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享受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率先进入高生产力社会形态之后，其精英阶层、统治阶级中逐渐形成欧美中心主义、欧美优越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当欧美看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世界发达富裕地区时，他们不禁感到震惊，称之为“新兴工业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 Economics），也就是“亚洲四小龙”。这种称呼反映了欧美精英和统治阶层普遍感到的这种震惊。同时期，日本在同一时期也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且被认为更依赖于效率的增长。然而，欧美精英和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仔细思考后发现，不仅“亚洲四小龙”其实难称经济奇迹（Young，1995），就是日本也在1991年后陷入长期经济增长停滞（Krugman，1995）。又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依然不错，但已经不再被视为经济奇迹了。 欧美精英和统治阶层并没有因为东亚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趋缓稍感安宁。因为在全面围堵之下，中国经济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第九升至世界第二甚至第一。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国内GDP中所占份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50%，下降至越南战争之后的25%，今天又下降至23%。[1]遥想当年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西方展开主要针对苏联的冷战，最终导致自身在1989年解体。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避免苏联解体覆辙，避免“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停滞呢？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当我们跳出西方增长理论的束缚，基于对经济发展本质的认识，就会观察到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其它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人口规模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二、人口规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早就跳出人口规模过大导致贫困恶性循环的经济规律的支配（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性）。中国人口密度虽然低于日本，但中国国土所支撑的世界第一人口规模为中国经济超越世界所有其它国家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2]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国家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V）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V=f(AL,QL) 在公式中，f表示从AL、QL到V的映射，反映一个怎样的劳动力数量（AL）和质量（QL）创造出了怎样的价值量。公式表明，正如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取决于将士的数量以及将士是否用命一样，一国价值创造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很显然，当f变动时，同样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将创造出不同数量的价值量来。 与世界所有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在AL上取得相对世界所有国家的优势。其实，正是这种优势极大支撑了中国经济在1949年后的60年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第一，与历史上许多人口小国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而不得不选择有限目标不同，人口大国即使这个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资本、技术、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依然落后，也可以更为容易地拥有资本积累、军事支出等所需要的储蓄。假设每个劳动者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sv，劳动者总数量为L，这个社会每年所创造的剩余即为sv×L。图 1显示了中国由于人口规模而在诸多消费领域的增长效应。该图表明，人口大国可以动用的用于国际竞争（包括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资源用于国内的发展、研发）的资源远远超过人口小国所能动用的资源的上界。【提 要】世界经济发展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表面现象，人的因素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决定因素。只有基于这个观点，也才能摆脱西方理论的诅咒和桎梏，看到中国因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协同效应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稳固的支撑。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大因素为他国不可比拟、不可复制，也因此，尽管中国人均GDP还较低，经济发展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博弈场上，无疑将东风压倒西风。
图 1：中国城镇、农村人均消费的增长
第二，人口大国一旦开始发展，就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它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它能够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展开研发，而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小国只能动用极有限的资金、人力从事极少的研发项目，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专业化生产的模式。[3]而且，其专业化生产也无法便利地享受到大国所能享受的规模经济的利益，即使出口能够扩大规模，也不无成本（显示东南亚四小龙经验不可能值得中国借鉴）。大国则不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限制。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GDP总量的增加也使得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美国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也是先在GDP总量上超过英国，然后在人均GDP上超越英国。人口大国具有更大的研发成功可能性，它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劣势，从而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表现出优势。比如，最近，就有证据表明，中国在研发领域开始占据世界领先地位。2012年，作为世界最大的机器工具消费国，中国的机器工具消费是美国的4倍；同时，中国所生产出的机器工具是美国的5倍（Tassey，2014）。
第三，人口大国可以建立起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优势是人口小国无法享有的。一旦建立起自己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发达国家的市场力量，由此享有巨大的优势！优势之一就是，它将使得其他国家的企业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大大压缩。而且，第一、第二种优势大大加大，形成正向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这三优势让人口大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而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优势，并且这种政治经济优势还可能随其优势的改进而增大。[4]
三、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在基本公式中，似乎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发挥作用。其实不然。劳动力质量（QL）与劳动力数量（AL）是一个客体的两个方面。诸如印度等国，人口规模也足够大，发展时间与中国一样长，为什么其劳动力却没有表现出与中国可比的质量呢？这只有从社会制度的差异去寻找原因。
首先，图 1所展示的人口规模向市场规模的转化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设想，如果中国在1949-1976时期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中国将有少数人，只占据总人口的5%、10%，却占据1/3的GDP，而社会的95%或90%的人口只享有2/3的GDP。这样来看，前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就是后一部分人的平均收入的9.5倍。如果考虑前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不平等的，后一部分人的收入也是高度分化的，最高收入的1%的人就可能是最低收入的5%的人的收入的1万倍。不同收入的人、收入悬殊的人，同处于一个国家的屋檐下，既在许多方面面临着同样的生活需要，比如，同样需要住房，同样需要饮食，但也必然在许多方面面临不同的生活需要了。造成了社会分裂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就这样产生了。而这种社会必然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尝试了许多办法来度过经济危机。在大萧条时，他们采取了把产品白白地处理掉、把产品倾销到海外、关闭生产线的办法。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采用了政府刺激的办法。在资本主义制度限度内，这些办法可以解决不太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采用这种办法与采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孰优孰劣呢？答案不言而喻。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经济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你有的我要有，你没有的我也要有”的创新过程。许多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发展，就是因为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难度。西方人不希望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关键产品、关键技术上的突破，更不希望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最短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取得关键产品、关键技术上的突破。而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的突破又受制于一个国家的科研能力、生产能力、组织能力。[5]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打破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内部的阻碍科研能力、生产能力、组织能力提升到经济发展临界点之上的社会结构（如剥削阶级的过度消费、统治阶层一些成员的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以及论资排辈、因循守旧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防止经济落后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寻求经济发展时陷入到经济的对外依附，避免经济发展成就为他国做嫁衣裳，也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关键产品、关键技术上的突破，一个国家的产品种类在越短的时间里才能得到越快的丰富，产品质量在越短的时间里才能得到越快的提高，其经济发展才能又快又好。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从整体上看，劳动力大军发挥出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并在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既创造了价值，又实现了价值。这样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大军中所占比例越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越高。站在历史的高度，中国工业化过程就证明了这个经济学原理。在三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中国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定“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建设苏联帮助设计的约156个工业企业。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培养了经济管理干部、企业人才、技术人才、中国熟练工人。一五计划的实施，还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使内地与沿海得到了协调发展、资源得到了更有效利用。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投产，使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同时也为我国以后发展核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还允许价格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价值下降而更快下降。[6]可以说，在国内的市场扩展中和在国际的竞争中，价值下降越快的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比如，在西方，福特引入生产线就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产品价格，引起了汽车的普及。洛克菲勒以垄断性的生产为石油市场的标准化和成本降低提供了规模基础。产品价格的降低为市场的扩大（可能表现在夺取它国企业所占据的市场）提供了基础。这种机制似乎比Young（1928）所强调的分工依赖于市场的机制更为有效。[7]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的私人利润本身就形成产品成本的一个刚性条件，它使得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无法随着价值下降而尽可能大和尽可能快地下降。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如果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私人企业由于积累的需要，在价格下降方面更是困难。[8]结果，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国外竞争方面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第四，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还意味着经济发展目的的更好实现。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不是私人利润，因此，它意味着环境和资源代价高的产品、产业将可能会迅速被取代，从而最大限度地限制经济的畸形、恶性发展。这就使得提高生产率不是唯生产力论、唯GDP论，从而保证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目的的多维性相一致。比如，社会更多发展公共交通工具，而人们也更多地采用公共交通而非私人交通工具。这或许将会降低一些产业的GDP乃至总GDP，但也应该被认为是值得的。[9]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的价值的实现、体现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证，这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早在1949-1976时期，中国就实现了世界最大程度的人均寿命提高。图 2表明，1949年时，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35岁，世界平均水平是47岁（1840年之后100多年间中国人均寿命始终远远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957年，中国人均寿命已经延长到57岁，到1980年人均寿命67.77岁，而世界人均寿命56岁。1950-80年期间，世界人均寿命提高29.9%；中国人均寿命提高88.9%。这种人均寿命的提高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也为教育体系的效率提供了基础。[10]
图 2：中国与欧洲、美国、印度以及世界的寿命比较：1950-2020[11]
资料来源：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e0) - Both Sexes，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mortality.htm。
四、结 论
世界经济发展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而不是简单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表面现象，人的因素（数量、质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决定因素。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不是靠西方的增长理论，而是应该着眼于人。
只有基于这个观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28年中（1921-1949年）就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举扭转民族百年落后和挨打的命运，也才能理解新中国建国后30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独特性和坚实性，也才能不为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浮云遮住望眼。[12]也只有基于这个观点，也才能摆脱西方理论的诅咒和桎梏，看到中国因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大因素所形成的交叉、协同效应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的稳固的支撑。
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大因素为他国不可比拟、不可复制，也因此，尽管中国人均GDP还较低，经济发展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博弈场上，无疑将东风压倒西风。
参考文献：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谢亮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今朝、龙斧：《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数理阐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
王今朝、许晨：《中国“鞍钢宪法”相对西方、苏联科层式管理的效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16年。
Krugman, P.,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J]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1994): 62-78.
Tassey, G., “Competing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 Need for Improved Growth Models and Policie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28 (1), 2014, p. 27-48.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3) 1995, p. 641-80.
Young, A.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J] Economic Journal, Vol.38 (152), 1928, p. 527-542.
注释：
[1] 夏之冰：《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基础是否正面临瓦解？》，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7028.html。
[2] 人口规模优势不是人口红利。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概念是极端错误的。红利（dividend）一词是西方、西化概念。它本来是指因持有股票而得到分红。西方学者把红利与人口结合形成的人口红利概念一般是指一个人群无偿占有另一个（更大）人群的劳动成果。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前美国南方奴隶主享有其奴隶的人口红利，奴隶数量越多，奴隶主的奴隶人口红利就越大。又如，英国对印度殖民，也使英国统治者享受了巨大的印度人口红利。如果说中国享受了自己的人口红利，这是既不了解西方学术渊源，又不了解红利本身含义，更是做荒谬性引申，它掩盖了中国极少数人和外国企业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市场价值的榨取。
[3] 比较优势理论主张专业化生产模式，但实际上，专业化生产主要适用于小国，而且不一定符合比较优势。
[4] 当然，人口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中国建国后给予干部子女的补贴，帮助人口迅速增加。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让人口继续快速增长了。将来，如果中国人口数量降低到很低的数量，那么，经济政策的变革（而不是放松人口政策）就足以让人口恢复增长，似乎并不需要在现在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5] 中国曾经出现的鞍钢宪法其实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参见王今朝、许晨（2016）。
[6] 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不存在一个恒定的数量关系（王今朝、龙斧，2012）。
[7] 当然，产品价格下降形成优势是以新产品的种类的扩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新产品，也就没有新产品的价格下降所产生的优势了。传统产品的价格下降反映的往往不是优势，而可能是恶性竞争下的产业凋敝、贸易条件恶化。
[8] 本来，价格下降可以扩大市场，但这种经济机会没有那种官商勾结所产生的利润大。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就是这种原理的证明。
[9] 大量使用汽车不能被认为是现代化文明的唯一或必要特征。
[10] 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同期从25％增至50％。R.迈克法夸尔、费正清（1990，上卷，第162页）。
[11] 改图首次出现在王今朝、龙斧：《基于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第33-40页。本文使用时做了一些修改。
[12] 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交叉还能产生很多效应，如最快速的技术扩散、最大可能的国际合作等。本文限于篇幅没有讨论更多。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文刊于董长瑞主编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十一辑，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现经作者修订并授权编发，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