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引导下，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中国打压势头逐渐明朗。未来，这种态势将会强势延续，我们应筑牢根基，早日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真正突破美国对华科技领域“包围圈”。
近一年来，美国对华科技领域种种遏制行为轮番登场，“新冷战思维”频频作祟引发逆全球化举措不断。出口禁运触碰到了中国科技产业核心技术缺乏的痛点，“缺芯少魂”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口号引导下，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中国打压势头逐渐明朗。未来，这种态势将会强势延续，我们应筑牢根基，早日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真正突破美国对华科技领域“包围圈”。
一、美国对华科技领域遏制的现状
2018年，美国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简称301报告），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中国逐渐进入美国经济金融制裁与攻击的“靶心”。美国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国安全为借口四面开战，迫使中美科技领域摩擦和技术争夺持续升级，美国种种举措对两国正常的科技交流及技术扩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美国阻碍中资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压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
2018年1月，美国参议员提出《美国政府通讯保护法案》修订案，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机构和政府采用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同月，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电信电报公司（AT＆T）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单方面临时撤销了销售华为手机的计划；5月，美国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及附近的商店停止销售华为和中兴设备； 6月，五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谷歌首席执行官，要求其重新考虑与华为的合作关系，称华为可能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消费者带来风险；7月，美国商务部建议拒绝中国移动于2011年提交的进入美国申请，称中国政府或利用由中国移动建立的连接，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政府使用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生产的“隐蔽的电信设备或服务”。
（二）美国加强对涉华高科技投资的审查，限制高技术领域对华出口
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里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或提供软件支持。虽然中兴与美国于6月达成了恢复业务的初步协议，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中兴经济损失超30亿美元；同月， 美国政府担心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尖端知识产权被他国窃取，开始对中美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进行审查，并可能将对华禁售NVIDIA（英伟达，电子设备核心元件），审查领域还可能扩至半导体和自动驾驶汽车等热门领域; 8月，美国商务部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新的限制矛头对准防空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半导体和航空航天产品等关键要素；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新的决议，宣布将对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实施禁售，限制任何美国企业向该公司出售任何产品，这是继“中兴事件”之后中美半导体界的另一起重大禁售事件；2019年1月,美国拒绝更新华为技术公司的出口许可证,禁止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华为子公司将其在硅谷实验室开发出来的技术出口到中国大陆，禁运范围包括电信技术和软件；同月，美国两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禁止向华为、中兴或其他“违反美国制裁或出口控制法”的中国电信公司出售美国芯片或其他零部件。
（三）美国构建“三位一体”的法律限制，扩大职能机构审查权限
2018年，美国积极推动针对出口管控制度、外商投资审查等方面的集中式立法改革，完成了《国防授权法案》（NDAA）、《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三位一体”立法建设。这些法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对美国投资和加强美国出口管制，重新明确了要保护的对象是“重要技术、产业基础、敏感性个人信息”。法案还扩大和明确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批权利，简化了该委员会的审批手续。CFIUS为维护美国核心技术可谓严防死守，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涉及这些领域的对美投资需要接受事前审查。此外，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报告，针对中国的意图凸显。
（四）美国发布所谓的研究报告，炒作“中国科技窃密”行为
2018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科技威胁论白皮书》，分析所谓的“中国技术转让战略”，认为中国正在执行一项为期几十年的技术转让计划，以此扩大经济规模和附加值并削弱美国全球竞争力，这项计划涉及工业间谍、网络盗窃行为等非法手段；同月，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美国联邦信息和通信技术中源自中国的供应链漏洞》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将全球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视为“战略行业”，中国政府与企业联合“一再涉及窃取与滥用知识产权的案例，以及施行国家主导的经济间谍活动”。中兴、华为和联想被认为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ICT企业；6月，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OTMP）发布题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政策报告，认为中国的政策在发展新兴高科技行业、从其他国家获取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等六个方面威胁美国的经济、知识产权以及国家安全。报告指出，中国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途径包括：物理方式和网络方式窃取、迫使技术转移、逃避美国出口控制等手段；7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发布《2018年网络空间中的外国经济间谍活动》报告，强调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情报机构通过网络空间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专有信息的当前威胁与未来趋势。
（五）美国针对海外科技人员多举并施，延烧战略焦虑至人才本身
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晚宴上暗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几乎全是间谍”，并在此前就提出要收紧限制在某些领域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签证，以防止间谍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中国力图通过向美国教育和科研机构“安插间谍”等方式，来“剥夺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他把这种间谍形容成“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收集者”，包括教授、学者和留学生。不仅如此，美国还认为中国“千人计划”与间谍活动相关联，2018年，FBI以涉嫌窃取商业机密、欺诈美国政府资金等理由，先后逮捕了香港大学新兴技术研究所所长/机器人科学家席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海洋学家王春、前苹果公司华人工程师张小浪、通用电气主任工程师郑小清、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张以恒、休斯顿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谢克平等多名“千人计划”专家，直接切断了留美科技人才归国效力的渠道。
（六）美国科技企业借助“国产包装”、“技术合作”，绕道进入中国需要自主可控的领域
被称作“八大金刚”的苹果、思科、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和高通曾经可以在中国长驱直入，对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介入极深。此后迫于种种压力，包括这些巨头在内的美国科技企业纷纷转变策略。这其中，不乏有一些企业采用代工生产或通过国内的“皮包公司”，利用包装的模式给国外产品披上国产的“外衣”，进入中国重要部门和关键核心领域；还有一些企业以“技术合作”的名义，与国内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占领国内市场，但产品核心技术仍被国外企业把控，甚至产品设计资料及代码都存放于国外，在产品安全可控及持续维护方面仍存在较大风险。美国科技企业通过上述各种方式纷纷进入中国需要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领域，阻碍中国自主研发发展路线，致使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停滞和缺失。
（七）美国在全球渲染“新冷战思维”，施压盟友国“选边站队”
2018年，在美国频频施压下，全球多国以安全为由集体封杀华为5G技术，澳、韩、日、印、加、新等国先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采用华为5G通信设备。2019年伊始，又有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在摩拳擦掌准备对华为5G发难。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在各国开展技术合作和正常贸易时频亮“红灯”。2018年2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将逐步淘汰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两家中国厂商的手机，是因为美国警告称，这些手机可能存在安全隐患；4月，在中兴收到美国商务部禁令的同一天，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也对电信行业发出警告，禁止其使用中兴的设备及服务；10月，日本媒体发表题为《美国死守技术要害》的文章称，“日本企业生产出包含美国技术的产品，再向中国出口时，也开始受到美国的限制”，美国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已殃及他国企业。
二、美国对华发动科技遏制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中美建交以来，历届政府对中国都奉行既接触合作又防范遏制的政策，科技领域摩擦时有发生。20世纪90年代，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为名，三次对华启动301调查；2010年开始，美国以网络安全为焦点，频繁指责中国利用“网络商业间谍”获取美国先进技术；2018年至今集中爆发的中美科技摩擦，美国更是将矛头指向范围扩大到中国几乎全部高科技产业，行动意图上升至战略层面，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
（一）美国维护“美国优先”的战略口号需要
近年来，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国内外困难增多，国家声望持续下降，国内民粹主义有所抬头；而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展现出团结奋斗、充满朝气的发展前景。美国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总之，中国快速崛起是新兴大国挑战在位霸权国家。因此，美国此轮对华发动科技主导权争夺战，浅层次是科技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层次是地位的较量、权力的抗衡。面对中国由大到强的复兴进程，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已在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从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下手，全面加大牵制遏制力度，极力谋求对华战略优势。美国右翼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史蒂夫·班农妄言，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必须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事实证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行事风格已根深蒂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雄心昭然若揭，维护美国利益的决心暴露无遗，未来美国采取“主动强硬型”策略趋势将成为事实。中国是“美国优先”实现路径上最大的“绊脚石”，美国势必要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阻碍中国在未来的崛起，而争取所谓道义上的支持和建立国际反华同盟的需要，是美国利用“中国科技窃密”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缘由作为抓手牵制、打压中国的重要原因。
（二）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反霸权与霸权争斗日趋激烈
大国较量的背后，是科技实力的较量。在科技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把握先机者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主宰行业，并进一步影响更高级别的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近年来，中国高科技企业凭借国内的政治体制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开始与美国跨国科技巨头展开国际竞争，这些变化令美国深深地感觉到能力恐慌，科技领域霸主地位危如累卵。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称，“中国的能力和目标在增值链上进一步上移，抵达了代表我们的经济最高成就且关乎国家安全的技术”。因此，美国基于其惯用的霸权思维，编造出一套歪曲中美科技竞争关系真相的政策逻辑，对中国进行一系列不实指责，污蔑中国在中美科技往来中“实行不公平做法”，是典型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正如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要求抛弃“对华接触”一样，美国在科技领域也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竞争对抗性政策，企图从根本上阻碍中国高技术和新型产业发展。美方毫不掩饰地寻求阻止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对冲中国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手段，是其巩固科技霸权的重要抓手，中国对于美国霸道行径必然予以反击。可以预见，未来中美科技争端将会更多地落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例如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一代资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天科技等，特别是中国现已崭露实力的5G与人工智能等领域，两强竞逐话语权的基本格局已定，科技领域的反霸权与霸权之争呈现明显扩大之势。
（三）美国将核心技术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壁垒”
科学技术是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领域，是全球各国实力较量的竞争高地。美等西方国家把已经掌握的核心技术当作“定海神针”、“不二法器”，不容中国越雷池半步。美国在科技领域发起摩擦，表面上缘于美方认为“美企遭遇不公正待遇”，但事实上，这种摩擦的升温与中国推进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进程高度同步。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在政治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甚至形成赶超态势。在中国加速振兴的大环境下，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成为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最佳保障，牢牢地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美国自认为能够阻止中国快速崛起的最优壁垒。正是如此，美国既不希望中国通过自主研发或并购的方式获取核心技术，形成替代性产业链，也不希望美国企业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国深度合作，令美国科技产业“空心化”。因此，美国必将通过综合施策，阻碍中国推进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进程，遏制中国科技产业迅速崛起。
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无法逃避的“锁喉之痛”
当前，中国虽然已经是科技大国，但依然“大而不强”；中国科技飞速发展，但依然“快而不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能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中国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产业体量做得再大也只能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现状不改，将会成为中美科技竞争中最大的“痛点”任人触戳。
（一）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核心技术大量依赖进口现象短期难以改变
众所周知，中国的PC产量第一，但计算机的芯片基本被美国Intel和AMD垄断；中国的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核心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必须来自西门子、ABB等国外公司；中国汽车市场名列世界前茅，但发动机却一直受制于人；中国生产出引以为傲的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但水平仅相当于50年前美国的波音737；中国目前拥有的高原性能最优秀的直升机，却是8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美国“黑鹰”。由此可见，中国目前很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都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垄断，大到飞机的发动机、高铁的控制系统、半导体加工设备，小到电子产业的芯片等。内在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短，研发能力弱，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这些技术领域最关键的“心脏”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要想赶上美国的科技成就，至少还要花上数十年。此外，美等国家利用网络安全审查、高科技禁运、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等手段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劣，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将面临更大冲击，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的难度也将显著增加，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科技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进程。在内外部因素联合作用下，中国核心技术大量依赖进口的现象很难在较短时期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在未来的关键时刻，中国再次陷入“卡脖子”困境仍或有发生
纵观中国科技产业发展，虽然规模大，但由于缺少核心技术这一致命的短板，导致在产业发展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中兴芯片”事件，就清楚地暴露出中国产业不堪一击，主导权缺失的尴尬与无奈。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公司发起制裁行动，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零件或提供软件支持，期限为7年。拒绝令生效当天，中兴大部分生产线进入停产状态。与中兴终止合作的美企迅速蔓延至全产业链，短期停工的风险很可能演变为危及中兴生存根基的灾难。究其原因，中兴智能手机和电信网络设备等产品中有25%至30%的零部件由美国供应商提供，很多关键组件，包括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手机玻璃、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来自于美国的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甲骨文、康宁等科技巨头。因此，遭到制裁后，中兴的通信设备、手机产品都面临短期内无法找到相同竞争力的替代产品，甚至根本就没有替代产品的局面。铁的事实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国外一个小小举措，就可能让中国万亿级的产业瘫痪。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美国近期种种动作表明，未来，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那么美国极有可能将此类科技遏制泛化到更多的技术领域，甚至不排除美国在关键时刻对我们采取“完全断供”的极端制裁手段，中国将时刻处于突然被“卡脖子”的风险之中。
四、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是突破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破局之举”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唯有尽快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唯有早日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才是妥善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先机的唯一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
（一）我们应具备成功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的底气和信心
从战略层面看，中美科技竞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封锁惊慌失措，面对目前存在的技术差距不能盲目悲观，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不能丧失信心，这场由美国悍然发起的科技争夺战，是我们绕不开的必然挑战，是实现强国目标必须迈过去的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封锁以及打压，势必倒逼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实际上，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以量子领域为例，当今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高性能量子雷达的是中国，第一个设计出量子计算机的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量子通信卫星的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反通信量子试验的是中国，第一个在世界上实现千公里量级量子纠缠的是中国⋯⋯加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给自主创新带来了广阔发展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科技强则国家强”，我们应该激发理性自强的心态与能力，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在“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克服从无到有的困难，通过自力更生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最终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从“科学的春天”到“创新的春天”完美转型。
（二）我们应怀揣中美良性竞争、全球开放共赢的目标和愿景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并不等同于要在科技领域“一家独大”。中国对于和美国的科技竞争应该保持着正面态度，努力避免触碰对方敏感处，积极寻求技术领域合作点，争取从良性的竞争中得到一个双赢局面。事实上，科技竞争并不可怕，但如果国家战略影响到良性的科技竞争，就可能会得不偿失。科技恶性争夺战不会有赢家，“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自己一样会蒙受损失。现代科技产业本身就是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是美国芯片的最大出口市场，不卖芯片予中兴，美国企业等同于自削筋脉，利益严重受损，这就是一个有力的反面例证。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也并不等同于要“自我封闭”。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更不是零和思维的产物，而是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交流借鉴，断长续短。国产通信产业从零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闭。事实上，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中国应一直以开放合作的姿态面向世界各国，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努力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在与他国的互利共赢中实现技术突破。
（三）我们应挖掘“政用产学研”全流程自主创新的深度和精度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中国核心技术研发突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政策、企业认知、科研导向等深层次问题，是国家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使得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不够紧密与顺畅。因此，我们必须从源头抓起，挖掘当前“政、用、产、学、研”各关节上存在的问题，拔除阻碍自主创新的“病灶”和“毒瘤”，将前后五者贯通融合，力争在核心技术领域杀出国外企业的“包围圈”。其中，“政”：解决当前国家科技规划的项目和工程覆盖面广、目标分散、核心技术聚焦不够的“碎片化”问题。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研究，深入分析科技、产业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找准真正容易被美等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优中选优、重点突破”，按照急需、短期、中长期需求分阶段突出重点组织实施技术攻关，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科研创新方面的主导作用。“用”：打破目标导向不对等、信息资源不对称等困境。通过建立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深入探索“能研究什么”和“需要研发什么”的有效对接机制，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架起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金桥梁”，真正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结合。“产”：改变企业考虑成本多、战略眼光浅等现状。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释放企业认知和企业家胸怀，大幅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开发的投入，并带动高校、科研院所共同设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和“全链条”创新，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学”：摒弃以往高等院校“埋头办学”的教育理念。未来教育要从“两耳不闻窗外事”向“顺国家大势而为”迈进，构建主动创新的发展模式，在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与产业界开展深入合作，基于自己的“校情”寻找创新结合点，担负起为重要产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输出尖端科研成果的国家使命。“研”：破除当前以论文数量为王的科研评价体系与“跟班式”研究现状。对考核评价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促进激励机制早落地，调动科研人员产业化研究、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引导科研人员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原创技术或实用技术研究上，让科研人员的“知识红利”在市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价值实现。总而言之，我们应立足自主创新，坚持可信可控，以应用促发展，将“政用产学研”有机结合、融汇协同，将技术创新上、中、下游及创新环境与用户无缝对接与耦合，最终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核心产品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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