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呈现的实力。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思想以及“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观，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力，对于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均发生决定性作用。而究其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决定着文化、价值观、制度的发展取向与目标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我国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与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40年前的近十倍，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称这样的影响和变化为‘中国奇迹’。”
（《奥媒看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奇迹》，参考消息网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0101/2250061.shtml）
很多学者在探讨这种奇迹产生的原因时发现，除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外在硬实力的影响和表现之外，文化、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呈现的软实力更是具有决定意义。本文探讨软实力的内涵，重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力量，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
一 软实力的主要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学者在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显性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即一国的国力PP=(C +E +M)×(S+W)（C为人口和领土，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实力，S为战略意图，W为国家意志）。
（施祖辉：《综合国力理论的历史考察及其应用》，《预测》1993年第4期。）其中，“战略意图”与“国家意志”都是无形的、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的因素，是对软实力内涵及表现形式的初步探讨。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时，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
（参见（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7页。）这一内涵和表述都已接近软实力。
（一）什么是软实力
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使软实力概念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则是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等发生作用的，通过文化、价值观、制度或政策等内容呈现的实力。
（参见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8,pp.616,94.）这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软实力的概念。
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中，硬实力与软实力既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变量，又是互相作用的综合力或“巧实力”。
（“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发表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然而，究其实质，“巧实力”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硬实力与软实力，又没有对使用软硬两种实力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任何决策者实际上都可以声称其对实力的运用是“巧实力”。近年，美国著名右翼智库——兰德公司又提出“强实力”，主要指美国应运用金融手段影响和制裁别国。）硬实力可以成为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而软实力可以成为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和乘数。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文化、价值观、制度等无形的软实力较量也尤为激烈，从一定程度上说，能够达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一些研究者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及后来的“颜色革命”等影响世界格局事件的发生，都是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的例子。
（张国祚：《论毛泽东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3期。）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
（参见[法]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94页。）
对于软实力的内容，本文暂时沿用约瑟夫·奈的某些观点，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三个方面来论述。其中，文化是软实力的载体，体现软实力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价值观是软实力的价值取向；制度或政策是软实力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文化与制度的产生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价值观是贯穿于全部软实力的思想指向；制度的制定既取决于一定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同时也保证文化与价值观作用的发挥。因此，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软实力的整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软实力的研究与约瑟夫·奈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认为，文化在软实力中处于“核心”和“经纬”的地位，而约瑟夫·奈把文化仅仅看成软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突出了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涵盖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是像约瑟夫·奈那样主要把软实力作为外交战略和国际权谋的手段。
（张国祚，《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尚和平、注重和合统一的“和文化”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姿态与信心，并非像美国那样，用软实力去影响甚至颠覆别国。
（二）软实力的内容
1.文化
文化是软实力最为核心的内容，它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并由一系列的制度所保证的。广义的文化包含价值观与制度。狭义的文化是指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成为在思想、观念、言行和举止上合乎特定礼仪规范的人，即“以文化人”。
（朱成全：《企业文化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第2页。）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06页。）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古代东方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黄色文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注重生活的稳定性，重视地缘关系，而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这就决定了重血缘、尚稳定的东方文化的特征。紧密的血缘纽带使东方文化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导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宗教等思想，构成了东方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商业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蓝色文明或西方文明，开放性、平等性等的内在特点，也决定了西方文化重个性、尚平等、重自由的文化特征。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决定文化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但是，文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积淀，都是对这个国家以往文化的继承以及与时俱进地创新转化的结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为中华儿女打上了深深的民族印记。其中，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继承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文化。
同时，文化又是某一历史阶段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以这种思想意识形态教导世人，使人的思想、观念、言行和举止符合这一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制度或政策，并形成文化软实力，在政治与经济等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引领着全国人民前进的正确方向。
2.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评价准则基础上的，对于人、事物、事件等所做出的应然性的价值评判，代表着评判者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评价标准又因为主体所处的阶级、阶层、民族、时代、制度、国家等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并反映该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价值观，而资本主义社会则通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等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和任何形式的价值观，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以“为人类工作”“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为价值导向和终极价值目标。马克思率先强调“为人类工作”；毛泽东率先强调“为人民服务”；习近平率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都强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对于实现理想社会价值目标的途径，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128页。）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马克思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价值追求，既有理想的高度，又因其提供了实现的路径而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内含的价值目标通过“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具体化。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面旗帜，引领全体革命者和建设者前赴后继地不断作出卓越的贡献。
3.制度
制度具有规范、建制的含义。古人说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2012，第280页。）就包含制度、习俗和规范。制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泛指蕴含社会价值的、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规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其中，经济制度是最根本的制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们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
（辛鸣：《制度研究的哲学视野选择及其问题梳理》，《哲学动态》2005年第10期。）制度就是对这些关系与形式的规范化表达。马克思的理论包含大量的制度分析，“波普尔把马克思称为制度主义学者,诺斯由衷地对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给予了极高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就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住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并且通过把握制度与人、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去解释制度的本质。”
（辛鸣：《制度研究的哲学视野选择及其问题梳理》，《哲学动态》2005年第10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制度具有历史性、主观性、客观性等特点，决定制度发展变化的是经济基础，而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建设又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语境为例，我们对制度的理解是广义的。它既包括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各项具体经济制度。这种广义的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体制；三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为条件的各项具体的经济规章制度。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探讨》，《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总体来说，各类制度离不开理念与载体，与价值观、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是服务于价值观和文化建设的，是价值观和文化得以实施的保障。
二 革命建设的历史考量
中华民族一向注重文化发展和软实力。中国古代先哲崇尚内圣外王的修齐，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形成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兼容并包、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才绵延不绝。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因治国政治文化有误和外强的入侵而处在救亡图存的风雨飘摇中。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难以与强悍的外敌相抗衡，而以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软实力，也随着国家的衰落而日薄西山，难以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从而呈现西强我弱和西学东渐的趋势与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指明了道路，也为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得软实力的发展壮大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完成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跨越，诞生了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如何根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国情，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成为当时新的历史课题。对于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实践的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拓展内涵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曾经出现过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与思考，拨乱反正，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给养与文化支持等，凸显了软实力灵魂的巨大作用。
（一）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承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创新性转型，
（李康平：《中国革命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范畴。从井冈山革命文化、苏区革命文化、长征革命文化，到延安革命文化和抗战革命文化，再到西柏坡革命文化等，都在不同的时期为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并形成了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思想凝聚力，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推动力。
井冈山革命文化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革命初期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引“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苏区革命文化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指引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制度；长征革命文化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指引革命队伍在曲折中发展和革命精神的传播；延安革命文化彰显当时的先进文化，指引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进步知识分子释放革命的能量；抗战文化显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指引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西柏坡革命文化昭示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指引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中国革命文化，是在艰苦的革命时代革命力量从小到大和以弱胜强的法宝。中国革命文化以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理想的坚定性，适应和推动着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其特点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和创新了中国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总结和进一步指明文化繁荣进步的方向。在整个革命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化工作，是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等活动，为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扫清了障碍，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斗争实践，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论著。这些文化成果积极宣传党的思想，鼓舞革命士气，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奠定软实力基础。
（二）价值观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页。）
在革命战争时期，价值观和思想的统一所迸发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共产党员的思想入党则是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的认同与坚持。
思想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毛泽东曾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75页。）
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人有差别，前者指组织上入党，后者指组织和思想上都入党。思想入党就是在理论和价值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政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实践证明，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在共产党员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持久精神力量，也是在艰苦条件下党的发展壮大的最重要保证。
思想建党还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所追求的另一个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并内化于中国共产党人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工作作风。党在保持和人民鱼水关系的同时，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6页。）“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9页。）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三）制度
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离不开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以其作为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始终体现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各项制度，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探索。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概括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253页。）“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追求的是平等的制度价值观，一直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的始终，为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阶级提供了制度保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壮大了革命队伍。当然，为了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需要会做一些的调整，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始终是斗争的对象。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保护与争取的统一战线对象。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为后来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物质条件。
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相适应，政治制度中明确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族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4~675页。）
另外，民族资产阶级也曾被列入“人民”的范畴，但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泽东指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49页。）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政治制度，包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政合作的政党制度等，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提供了制度方面的软实力，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 改革开放的现实考量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软实力灵魂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革命战争的历史实践中，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阐述）以及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的建设，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等，包括科学发展、改革和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
（程恩富、李伟：《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等领导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是要综合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与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优势，创造新的理论和实践飞跃。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再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彰显了软实力灵魂和核心的功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建设和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战争文化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方面与时俱进地发展。而在具体实践上，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186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保持了注重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面对西强我弱和西学东进的态势，既强调引进和吸收外来的有益文化，又强调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的水平。针对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现象，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便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命题，后来的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不能放松，其中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了文化建设。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29页。）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第1174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来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6，第 2066 页。）党的十五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人民出版社，2000 ，第 35 页。）强调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具体的布局与实施，并在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第 37 页。）
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了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指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重点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时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文化软实力的精神给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冲击下，新时代文化应贯彻“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为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文化繁荣发展和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二）价值观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指导。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的价值追求。不断强化这一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精神引领作用，并贯彻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在经济建设中，要实行人民利益导向的改革开放发展；在政治建设中；要实行人民民主导向的依法治国治党治吏；在文化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素质导向的教科文繁荣发展；在社会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生活导向的保障发展；在生态建设中，要实行人民环境需要导向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根本缓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共福。
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共产主义渺茫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的现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共产党人要有远大目标，防止迷失方向。
“必须毫不放松抓好思想政治建设，点亮党员干部心中的明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01月25日。）
对于理想信念动摇的危害性，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说，“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这就把理想信念信仰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的存亡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可见，保持理想信念信仰的定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灵魂和关键因素。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为人民服务”服务宗旨的另一种表述，其正确的贯彻落实就是不能“以资本为中心”和私有化（民营化、外资化）为导向来全面深化改革和非对等扩大开放，而是应以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权益为思维和政策的最佳点或“上线”，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处于中低层生活水平的劳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就是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当前要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积极贯彻，如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些都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目标的一贯追求。
（三）制度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确立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活力，给中国带来深刻变化。这些制度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是适合科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初级形态中国国情的务实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内涵和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创新性归纳。
——“一个目标、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逐步实现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这个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基础上，实行四个层面的经济制度（“四主型经济制度”）：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三者统一、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基础上，实行四个层面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职代会、社团等自治自律为载体的基层组织自治制度。
——“一个体系、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实行五个层面的文化制度（五主型文化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控制度。
——“四个机制、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使社会管理网络实现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并实行五个层面的社会制度：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广覆盖、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两个系统、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在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人与自然融合系统的基础上，实行四个层面的生态制度：作为核心要件的政府统一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作为约束手段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作为激励方式的归属清晰的资产产权制度，作为根本保障的防治结合的从严治理制度。
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与中国特色主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年均 GDP 增速超过9%，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一时期3%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目前，国民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额已排名世界第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接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繁荣、社会建设、国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
（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软实力大发展。
四 余 论
纵观国内，“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星星之火而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并取得胜利，中国军民在抗击外敌入侵时以弱胜强的战例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软实力灵魂和核心作用的充分发挥。而现阶段改革开放发展所存在的大多数缺陷和问题，如宪法所规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被动摇，以及由此决定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受到西方错误思潮和政策的不良影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理论。
纵观国际，“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207页。）
软实力的提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的和平发展的意义举足轻重。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和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国情和世情为根本依据的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也是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最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契机和方向。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立男，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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