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12月10日“多维新闻”看到，美国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休厄尔，9日，即“国际反腐败日”，出台主讲一番美式政治课。多维列出的题目，叫《美国就周永康案警告中国：不能政治化》。
这里先就提出一个问题：腐败为第三世界国家所独有，还是全球性问题，或者说，西方发达国家有没有腐败问题。
助理国务卿义像模像样地论述一番腐败对人类发展、经济活力和安全的危害，举例却仅限于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乌克兰和中国。这已经使她的课程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化——腐败与西方发达国家无关，这就是政治;自然，这是西方的、为西方世界秩序服务的政治。
关于阿富汗——“塔利班仍然在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来征集支持”。然后是伊拉克——“伊拉克人民对政府希望的破灭，为滋生‘伊斯兰国’的温床提供了土壤”。她没有提到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事实：这两个国家目前政治生态的混乱既不是来自伊斯兰文明，也不是自己人民的选择，而是军事西方入侵的结果。她也没有提到全世界都知道的另一个事实：在这里，从西方武装入侵到国家被毁灭得面目全非之后的所谓“重建”，美国和其他西方跨国公司在制造腐败方面的功业。这又是政治，西方的、为西方世界秩序服务的政治。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2014年7月14日有《美国像第三世界那么腐败吗?》，作者为美国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肯尼。文章的说法很有趣：一方面是“多数美国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腐败”远比美国严重，另一方面是认为“政党和媒体腐败或极度腐败的富国居民比例稍稍高于穷国居民”，美国76%的公众认为本国政党腐败与罗马尼亚、加纳、巴基斯坦或刚果民主共和国比例相同，“最近开展的研究显示，政治体系对普通人的不公平差不多到了极限”。
同年同于同日，《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刊出《来自金砖国家的五大惊喜》，说“金砖国家的腐败得到西方的支持。它很愿意将大量的不法钱财合法化。南方国家进入北方银行的跨境资金一年高达1万亿美元。如果西方金融机构不千方百计地从这种状况中得到好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腐败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然后有中国《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3月6日-12日一期的《议员腐败令西方头痛》，报道西方发达国家议员腐败层出不穷，接连曝出挪用公款、洗钱、违规申领房补和交通补贴等以权谋私的故事。英国资深议员公开索贿，发生“金钱换门路”的丑闻。2014年闹出“报销门”，三个主要政党共300多名议员涉嫌2009年以来滥用公款报销个人账单。德国联邦议院631名议员，其中123名承认从事兼职，每月收入1000欧元以上。日本兵库县一名议员被曝2013年出差195天，公款造访温泉106次，拿不出发票的报销300万日元。这种议员腐败，无论如何应该属于“政治腐败”了。
助理国务卿开讲前一周，2014年12月3日，英国《卫报》网站的一则报道，说经合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全面揭露涉及跨国公司的腐败行为，结论是行贿“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并非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贿赂行为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其公司高管层完全知晓”。
实际上包括整个西方的选举制度，都是一种金钱左右的、卖官买官的制度。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4年8月13日发表的《金钱如何扭曲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话来说就是，“最关键的分歧并不在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而在于两党的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之间”，“政客们从富人手中筹集资金的需要，令他们只对一小部分人百般迎合，而对其它人漠不关心。”仅仅从上述的零星资料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政党、媒体腐败——这无不属于直接的政治腐败，不亚于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政治体系对普通人的不公平程度，尤其接近极限;在全球范围，行贿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得到西方的支持。这里没有一项与政治无关，没有一项不归结为西方的、为西方服务的政治。
休厄尔的颠三倒四让人眩晕，却又在眩晕中偷运不便明言的货色：
反腐败的根本在于政治决心。
政治决心的意思是，那些受到腐败指控的官员应该是反腐败法规最严重触法者，而不单单因为他们是最大的政治竞争对手。
中国等国家在反腐败工作中若要取得成功，就需要确保反腐工作不被政治化。
反腐败又要“根本在于政治决心”，又要“不被政治化”。这种天书一般的教诲只能解释为：所谓“根本”,在于把自己套进西方的世界秩序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政治体制，为此绝对不许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特别是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助理国务卿的微言大义需要历史的注释。
1989年夏天，弗朗西斯·福山预测，“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会取得彻底胜利”，“这将是西方的胜利”，宣布“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这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名气不及福山的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中，有一种向历史纵深的想当然的无限扩展：“作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历史必然性、仁德善良的使命和最终的历史性胜利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与对美国过往历史的英雄式叙事相互呼应。”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理解休厄尔那个“根本在于政治决心”的“根本”，到底在哪里。
杀戮抢劫、攻城略地、军力威慑照常频繁使用，只是似乎在成为从属的、辅助的手段，越来越时尚的，是所谓“软实力”。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切肤之痛进行的总结，显示出世界历史的意义：对于苏联来说，苏共是心脏。而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是心脏。“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西方曾经那样费尽心机、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用他们的普世价值引导共产党人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模糊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曾经那样如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供认的，为苏联终于抛弃阶级、阶级斗争这一共产党得以执政的“中心概念”，而兴奋得彻夜难眠：“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历史没有按照西方的日程表行进。它展示给人们的，不仅是当时，尤其是在那以后直到今天的，世界范围的阶级、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是西方世界秩序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政治体制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无可挽回的黯淡无光。
“中美国”一词的发明者、哈佛学者尼尔·弗格森2014年的畅销书《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作为嘲笑对象引述的，恰恰就是上面福山的那个论断。“为了证明西方制度确实已经衰落”，他“打开一些长期封存的黑盒子”：“第一个的标记是‘民主’。第二个是‘资本主义’。第三个是‘法治’。第四个是‘公民社会’。”这些东西在促进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和此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落入毁灭性悲剧陷阱的过程中，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黑盒子里放出的魔鬼，导致中东北非一系列国家的灾难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同时引发一场至今尚未收场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在美国，那个“法治”连续制造的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而不受惩罚的惨剧，几天前还在重演。
福山已经改换话题。他的2014年的新作，即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这年4月2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发表普林斯顿大学朱利安·教授的《美国民主已亡?》，说富裕的美国人对政府颁布的种种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大到不成比例，“金钱的力量正在压倒普通选民的力量”，“金钱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人们幻想破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度风头颇劲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14年12月4日刊于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有个类似的标题《民主已死?——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仅是赋予民众投票权》。
西方当局和西方设计的世界秩序，面临一个远比“伊斯兰国”更为恐怖的噩梦。这就是，随着西方政治制度的衰败及其意识形态骗局的败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坍塌，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西方世界的人们，或是清晰或是朦胧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生命力和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在西方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维护者眼里，世界简直在走向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为此有基辛格的《世界秩序》的新作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有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刊于2014年9月21日日本外交学者网站的《美国能挽救世界秩序吗?》。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中国如何处理本国的反腐败问题包括周永康案，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何劳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心“警告”。我们不会也没有必要把一切腐败现象都等同于政治。但是腐败问题又不可能与政治无关。在总体上，反腐败斗争，本身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一个存在剥削、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里，腐败成为走向衰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救药的毒瘤。恰恰不是共产党人或者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写下这样的话：“共产主义政权最初受到普遍欢迎，这可以从共产主义革命的效果看到，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第一次给了人们一个不腐败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把历史和现实作为自己的教师，注定不会听从休厄尔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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