对他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精神财富剔除、单纯地探讨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学，是非常狭隘、低级原始的意识形态。另外，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还存在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
第二，在经济衰退时，一国之社会财富会缩水。这是从财富的使用价值得到实现的角度讲的。自从产品有了剩余开始，交换就成为实现使用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经济衰退、生产萎缩时，社会交换也萎缩，那么可以实现的使用价值就会减少，社会财富事实上就缩水了。从个人财富的角度来说，随着经济衰退、生产萎缩，意味着你所生产的产品、劳务（或所拥有的货币）所能交换的其它产品或劳务也就减少了，也就意味着你的财富缩水了。在经济泡沫破灭时，社会财富就是要大为缩水的，不过这主要是指名义上的财富缩水。
第三，人本主义告诉我们：当一国人口趋于减少的时候，该国经济趋于衰退就是无法避免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1）人口减少，意味着生产财富的劳动力（一种生产资源）减少了；（2）人口减少，意味着社会消费需求将面临缩减的不利因素，那么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本国很多商品的供给上限将会下调，社会生产规摸就会萎缩，除非有足够的国际市场可以弥补国内市场的萎缩。
对此观点，不同的意见可能会认为：（1）人口减少，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财富正好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提高了；（2）人口减少，但是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提高，一国经济也不会趋于衰退。实际上，这两点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忽略了产品和劳务的具体内容和结构，抽象地探讨供求总量。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个产品（或劳务），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对该产品（劳务）需求上限的下调。
中国古人云：大厦千间，夜宿七尺；良田万倾，日食斗升。抛开人们对作为资本的财物占有和权力占有的无限欲望外，人们对具体的实物消费总是有限度的。即使国际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一国之消费需求，然而也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国际市场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即使能通过战争等侵略手段获得一时的占有，但是终归难逃人口减少注定的衰退命运。
（六）平衡协调是国民经济健康的重要特征，科学规划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
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乃至保障人们的平安生活，简而言之，就是强国富民，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必然。单纯从物质需求而言，小康生活就是大多数劳动人民所追求的生活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借鉴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的合理观点，以人口为基础，按照小康生活水平，以一国或一地区对物质产品（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求数量为核心指标，统筹考虑个人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同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出口的统计也应放在一个平衡表中；考虑到不同家庭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指标是需要的；此外，核算包括财政收支平衡度（或赤字率）、企业和家庭收支平衡度（或负债率），也是衡量国民经济平衡协调状况的重要指标。要使一国经济健康发展，减少投资生产的盲目性、强化国家的科学规划是必须的，这也是社会生产日趋复杂、各种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特征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事实上也为其准备了实现手段。
现在流行的人均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指标，由于物价与过度消费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准确地表征家庭在物质生活上的幸福程度或自由度。比如说，同是5000元的收入，在不同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地区，其意味着的（在物质生活上的）幸福（或自由）程度就是不同的。为了消除物价与过度消费因素对货币收入指标的侵蚀，可设计家庭物质生活自由度指标，以表征家庭的物质幸福程度（详见下文）。
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消费水平越高，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幸福程度就越高，相反，对那些收入水平没有社会一般消费水平增长快的家庭而言，其幸福程度实际上是在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大肆宣扬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的消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观点。当然，一味地禁欲，那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关键在于，消费也要在一个合适的度内——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要得到足够的补偿，人口得到可持续地繁衍。这是人本主义的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征的表现。
三、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账户的构想
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综合考虑个人家庭与国家利益（即，既要富民也要强国，且要通过强国来保障和促进民富）、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利益（即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充分认识到财富的不可加总性和非独立性，需要强调社会产品和劳务的结构性及其供求的平衡程度、进出口平衡程度、国家财政以及企业和家庭的收支平衡度（即强调结构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强调教育、研究与开发（不仅仅是投入）在新时代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需要考虑人们的精神幸福。该核算体系可设置以下四类基本账户。
（一）国强指数账户
该账户，主要体现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这都要求我国不断提高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力。随着我国工资、地租和原材料价格水平的上涨，曾经建立在这三个方面的成本优势日渐式微，也使得我国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在新时代，我国面临由中国制造大国转变为中国创造强国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就应该明确这个导向、并确定相关指标。
该账户应包括粮食能源稀土芯片导航军工等基础性和战略性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三大指标。这三大指标之间相互关联，前者是国强的基础性指标，后者是国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直接表现，中者为另外两个指标提供智力支撑。
保障粮食能源稀土芯片导航军工等基础性和战略性产品的供给（由于其战略性特征，可考虑不公开发布），既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还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独立自主的基本要求。基础性和战略性产品供给在国际竞争中，体现的是一种控制力；将基础性和战略性产品的供给掌握在自己手中，才不会受制于人。基辛格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谁要是控制了石油，就可控制所有国家；谁要是控制了粮食，就可控制所有人”。
国家创新能力卫星账户，包含研发投入、科技专利及其水平、教育质量、研发投入-产出比，等。一国之创新能力，首先受制于研发的投入，其次是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最后表现为科技专利及其水平。当然，研发的体制机制也是决定一国之创新能力的关键性因素。虽然研发的体制机制难以量化，但是从研发的投入-产出比还是可以间接说明的，即从纵向上看，如果研发的投入-产出比下降了，那就是研发的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了。当然了，对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一味的量化管理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技术和基础性的理论创新，是无法量化的，由于其战略性，用具有急功近利倾向的投入-产出比来度量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在我国科技研发的体制机制设计上，既要注重短期投入效率，还要注重长期的投入效率（即战略性），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研发方针。
国际竞争力卫星账户，包含非补贴性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种类及其所居社会需求等级、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的供给率等指标。一国在国际上的经济竞争力，最终需要体现在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及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掌控情况。当然，依靠补贴、贬值本币而形成的产品市场占有，这不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真正体现。
（二）社会生产力账户
在新时代，不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还是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导向，最终都要落实在社会生产上。没有规模足够大的社会生产，一是劳动人民的就业难以保障，二是国强民富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导向，又对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生产中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平衡协调提出了要求。所以，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设立社会生产力账户；且该账户，应包括人口、资源环境存量-流量、宏观经济健康指数三个卫星账户。
人口卫星账户，包括人口总量及其年龄和性别结构、各种学历劳动力数和人均受教育时间；含人口健康指数子账户，包括医疗卫生保障率及其保障水平、平均寿命、年青人死亡率等指标。“人口，既是一国政策之依据，也是一国政策之归宿。”[17] 人口规模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蕴含了社会生产潜力的大小，而且，其变化趋势还能说明一国经济运行之良莠。强调人口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大学》载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18]；春秋管仲在其“国轨理论”中也强调了“人有轨”“人事有轨”[19]；汉代徐干更是在其著作《中论》中专辟一篇《民数》论述把握人口数量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资源环境存量-流量账户，包括资源存储量、资源耗费量、资源产出能力、资源的获取和再生能力、环境改善与恶化指标。国家治理中需要考虑资源环境条件，在中华文明中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管仲在其“国轨理论”中就已经明确强调了“田有轨”[19]；《论语》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0]；“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勿“竭泽而渔”，在中国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令人奇怪的是，现在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却没有资源因素，更别说环境因素了。
宏观经济健康度账户，包括生产资料供求平衡度、进出口平衡度、国家财政-企业-家庭收支平衡度、良性货币比例、资源的社会整合能力（或资源闲置率）。上述各种平衡账户，应充分借鉴物质产品平衡表核算体系中相关平衡表的合理核算方法。一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运行必须健康，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需要平衡协调，这是国民经济的系统性或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11]上述七个指标分别从市场供求态势、进出口、国家-企业-家庭收支、金融、资源利用五个方面，来说明一国之宏观经济健康程度。
（三）物质幸福指数账户
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新时代人本主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强调民众的物质幸福。衣食住行通讯娱乐等，都离不开物质的消费。物质幸福指数账户，就是为了表明一国民众在物质消费上的幸福程度。该账户，包括消费资料供求平衡度、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基尼系数、家庭物质生活自由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存量等指标。
虽然从理论上讲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是从具体的物质消费角度讲，却又总是有限的，所谓“大厦千间，夜宿七尺”、“良田万顷，日食斗升”是也；再者，从国家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导向讲，对于众多家庭而言，小康生活的物质消费就可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了。所以，我们可以小康生活的物质消费为标准核算一国的物质消费总需求。
与一国消费资料数量密切相关的，是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具体计算，参见前文程恩富和曹立村的相关论述）。具体到各个家庭的物质幸福程度，又涉及收入分配格局、家庭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这分别用基尼系数和家庭物质生活自由度来体现。当然，基尼系数也是衡量宏观经济健康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家庭物质生活自由度（家庭总收入/家庭生活必需支出），是指在社会正常或一般生活水平下，家庭总收入与其生活必需支出之比。它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一个家庭在物质生活上的幸福程度，其值大于1表示该家庭物质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其值小于1，表示该家庭物质生活仍处于拮据乃至贫困状态。该指标因与恩格尔系数类似，故又可称为扩展的恩格尔系数。
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存量，是为了说明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一般而言，耐用消费品存量越大，民众的物质消费水平越高。但如果一国经济出现了对某个（些）耐用消费品的投机，那这个指标的可靠性就要打折扣。
（四）精神幸福指数账户
人们的精神幸福程度，虽然我们很难完全用量化指标来度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一些具有直接和间接表征效果的指标来度量。精神幸福指数账户，包括犯罪率（或社会治安环境状况）、离婚率、单身率、服务性消费量、社会就业保障率等指标。虽然其中有些指标在现有的国家统计中也是有的，但是并没有突出其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应有地位。如果一定要沿用GDP的概念，那么GDP核算体系也应该有“精神GDP”的内容。
在一个犯罪率高、离婚率高、单身率高、社会就业保障率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广大民众是很难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些指标背后，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也还有文化、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因素。而文化的因素，更多源于学校家庭教育、官方宣传、影视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服务性消费量，本身就包含属于精神享受的休闲娱乐方面的消费。
综上，在中国新时代，随着我国国家治理理念和导向的变化，要求建立新型的、人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只有全面把握国强指数、社会生产力、物质幸福指数和精神幸福指数四类账户信息，才能全面系统把握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国家才能科学规划我国的发展目标、路径并科学制定出相应的政策规章制度。至于非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产品或劳务的供给，可作为其它项列入核算体系中。鉴于现有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是世界流行的宏观经济指标，而且上述有些指标已在现有核算体系中，故建议国家统计部门在已有核算体系中，补充和完善上述四类账户，构建起一个混合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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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国，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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