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作者是瑞典籍的一位左翼学者。虽然，他的社会背景和表达习惯不完全与我们相同，但是，他对近20年中、东欧的，重点是匈牙利的社会转变状况和后果的论述，是客观和可信的。他认为，自从匈牙利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在政治领域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一夜之间就使整个社会变了颜色。回顾匈牙利自1989年以来的演变轨迹，这种“休克式变革”的结果是不理想的。经济不景气、失业、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匈牙利。新自由主义模式和过于激进的改革，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视角，并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不断向全球扩张，导致世界不均衡发展的这一本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匈牙利的现状。】
今年是中欧和东欧政治剧变20周年。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占统治地位的一党集权制政体，在经济危机和民众不满的压力下，一夜之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解体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代表了中欧和东欧唯一可行的未来趋势。依这种当时很快在东西方取得支配地位的观点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象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失败，并最终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一种比中央计划经济优越的社会组织方式。对这种思想最著名的表述出自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F.福山。在其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中，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终结代表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西方的胜利”，而且还标志着“历史本身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规范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福山的文章在很多方面概括了当时的精神状况，不过他的论证所得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论都过于简单。照他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还是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方案，现在都只是一种回忆了。
这种观点为“斯大林体制”解体后的中欧和东欧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政治改革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的结合。人们认为，这不仅将会为该地区受尽危机折磨的经济体制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同时还会带来经济成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匈牙利在历史上作为苏联集团内市场改革的领跑者，曾一度被普遍认为是中欧和东欧地区成功转型的未来模式。
然而20年过去了，匈牙利一系列转型改革的结果并不理想。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在匈牙利社会不仅造成了极度的不平等，更多的结果甚至是灾难性的。经济产出的大幅度减少、失业率的激增（在1989年以前，由于集权体制下强制劳动的结果，失业率是不存在的），多数民众生活水准的下降，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增加己成为匈牙利社会的象征性特征。中东欧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也与之差不多。
似乎这样还不够，目前的经济危机对于该地区本来就处于困境中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2008年末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债务危机和潜在的货币贬值（挤兑）风险时，匈牙利的经济遭受了急剧下降的重创。政府不得不向国际借贷机构请求2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更悲哀的是，匈牙利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转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当政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同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获得了1/6选票并成为第二大党，使得极右翼实力大增。现在匈牙利的问题不仅给它自己的政治家们造成了担忧，它的命运也越来越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密切关注。
一、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
可以认为，对于“1989年匈牙利的自由主义梦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坏的结局”这个问题，不能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理解，而应该联系全球资本主义近期的变化来审视。
对于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来说，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结束，危机的阴云开始在这里聚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面临着更低的投资收益率和普遍失业等问题的重现。然而，在柏林墙的两边，东西方领导人对危机采取的回应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柏林墙以西的各国领导人选择放弃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政策制定中被公认为“不证自明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代之以“世界市场的准则”。为了使经济收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西方政府允许资本打破国家的管制自由流动。最先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这种政策转向突出了所谓的“为了竞争而放松管制的逻辑”，迫使其他国家政府为了保持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力而采取类似的政策。当这些转变使国际金融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和集中，使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也给民族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凯恩斯主义的“管制型国家”很快地让位给了P.塞尔尼所描述的以不断调整国内经济而适应世界市场需求为其主要目标的“竞争型国家”。
柏林墙以东的各国最初的反应是抵制世界市场的压力。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最后只会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从自身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过分地偏重于工业生产而忽视商品和服务的专业化。如M.海恩斯所指出的那样，苏联集团各国的经济为了它们与西方的军事和权力竞赛，过度强调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市场不够重视。从外在方面看来，在保持与苏联的利益一致的压力下，不仅意味着东欧各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受到了限制，也决定了这种整合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至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经济的萧条对东欧各国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民众不满情绪，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式，最后只好寻求进一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行向西方出口工农业产品来换取其高科技产品进口的政策。像以前多数情况那样，此时的匈牙利以高于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进口增长率而成为该地区的领头羊。但怎样去填补不断增大的贸易逆差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东欧各国政府向西方国家、银行和国际组织寻求可自由兑换货币贷款以试图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结果它们的债务负担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加重。匈牙利再一次成为典型，不过这一次是负面的。至1978年，它的可自由兑换货币贸易赤字额高达30多亿美元。从东欧地区总体看来，在20世纪 80年代，这种不利的趋势仍不见好转。（见表 1）
东欧各一党集权制国家的领导人，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在压力及内部当政官僚和反对集团不断强烈的改革要求面前，日益陷入了困境。1985年3月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他的“开放和重组”政策试图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一开始似乎缓和了这些矛盾。这种政策容许更多的政治自由，并试图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激励以根除腐败。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苏联集团各国内部当政的官僚阶层中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盒”。
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又一次成为整个东欧地区所面临的情况的预示。当政者面对着整个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时，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全和绝望感。为了尽最后努力去挽救其统治地位，当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施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工程，在1985年和1986年进行了经济改革，使国营企业管理者对工人的雇佣和解雇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还引入了破产法和失业津贴制度。可是，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来自社会上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变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执政党内的改革派要求年迈的政党领袖J.卡达尔下台，并让改革派的 K.格罗什于1988年5月接替他任总书记，接着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顽固派”和“改革派”争夺领导权的一段激烈的权力斗争时期。然而，这些内斗非但没有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反而使它越来越难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统治，另一方面还使得它的反对派越来越有自信。执政党日益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排挤，不过一年时间，当政官僚集团就只好决定“主动让步”，于1989年6月到9月开始与反对派就结束一党制及向多党制转变的问题进行商讨。同年秋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把匈牙利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国家，并从 10月 23日起不再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步入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仙境”的大门已向匈牙利敞开。
二、经济改革的逻辑
在旧的一党制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匈牙利社会的情绪是普遍乐观的，人们相信他们将会像西方邻国一样享受同样的自由和生活。一些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断言，他们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和西欧一样，miklos Vasarhelyi在 1989年对《纽约时报》记者所说的话就是很好的例子：
首先一个真正的欧洲将再次出现，中欧和东欧各国将最终会与西欧联合在一起，我们将会在同样的条件下生活。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最终我们将会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达到与西方国家同样的水平，希望之门现在已经敞开。
主流经济学家、决策者和跨国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纷纷为如何完成中欧和东欧的转型提供建议。在源自F.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等人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他们坚决主张要赶上西方就得对经济进行一次快速和激进的彻底变革。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曾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其主要观点是，消除以前没有效益的计划经济部门，为将给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新资本家腾出空间。因此，重点就是快速消除对经济的控制，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各国政府都被鼓励去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革，鼓励它们远离以往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而实行限制性的财政金融政策。然而，当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与凯恩斯主义所设想的“管制型国家”不同的观点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模式并没有完全忽视国家的作用。相反，这种模式的拥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一直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机制”正常运行提供合适的环境。
对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支持者来说，这种转变的成功是必然的事。如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Laszlo Casba认为，这种“基于市场的发展方式”将会使东欧的经济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并为东欧人民带来经济上的成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前计划经济体制各国的决策者们都迷恋于市场的诱惑中。
鉴于匈牙利作为经济改革的领跑者，西方的专家普遍预言它将发展成为东欧地区政治和经济成功转型的未来模式。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将会激励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并因此使匈牙利成为中欧的金融中心。而事实证明，现实与自由主义者的梦想是根本不同的。
三、没有创造性的“创造性破坏”
20年后回首以往，虽然转型改革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得以向全球资本体系开放，但效果并不理想。
20世纪90年代，东欧地区的经济重组改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产量下滑。头10年经济转型的结果非常糟，甚至连当时在该地区一度极力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东欧各国转型过程中经济萧条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与大萧条时期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大多数还要更严重。
20世纪90年代对于匈牙利的经济来说可算作是“失去的十年”。长时间的经济危机和停滞，使经济产量直到1999年才恢复至1989年的水平。2000年后经济最终开始复苏，从2000—2006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4%。接着在匈牙利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时，其经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种政策是以“全球竞争”和遏制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为名而制定的，结果使年平均增长率减少至低于3%的水平。目前的经济低迷甚至己经结束了这微薄的增长，2009年的经济总量可能会缩小将近10个百分点。专家们认为，将来的经济恢复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生产急剧下降的结果，长期性的失业成为匈牙利经济标志性的问题之一。大量廉价及娴熟的劳动力对外国资本和新技术的吸引，并不证明其足以平衡不断流失的工作机会。在 1989年和 1997年之间，匈牙利的劳动力从500万降到350万，足足减少了150万，目前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9.6%。
经济重组改革还导致了民众生活水平和总体福利的大幅度下降，直到1995年以后才稍微有所恢复。实际收入至2003年才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贫困人口在匈牙利总人口中的比率高达l/3（接近300万）。肉食品消费量现在仍低于1980年的水平，这有力地表明了匈牙利社会目前普遍的不景气（考虑到匈牙利是一个以喜欢肉食而闻名的国家，这一点更有说服力）。
更糟糕的是，自从向自由市场转型以来，“社会党─自由主义党同盟”和右翼政府都在大力地削减福利供给。公立医院已经实行收费制度，失业补助金减到只有6个月。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政府仍在打算进一步削减社会开支。
令人更悲哀的情况是，匈牙利后转型时期的萧条加剧了阶级、种族和地区的不平等。近来有关阶级不平等的数据显示，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10%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率已从1992年的7.5倍增至2003年的8.4倍。一小部分人成为经济转型改革中较大的受益者（占10%到12%），在新体制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这部分人主要由从私有化中得到好处的前执政党成员和那些从外国跨国公司的到来而获得利益的人组成，这些人与他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类一样，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另外的一部分人是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30%），他们在经济转型改革中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除了上述两个集团外，还有工人阶级和“被剥夺者”。大约占社会人口 40%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受经济危机和不断缩小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遭到重创。那些在最初的转型危机中得以幸免的工人的状况也不见得更好，从1989年以来，这些工人遭受了更严重的剥削，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而实际工资收入却减少了。在社会的最底层，还有占人口 20%的“被剥夺者”，全要由农民、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人组成。他们在转型改革后过得最差，未来也几乎没有多少改善的希望。
在匈牙利，不同种族的贫困程度也不同。经济转型改革给罗姆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罗姆人的就业率由75%跌至30%，减少了一半多，罗姆人家庭的贫困率是其他种族的近7倍。今天罗姆人不仅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危险，还面对着普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他们的生存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最后要提到的是，地区差异使匈牙利国内的不平等更加突出。自1989年以来，布达佩斯和西部与西欧相邻的地区涌入了大量的投资，而其他地区得到的投资却很少。由于1989年之后重工业生产和采矿业的崩溃，北部和东部工业区遭受了尤其严重的打击，这些地区都是今天匈牙利失业、贫困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方。
四、结 论
对匈牙利1989年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全球资本主义最近一段时期“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向跨国资本主义的转变”来看。这一转变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使它们的经济收益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前的水平，而努力使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不断增多的结果。然而“为了竞争而放松管制的逻辑”使得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很明显，匈牙利自1989年以来所遭遇的挫折实质上并不是“弊政”（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形式）或“腐败政府”（尽管这些因素确实加剧了匈牙利的问题）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一般矛盾的结果。使匈牙利之类的小国情况更糟的是，近期资本主义内部的转变连同它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必然特性，再加上“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扩张倾向和集中倾向的自然结果”，已经使得它们的发展步履蹒跚。
目前的经济危机无情地加剧了上述的情况，使中欧和东欧弱小而脆弱的各经济体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外部危机的鞭子”使匈牙利政府极力地推行精简规模、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等政策，以孤注一掷的方式企求经济的回转。但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匈牙利的情况更糟，经济急剧下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公众对现状的不满快接近极限。极右翼鼓动了一部分中间阶层，指责“狡猾的犹太人”引起了经济危机和“骗取救济金者”（尤其指罗姆人）窃取了国库中仅剩下的一点钱。同时工人阶级由于没有政治上的代表而被遗弃在一旁，使他们极易受到统治阶级的攻击。
如果要为推翻现存的反动力量提供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方案的话，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比较中肯的建议。以马克思、托洛茨基和这一传统中其他经典作家的著作为基础，我们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匈牙利自1989年以来充满挫折的发展背后的原因，并且还能唤醒现今仍然存在的工人阶级，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他们就是“清算世界资本主义的发起人”。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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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察网，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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