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如果饿三天，大家的结论就会归于统一

 

 战略学札记（自序）

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今天中国发展已到新的历史起点，新起点需要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的本质是世界观形成的前提。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毛泽东还批评“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今天看来，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条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形势并形成相应的战略判断，“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于“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对于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解释，人类实践及其认识迄今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他们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不错，人总是要思考的，所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将人的思维当作人存在的第一属性，他说：“我思想，所在我存在。”但人更是要吃饭的，可以确定的是，吃饭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天下所有的认识问题一碰到“吃饭”问题，都会“退居二线”。现在讨论粮食安全，如果大家吃饱了，就会一人一个结论；如果饿三天，大家的结论就会归于统一，那就是要吃饭。饿肚子的事跟文凭高下没有关系，无论哈佛毕业的，还是北大毕业的，饿三天都是一个感觉，感觉即感性认识接近了，大家的理性认识也就接近了。要吃饭，就得抓枪杆子；饿急了，还要革命。成功的革命没有不用暴力的。这也不是一个会上理论讨论的问题，而是生死实践问题。

还是饿三天，大家就会找到感觉：在馒头左边放了一束玫瑰、右边放一把枪，人饱时没有一个人去抓枪，都抢玫瑰。为什么，玫瑰好看，好听，名声又好，很有面；人饿急了就顾不上面子了，要抓枪，要斗争，不然肚子不答应。枪是什么？对国家就是我们的军队。由于吃饱了，在和平时期生活得太久了，很多人在研究国家安全的时候，手里尽捧玫瑰。毛泽东批评王明说，这个人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子弹能打死人，不知道走路是靠双脚。王明碰到矛盾不是开展积极的斗争，而是跑到莫斯科去，坐在莫斯科瞎指挥，这样的人不败才怪。

 

为了经济利益即吃饭问题，人们需要进行斗争，他们为此组成各种社会集团，并以集团的名义展开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这种集团发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国家。古代国家内外关系以血统皇权维系，近现代国家内外关系则以主权维系。这样，起源于资源即吃饭问题而形成的主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便派生出如国家力量、国家权力、国家权利、国家制度和国际民主等范畴。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范畴是形式逻辑演绎的“纽结”，而资源则是历史逻辑演绎的“纽结”，形式逻辑无非是历史逻辑的反映。资源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因此，资源，从而吃饭，而不是笛卡尔说的“思想”，便成了“一切历史”的生发原点，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发原点。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不斗争便不能进步。人类在诞生之初就面临资源与发展的矛盾，在人类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后这对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和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而合作与调和——尽管值得争取——则是相对的。因此，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我们的学术观点不能脱离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在吃饭之后，人还是要思考的；国家在需要资源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物质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物质资源的有限性与极难再生性，决定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绝对博弈关系；但是绝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绝对“零和”结果，又使这种绝对博弈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变为相对博弈关系，即在国家力量的边界寻求理性和解。一张世界地图，其边界线的曲折变化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国家边界的曲折程度反映了围绕资源争夺的国家关系的矛盾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崛起本身并不仅仅是国家为获得资源释放国力的物理过程，确切说，它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政治是国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亚理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补充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思考新时代一切战略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贯穿我们战略研究始终的“底线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要树立斗争意识，这是因为世界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则是无限的。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要吃饭就要有为争取资源而进行的民族的或阶级的斗争，这就决定斗争是事物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国家是保卫本国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资源而存在的，如果放弃斗争意识，那“戈尔巴乔夫”式的唯心论及由此导致的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世界上有两种国家要失败，一种是“身体”不好的，一种是“脑子”不好的。身体不好的就是丧失经济自主权、国家自主性整个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击垮了的南方国家。这样的国家——比如一些石油国家——可能很有钱，但没有发展，因为他没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自主性。脑子不好的就象戈尔巴乔夫那样搞唯心论。国际斗争中，如果对手国家不能打倒你的自主性，那剩下的就是用唯心论使你脑残。西方就是用后一种方法击倒苏联的。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撒切尔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按正常方式竞争过社会主义制度，唯一的办法只有用非常规的方式“制造其内部问题”，将其击败。撒切尔接着说：

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治理国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意识形态只要自陷唯心论——比较典型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放弃伟大斗争，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向世界宣布了他的以放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为主旨、以“在未来的世纪中，自由能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能无拘无束地展开”为目标的“新思维”，撒切尔从其中看到击倒苏联的战略契机，她在休斯敦讲话结束时一语道破天机说：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