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做到“两个维护”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而又容易忽视其理论意义的问题。然而如果理论意义不说清楚，不仅做起来不坚定，而且极易发生偏差。文章提出，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意义可以从理论定位、历史定位和现实定位上加以讨论。文章从科学阐明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现实可能性，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是人民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的关键，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等方面，对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把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从根本要求上看，在今天就是要增强“四个（政治、大局、核心、看齐）意识”，坚定“四个（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意识、自信、维护都以共识为基础，而共识取决于理论。可见，政治的坚定与团结，基础在理论的坚定。理论不坚定，政治和党性就不坚定。然而，做到“两个维护”由于是实际行动，人们容易偏重从党内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去要求，而忽视了理论上的要求。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理论的坚定和透彻，缺乏思想自觉，则实行起来就十分困难，而且极易发生动摇和偏差。因此，从理论上说清楚做到“两个维护”，很有必要。
从理论上把问题说清楚，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切忌抽象地讨论。列宁指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我们今天要从理论上说清楚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打破西方唯心史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一问题上制造的种种混乱，尤其是关于核心、权威与民主相对立，个人自由和统一意志相冲突的抽象争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工人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成为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找到我们需要讨论问题的准确的理论定位、历史定位和现实定位。
一、做到“两个维护”首先要说清楚只有科学阐明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的现实可能，深刻揭示遵循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和发挥自由自觉的历史主动性的内在统一，这是问题讨论正确的理论定位。
我们讨论领导核心问题的绝对理论前提是，历史发展有规律，社会进步有方向，人类创造历史能从必然王国不断地走向自由王国，否则，这个讨论就没有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根本对立有两点：
第一，人们创造历史是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还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唯物史观的回答是前者。毫无疑问，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因此，研究历史的创造必须研究人们的历史活动的动机。困难在于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不仅五花八门、南辕北辙，而且历史活动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与各种动机并不吻合。这往往成为唯心史观否定历史规律性、方向性的借口。今天的西方唯心论哲学更是从自我出发而“去中心化”，强调历史的多元、相对和无方向。所以，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如何研究历史活动的动机。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强调人类历史活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力以及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人类不能自由选择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3]“两个不能自由选择”，即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它观点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但是，可能人们在理解生产力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客观制约，往往只着眼于“手推磨”“蒸汽磨”一类技术手段的制约，而忽略了生产力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目的的制约。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对此有初步的认识，他提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服从自然界。列宁对此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在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列宁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4]
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看，人类历史活动动机的客观性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目的上，还表现在激发历史重大事件产生的行动动机上。在唯物史观看来，孤立地研究个别人的动机是没有结果的，只能是见仁见智。但是，真正在历史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5]这种动机具有普遍而持续的特点，尽管还保持着主观目的的形式，却已经不是精神的自我表达，而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表现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对于这种动机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发现并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客观规律。
第二，人类能否在自觉遵循历史规律中形成创造历史的最大合力，即统一意志，从必然中获得自由？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最大能动性是否不在于试图摆脱客观规律、而在于自觉利用客观规律？唯物史观的回答是肯定的。谈到能动性，人们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即认为唯心史观讲人的能动性，而唯物史观只强调人的受动性，其实大不然。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断言，唯心主义对于人的能动性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它们并不懂得人的现实能动性。人类历史活动对于客观规律的遵循有两种方式：自发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只是“猜测”到了历史具有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卢梭称之为“公意”，而黑格尔则称之为“理性的狡计”，并力图进行破解。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虽然没有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但对于历史规律的探索大体上还是勇往直前的。而在这些探索中提出的面向未来的理想口号，则成为团结、激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强大精神力量。但也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囿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即便在其上升时期，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不能完全无所顾忌。表现在哲学思潮上，就是康德哲学的二元论，而从中衍生出不可知论的传承随着资产阶级走向没落而日增。否定历史客观规律及其为人类所认识和利用的可能性，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
当代西方自由个人主义历史观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发博弈，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常态，哈耶克称之为“自发的扩展秩序”，并断言任何声称能够认识历史规律而加以自觉利用的企图，都是导致人类“通向奴役之路”的陷阱。他们将表达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的“公意”视为乌托邦，将自觉遵循历史规律视为“理性主义的僭越”，不仅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在否定自身的优秀传统。实际上，这是趋于没落的资本主义维护既得利益心态的理论表达。而任何力图改变现存世界不合理秩序的进步力量，必然诉诸以历史规律为基础的理论思维，诉诸历史创造的自觉性。谈到人类自觉开创历史，就离不开“时代精神”和“历史伟人”两个概念。
黑格尔把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称为一个真正“用头脑思考”的时代，即观念创造历史的时代。他用“时代精神”表征历史规律，而通过“历史伟人”间接论证了人类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辞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辞。”[6]我们在他的《法哲学》中还可以读到：“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7]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人类创造历史的最大自觉，就是通过把握时代精神，实现时代意志的追求，而这离不开历史的伟人。
正如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样，两种历史观在时代精神和历史伟人方面的分歧也不在于作用的大小，而在于这种作用的历史根据和历史定位。唯心主义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动性限制在精神范围，认为只有思维具有能动性，而物质不可能有能动性。因此，黑格尔认真地“相信”、认为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因为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关于一般的科学，而一般就是思想。所以他反对的只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这是“坏的”唯心主义，而主张客观唯心主义，即依托超越个人主观意志的绝对精神。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尽管也“转弯抹角地紧紧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转变成了唯物主义”[8]，但毕竟没有社会存在和客观规律的底蕴，因而没有真正超出精神的范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与此相应，唯心史观所说的历史伟人对于时代精神的认识和感悟，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行为，他与时代、历史创造及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偶然的，外在的，并不能真正开创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把规律和真理奠立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形成两个概念，即客观规律、客观真理和人民主体，用以打破主观真理论、精神规律论和个人本体论。因此，时代精神本质上是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它表明了客观规律的可知性，体现了客观真理，但又不等同于客观规律本身。时代精神和客观规律的差异性，表明把握历史必须区分“正本”和“副本”，不能把精神视为人类历史的原型、原本和根本，必须通过时代精神揭示出历史规律的客观基础，否则就是“头足倒立”；然而时代精神和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一致性，又表明人类并不是历史规律的玩偶，他们可以在历史活动中认识、利用客观规律从而获得创造历史的自由。
但是，能够认识历史规律的主体从根本上说不是个人，而是人民、是人类。马克思断言“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讲的就是人民本体。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民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以先进阶级为核心、劳动群众为基础、一切顺应历史发展的集团和个人为外延的有机整体。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上，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上才能理解人民主体，它包含大多数个人但不能归结为个人。人民历史主体的确立，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思想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实践基础。
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人民主体论，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有方向，社会的变化有飞跃，时代的潮流有依据，奠定了领导核心和权威问题讨论的准确理论定位。相反，在个人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权威只能是服从和支配，核心只能是一元独尊，把它们作为组织原则，只能建立威权以致独裁体制，与民主、法治相悖。因此，只有把准了理论定位，问题的讨论才具有正确的前提。
二、做到“两个维护”还要说清楚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是人民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的关键，深刻阐明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指导思想，民主和集中相协调的组织体制，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的客观标准，这是问题讨论正确的历史定位。
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是，以现代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可以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去创造历史，具有科学的客观根据。从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看：
其一，现代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是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不是一般的无产者，更不是古代的无产者。考茨基指出：古代的无产者靠社会养活，现代的无产者养活了社会。其二，现代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即社会化生产关系的唯一代表。资产阶级虽然也算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但其代表的是私有制。在所有阶级里面，只有无人阶级同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结合。无产阶级在尚未被雇佣之前，其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工人的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方式，而需以一种新的方式，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其三，现代无产阶级是唯一有文化的劳动者阶级。可能形成阶级意识，可能走向自觉，才有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其四，现代无产阶级是通过社会大生产训练过的高度组织化、有机的社会力量。工人不是一盘散沙，社会化大生产有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生产流程、相互配合的明确分工，形成高度组织化、有机的社会力量。但是，这不等于说工人阶级自然就能成为人民的政治核心，以它为代表的人民自然就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有机历史主体。要把客观可能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向自为阶级跃升。
工人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有两个要件：一是确立先进的指导思想，以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自立；二是形成组织，以统一整个阶级的意志而行动。这两点加起来表明，组织先进的政党，是工人阶级成为自为阶级的必由之路。确立先进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一个接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在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形成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从组织原则上解决个人和组织、下级和上级、少数和多数、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问题，其关键在正确制定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组织原则，以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统一意志。
历史客观规律的可知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根据。首先，这种统一是认识论中的统一，而不是本体论中的统一。这就与黑格尔的“思有同一”划清了界限。黑格尔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因而把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他所说的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是把历史归结为精神发展史。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而且这个统一正是认识论中的，因为‘绝对观念’（而观念＝‘客观真理的东西’）是在总和中得出来的。”[10]这就是说，绝对真理、客观真理，归根到底是人类历史活动总和的反映。
其二，这种统一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中才能实现，其它社会阶级不具备这种条件。马克思说过，现代无产阶级揭示自身的秘密，也就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卢卡奇对这一思想做了以下的阐述：“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结果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时，简而言之，只有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肘，理论和实践才将能统一，理论的革命功能的前提才成为可能。”[11]在他看来，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对它而言，关于认识者和行动者、真和善的固有分裂的基础才不复存在，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才可能成为现实。简言之，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只能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特性而存在。但是，这只是就工人阶级的客观历史存在而言，要使这个阶级真正成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主体，用列宁的话说，它就必须使自己“组织成为阶级”，即成为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具有统一意志和行动能力的自为阶级。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导核心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才有了正确的历史切入点。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前提是两个坚信：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普遍适用。在资本主义终究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时期，无论国情差异有多大，无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看，我们今天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其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仍然适用。二是坚信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必须着眼新变化，研究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难看出，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仅极其重大，而且极其艰难。这里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准确把握，对于本国国情的深刻认知；更包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发现本国实际中的世界性因素，把民族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加以解决的探寻促使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也就是一个集中全党以及全体人民智慧的过程，民主集中制是关键。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由此而形成的民意，既不是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主观意志，又不是沉溺在个人直接感受的眼前利益的欲望诉求。它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但又不迁就哪怕是一时多数的自发情绪；它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趋势，但又不是高高在上、强加于群众的神旨圣旨。使民主集中制从理论设计变成现实运作，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有机的历史主体才得以形成，党和人民集体智慧和集体创造的历史活动才得以实现。只有从这一历史定位出发，科学阐明领袖和领导核心的作用问题才成为可能。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时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2]“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3]这个评价不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功绩，也深刻阐明了伟大领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成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行动指南；二是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威高效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伟大事业能够不断地顺利发展。领袖的这种历史作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它表明，人类不能违背历史客观规律，但可以顺应和利用这一规律；人类不能随意编造历史，但可以加快或延缓历史的具体进程。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一般地说，任何历史伟人都不是自我的代表，而是具体时代和社会需要的代表。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14]特殊地说，以往的历史伟人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而且往往以救世主自居君临天下；而工人阶级伟大领袖则自觉与阶级、人民、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忠诚的人民公仆和忠实的人民代言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阶级、人民、政党和权威的领袖共同构成了自觉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其中，党的领导核心是人民主体自觉创造历史的灵魂。
党的领导核心在人民这一历史主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特殊作用，不仅表现为毛泽东所说的“头脑加工厂”的作用，即其创新思想不是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对来自群众实践经验所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
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主体中的“大脑功能”，即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凝聚全党全体人民最大共识的思想基础。这一指导思想的形成，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去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符合本国实际、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主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形成解决历史主题的基本思路和战略策略；需要凝练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衔接的现阶段共同理想，以确保本国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与世界潮流相一致。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领导核心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人民主体中的“发动机功能”，即成为组织、激励人民团结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引路人和旗帜。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但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人民需要自我提高，因而需要理论武装，需要组织引领。党的领导核心在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善于把群众当前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不断满足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同时，引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为长远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他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最大限度激发历史进步的合力；他善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推动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同时搞好党的自我革命，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中领导人民前进。一个得到党和人民高度认同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是阶级的自觉和党的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三，人民主体中的“输血功能”，即通过促进新鲜血液的循环，始终保持党的肌体生机勃勃，人民意志势不可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民主体之所以不是个人的堆积，而是有机的集体主体，就在于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宛若血液、和经络，把孤立的部分联结成有机整体。通过这一组织原则，就能够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形成远高于、优于西式“投票民主”的民意和效率，形成科学高效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体现了党和人民意志的的领袖权威。党的领导核心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方面起着特殊的输血作用：率先垂范，当好表率，使得党始终保有强大的心脏；营造党内外良好的政治生态，确保血液鲜活；不断落实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宛若舒筋活络，确保血液流动的畅通。
人民群众自觉创造历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领导。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通过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党成为人民坚强的政治核心力量，形成有机的人民历史主体，奠定了领导核心问题讨论的准确历史定位。
三、做到“两个维护”还要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辨识历史大势，聆听时代声音，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必须立足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根本点，这是问题讨论正确的现实定位。
当代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种力量不仅在不断地重新分化组合，而且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态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刀切的明确阵线；世界各种力量的角色和作用也呈现出相互交错的态势，左中右的传统政治角色常常反串，民意牌的社会基础经常变换且模糊；世界各种力量的话语方式也常常出现交错和反转的情况，霸权主义一反“普世价值”捍卫者的面貌而与爱国主义结盟，以往为弱小者辩护的“平等”现今居然頻頻成为利益垄断者的遮羞布。辨识历史大势，聆听时代声音，排除干扰坚定前行变得十分困难。
我们在今天强调做到“两个维护”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基本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首先在于，我国改革和经济结构重大调整的需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低迷不易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逆全球化难免碰撞。其次，国际大格局站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国际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再次，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将深刻改变世界的发展格局，各国都面临着能否抓住机遇、趁势而上的严峻考验。做到“两个维护”，正是最大限度发挥历史主动性，从我们自觉顺应历史规律、积极推动历史前进的制度优势出发做出的应对。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创新和逐渐定型，则提供了发挥这种制度优势的现实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制度等，正在不断定型和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政策更加连贯配套，凝聚共识、增进合力的机制日益配套。我们正朝着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方向继续前进。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把民主集中制成功地扩展为国家制度，使之成为各种具体国家制度定型完善的基础，是我们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也是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实基础。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个论断：“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15]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论述有两点需特别关注：一是民主集中制不仅适用于党内，也适用于党外。这就为把民主集中制推广为国家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二是民主不能排斥集中，民主和集中相统一才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条件下，即应对较为困难复杂的局面时，集中高于民主。这就为把民主集中制建设为国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从中悟出了建设新型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意味。“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党，对于今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各方面完成任务，是有深远意义的。”[16]“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17]把民主集中制和西方的民主相比较，这无疑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比较。由此可以证明，在邓小平那里，民主集中制已经被构想为一种新型民主的国家制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始终努力探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民主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并基本解决了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解决了如何把党的正确主张有效转化为人民意志问题，为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一成果概括起来就是：在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18]这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得以实现。发挥这一制度优势，我们就能克服困难，化解风险，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衡量是否做到“两个维护”，不是看政治表态，也不是单纯地看行动上的服从，而是要从一种高度自觉的政治站位去加以衡量：
第一，“维护”的前提：相信群众，相信党。做到“两个维护”，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面对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选择。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就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9]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来一以贯之领导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但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极大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面貌，也使自己不断走向了成熟。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尽管面对着复杂的形势和利益格局，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上高度一致，因而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高度一致的理性认同，对于共产党执政做出的评判严格而公正。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
经历了近百年风雨磨砺的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评价。我们党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复杂国际环境、尤其是“苏东剧变”的考验，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充分证明了党的生命力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敢于开拓创新，善于克服困难，勇于自我革命，可以做到尽量不犯错误、少犯错误、避免颠覆性错误且能自我纠错。对于这样的党，更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
第二，“维护”的本质：党的权威，人民的意志。需要特别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前进的动力。因此，做到“两个维护”，本质上不是树立个人权威，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反映民心。我们说过，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领袖是自觉与阶级、人民、民族融为一体，成为忠诚的人民公仆和忠实的人民代言人，习近平“我将无我，服务人民”就是最好的注释。维护其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是维护人民主体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发挥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创造力，集体力量的行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特色。
第三，“维护”的关键：良好的政治生态，健全生命肌体。如果说在今天做到“两个维护”，才能真正发挥党作为最高政治核心力量的作用的话，那么一个成熟健康的党则是做到“两个维护”的关键。党内生活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态，党的肌体不生机勃勃，“两个维护”就会向形式主义、庸俗低级的方向偏离，与初心南辕北辙。事实证明，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肌体健康，一是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二要探索、落实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三是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赶考”永远在路上。因此，做到“两个维护”也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第四，“维护”的功效：集全党全民之力，集全党全民之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认清历史潮流，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出来的。然而，我们今天在世界格局大变动下日益全面融入世界发展，潮流浩荡而又波诡云谲，曙光已现而又乱云飞渡，未知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挑战的复杂多变、考验的严酷无情，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更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前行。做到“两个维护”，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理顺关系，调动积极性，集全党全民之力共克时艰，而且可以辨识潮流，把准方向，增强自信，集全党全民之智高瞻远瞩，开创未来。
注 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409页
[4]《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9页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8]《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0]《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1][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73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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