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和学术“霸权”的建立——私有化是怎样乔装打扮为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之三）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总结以往，展望未来，人们不能不探寻新自由主义侵蚀话语体系及占据学术指导地位的演变轨迹。

 

1、变换计量体系。无论经济的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经济，大凡构成管理行为的，首先要统一规范计量标准、战略目标、数据信息等管理基础。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世纪末小康目标，启用了依据萨伊生产要素理论的美国SNA体系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计量单位（（《邓小平文选》第2卷，237），以及相应的GDP，1985年赵紫阳拍板完全采用美国SNA，不再使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只对物质生产领域统计的MPS体系。（参见国家发改委赵日新相关文章）

 

赵的决策，用和世界接轨的名义，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融合中，改革补充完善原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计量体系，还是另起炉灶，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计量体系。这一决策，虽然出发点是向世界先进因素开放，但从思想方法上实际延续了中国革命早期常见的一个思想特征，即海归思维的不识南橘北枳，不过这次亦步亦趋的方向不是共产国际。

 

采取美国SNA体系后，不仅从计量角度为以后沿袭美国金融垄断，产业脱实向虚的金融泡沫经济模式留下了后门，它的要害是在计量坐标上，拔高资本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贬低劳动，隐蔽剩余价值，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默认选项，选定为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私有化、资本集中、金融垄断，经济虚拟泡沫化，陷入萧条，周而复始。它具有改变话语体系，四两拨千斤的全局意义：把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尺码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换为西方经济学。没有政治上的改旗易帜，只有坚定的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却是逆向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采取美国SNA体系后，经济计量尺度从观念到统计，由非劳动要素占主体的GDP指标表现，其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功能，是虚无前三十年的经济成果。例如，在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剩余这样不反对以资本为实质核心的概念以后，前三十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GDP相比较，主仆换位，微不足道。

 

以1979年到2009年数据为例，按索洛剩余法，资本贡献系数从1979年的0.5058上升至2009年的1.7719，劳动贡献系数同期从0.012下降至0.0050，平均资本贡献率0.8114，劳动贡献率0.0115。（引自《创新科技》2013.8孟繁华“改革开放以后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贡献率的测算”），照搬西方的生产全要素概念，必然产生在后来者中抹杀前辈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效果，必然产生在深化改革中贬低劳动要素，追捧资本要素的举措。

 

一些带有成见的新生代人士，把两弹一星元勋、张富清为代表的一两代人的埋名奉献视为无物，把坐享其成视若理所当然。近期“数说中国”将前三十年GDP归零，除了个别当事人反叛啃老的不肖子孙心态以外，也有统计体系的因素。

 

在这个话语体系下，在微观经济方面自然而然，多年来人们习惯了把衡量企业的竞争力、成长性以加入《福布斯》或《财富》等排名的世界500强为荣。以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四项指标为权重的《福布斯》杂志的座右铭是“资本主义工具”（The Capitalist Tool），杂志宗旨是“创业精神、创富工具”。报道内容立场侧重于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参见紫虬《在问题导向中建立新时代的企业评价体系》）

 

2，演变经济指导思想。1980年秋到1988年，在提出“最蠢不过马克思”的张五常的协调下，赵紫阳先后两次接见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费里德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形式上的合法化。

 

这个演变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于劳动和资本这一现代社会运转的“轴心”（恩格斯语）的态度上。在87年92年的十三大十四大上，从生产资料市场的角度，提及了发展、培育劳务市场。按邓小平同志设想，上世纪末要解决90年代初就发现的两极分化问题，但从1997年的十五大到2007年的十七大，引入了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西方“生产要素”理论，由于在剩余价值理论指导下对生产要素理论分析扬弃不足，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实践中模糊、淡化。从生产要素理论出发，以社“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托，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上升为“原则”。这就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决两级分化的设想，无论在阶段把握上还是在实操方案上方向相反，这是全局性的变化。

 

 

 

根据福布斯统计，2016年我国10亿美元以上富豪户数已达经过250年积累的美国的56%，所占有的财富已占我国GDP的7.35%。结合私有经济“五六七八九”的主导作用和存量优势，我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对党的改革路线的影响，也看到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共同富裕初心的主客观分离。

 

3，建立学术霸权。在经济领域，教育、学术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内容借着改革开放的旗帜逐步增加，“来自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学会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议；来自学习外国经济学课程归来的中国官员和毕业生的压力；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智囊团的游说”和领军经济期刊、大学课程形成合力，逐步减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四项基本原则被削弱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界逐步建立了西方学者所说的“霸权”（史蒂夫·科恩（美），《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如何在中国获得霸权的》）

 

经过30年的经营，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和思维惯性。他们的特点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他们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从各个方面贬低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优势，贬低国企长处，夸大问题，把培育企业经营机制导向公有制歧视，炮制“冰棍论”等的自杀式奇谈怪论，用围剿公有经济的思想指导混改，误导各地把经济体制改革变成肢解公有制的“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一改文革时期对私有经济斩草除根的极左面孔，全盘接过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认为在私有企业，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他们把阿尔钦、弗里德曼、科斯等的产权理论视作经典，坚信私有企业比公有企业强。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资改派西化派离开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顾广大企业干部职工的意愿，用高层人员持股的方式，收买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放手卖光送光国企。他们不愿意在市场条件下组织国有企业依靠职工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培育企业活力的变革，而是用强制手段采取简单的关停并转卖送。如吉林省原贪腐高官王珉一手炮制了通钢事件，原宿迁市原贪腐高官仇和低价卖出国有学校医院，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值得注意的是，大批贪官的暴露，不是因为推动工业产业化公为私，而仅是人性腐败。

 

4、从理论到操作：麻木于美中关系寄生性的演变。

 

中国输美商品虽然只占美国进口商品的20%，但多为物美价廉的中低档基本生活用品，令60%现金存款不足千元的中底层美国民众有很强的消费依赖性，中国输美商品依靠中国工人的廉价薪酬和能耗、污染，延长了美国社会由信息革命带来的经济景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国内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在某些人说的“‘享受’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中方单方受益观念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可怕的财富循环，美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的吸血价值链反映在三个方面：

 

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能耗等初级资源、水土污染代价的资源性出口导向，通过贸易顺差取得美元储备，再以购买美国债券循环回美国，为美国投资收购中国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而美国在华投资的资本作为中方美元储备增加，连同新增利润再度循环回美国。

 

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升息降息控制美元资本出入中国等资本输入地，做空中国股市房市以及实体经济，伺机抄低买进中国优良资产，占据中国巨大市场。

 

⑶,特别是通过美联储“量化宽松”，贬值中方美债，在理论上美国通过印钞可以任意购买中国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华尔街大亨，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多次警告中国，“(就业和增长)必须来自私营部门，你必须放开对金融、能源和电信等行业的管制，真正地开放服务市场”。一批人对此进行了迎合。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面对美国垄断资本的扩张，这种观念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加区分，宣扬对美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种观念强调客观存在的美元霸权，当初，在美方量化宽松前后，无视美国债务达天文数字，政府数次停止运行的事实，一味解释、吹嘘美债是全球信用最高的政府债务，为增持巨额美国债券，增加金融风险辩解、背书。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理性经济人的麻醉下，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嗜血性充满幻想，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弥漫着盲目乐观，数次“权威发布”中美贸易止战。比如看不到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国企业共产党组织的敌视和妖魔化，美方来通电话就要把电影频道的《上甘岭》换成《黄河绝恋》，电影频道的贾桂心态生动鲜活。

 

 

 

以上分析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一步，即使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宏观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可以转化，可以吸收对方的优点。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两种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反映在所有制的决定作用上。社会主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1955年）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关注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回归。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指出，“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认识分歧，和马列毛指导拉开了距离，使得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经营、盘踞多年，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是全局性的。不与新自由主义斗争，我们就不能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经济学就建立不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建国七十年来，经历过两个30年，十八大以来正在实现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移。

 

20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