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监察工作中有一个术语叫做“审计风险”，说的是审计过后没发现问题，就形成了一个假象，认为该单位安全、正常，审计结果也就掩护了犯罪行为。十八大以来，中央纪监的巡回检查就重视这一点，经常杀回马枪，回头看，许多贪官因此纷纷落马，从而避免了审计监察风险。这是党的纪检监察工作惩戒贪官的一个杀手锏。
类似这种审计风险发生在一个单位，也就仅仅对一个局部产生影响，但要是造成一个整体的思想路线误差，就会产生全局性的、大范围的问题，就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4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风险。真理的确是由实践来检验的，但它没说明一个关键问题：谁的实践，谁来检验？
明明毛泽东同志多次慎重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四十年前将其简化为“实践标准”。
于是，人们知道，对领袖，对领导人是不能迷信的，需要实践来说明问题。至于谁来实践，讨论者或无意中忽视它，或有意模糊它，或居心叵测修正它，总之，远离、隐藏了主体。出于对党的信赖，人们就不再刻意争论，埋头经济中心，这就把一个重大的风险隐患遗留下来。犹如本文篇首提及的“审计风险”。
艺术家曾慨叹，人世间，最容易画的就是鬼。因为没人见过，画家可以随便发挥，任意挥洒。实践标准也是这样，没有了主体约束，就可以做出各种检验，得出各种结论。就可以天马行空，翻天覆地。在改革开放的舞台上，上演出各种悲壮激越的喜剧和悲剧来。
例如就可以有一些老干部的权力实践检验。民主革命20余年，枪林弹雨，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结果让老百姓夺权，让我们挨批斗，住牛棚，进农场。我们当然可以拆去老百姓的幼儿园盖别墅作补偿，我们当然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接班，至于后代在高官厚禄中是否像宿敌一样违背社会公平，贪腐暴富，则不在考虑之列。赵紫阳任总理时，在上海开座谈会，一位厂长婉转说，您的儿子经商对您影响很不好，不料赵紫阳正色说道，我的儿子难道不是公民？——当时的认识就是，什么民主派必然走资，简直是极左荒唐，鬼话连篇。
几十年过去，像这样当众给领导人提意见，成了稀罕事，据说那是某种“余毒”。悠悠历史，却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干部子女是一大灾难”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爸爸的独立生活观》，《生活时报》2001年3月30日）。当然，毛主席在提及时从未忘记强调干部子弟的大多数是好的，习近平同志就是干部子弟的典范和杰出代表之一。而从一些率先打砸抢，曾在全国做出恶劣示范开始，从林立果恣肆妄为开始，到权力经商，富可敌国，破坏党风的官二代，再到“我爸是李刚”的权二代开始的阶级固化，权力实践检验令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了全社会特权腐败的“灾难”，感受到政治思想领域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横行。
淡化了实践主体，自然也可以有西化派精英的实践检验。小平南巡时，提及自己组织起草的四届人大报告没超过5000字，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由衷自豪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2页）——能受到他的肯定，这是一代人认为的人生最高境界——这篇由周恩来总理抱病宣读的报告，被一位哈佛身世的同志断然否定为“崩溃”，以个人曲折经历感受代替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检验，认为“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需要另起炉灶。
于是他们把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生产成果紧密联系，激发效率的劳动价值论，移花接木为以“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保护产权”为名的剩余价值私有化。他们的实践检验，是对私有经济把本来要建立、引导为社会主义补充经济成分的过程穿上“民营”外衣，改变社会基础的实践检验，是把做强做优公有制的改革开放修正为围剿公有制的实践检验，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实践检验，是复制美国贫富分化的实践检验。他们的市场活力实践检验，成了特权者，富人以创新为名义的巧取豪夺，而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地沟油和网络金融诈骗等，总是由弱势者统揽灾难，包揽所谓“创新”成本的实践检验。
去年秋天，笔者在曼哈顿，遇到一位戒问政治的幽默导游，却把游客从华尔街带到他“比肩帝国大厦，自由女神”的历史遗迹：1911年烧死146名内衣厂多为女工的纽约大学棕色楼。令人感慨历史的似曾相似。同样是烧死如花似玉的花季女工，1993年，深圳致丽是81名；同样是146名工人，2014年是在昆山的粉尘爆炸中。一位马克思主义导师曾经说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展示的正是他们的明天——虽然是极端典型事例，但在物质繁华中，工人们要用血汗、生命推动社会进步，性质是不变的。正如伴随下岗工人，农民工的社会实践，他们的妻女被迫进入红灯区，变化的只是站街到网约——无论你正视还是回避，怎能回避万物皆商品的自由市场法则呢？
上图：纽约大学棕色楼；下图：烧死146名工人的说明（紫虬摄）
从权力实践检验、精英实践检验，一个共同的思想特点是用实用主义混淆社会实践检验，一个共同的表征是思想和行动上而非口头上排斥人民群众路线。它们的历史来源也是共同的：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了谬误。如果说，最初是对极左的矫枉过正，那么，一旦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横行，一声实践检验，就可以任意否定由社会实践检验了的相对真理，就可以按照需求曲解马列经典，就可以温水煮青蛙，实现社会主体的渐变转换，昔日的工农兵，渐变成了官与商，例如在各级人大政协，在舆论界。它们的结果，自然以主客观分离而告终。这些现象在十八大以来有了扭转，但矛盾依然尖锐存在。
以少数人的实践，取代多数人的社会实践，自然只能实现少数人的主客观统一。对于多数人来说，往往只有实践形式包装的空话、假话。多年来医改越改越贵，教改越改穷人离优质资源越远；房改越改房奴越多，80、90后越来越发现生而贫穷。百姓憎恶一些官员败坏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传统，俗话是“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其形式主义的低级红高级黑，成了十八大以来整治的重点。
在金字塔状的社会，中下层是主体与基础。家庭承包代表的小农经济普遍化，以及90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抓大放小”后，私有资本的力量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从来也没有如今天这样强大过。在经济论坛上，有人调侃道，最高领导人“只好”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利用民营经济是“无奈”的，消灭民营经济理想是“伟大的”，要求理论创新，也就是意识形态要适应经济基础，显尽了作为阶级阶层代言人言语背后的狂傲和轻佻，违背了私营企业家创业发展阶段的谨守和本分。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演化，真可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一切，皆归因于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对股份制只讲一面性，不谈两重性，理论界除少数人坚持正义以外，多数人或故意回避或静默无声，无视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的资本主义性质，迎合领导个人的实践认识，冠以“民营”，加以美化。当下，还要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淡化所有制，试图保持压缩公有制的节奏和趋势，这类思潮和舆论，是和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警惕。
马克思主义是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标准怎么会错呢？
人们终于猛然想起：实践检验的主体是社会，是群众，是人民。这已经是四十年以后了，人们相信，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注：
关于本文涉及实践标准的观点，可参见：《实事求是的方法：英雄史观还是群众路线？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关于本文涉及实用主义的观点，可参见：《实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思想方法的一个倾向、后果及究因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四十周年》
（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自“
紫虬视野”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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