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说开去——执政党高层的责任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说开去——系列谈

 

　　【编者按】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前苏联自赫鲁晓夫上台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38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葬送苏共的。在这个过程中，苏共的领导层为什么会制定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普通群众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并且长期受蒙蔽，无法进行决定性的抗争；青年人为什么最容易被“和平演变”，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错误路线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闹革命的最好形式，并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存在的最好载体，等等。本系列文章共分四篇连载，此为引言和第一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多次强调总结苏共亡党亡国教训，亲自向全党推荐观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一再为全党敲响了警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已经24年了。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垮台是74年，苏共则存在了88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于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要以为苏联解体了，马克思主义就失败了，哪有那回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就清楚地指明，苏联解体、苏共衰亡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一论断应该成为我们总结苏联解体教训的根本指导思想。革命成功在人，革命失败也在人。“人存政兴，人亡政息”。我们应以人为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苏共最高领导人与苏联解体的责任,人的变化与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调动人的积极性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总结，以便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成为第二个苏联。

 

　　执政党高层应负的责任

　　——苏联解体反思之一

 

　　苏联死于自杀而不是他杀，并且是慢性自杀，这是世界公认的结论。因此，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从执政党内部人为的因素中去分清责任，首先要从党的最高层找出直接动因。最高层管的是方向、路线，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政策策略的制定权。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事关党的生命，是最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再正确搞好一个国家难，但如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或当了叛徒搞垮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容易，因为前者遭到敌人强烈反对、后者是里应外合。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迎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但是，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这个革命的火车头渐渐地刹车、拐弯，到了戈尔巴乔夫就翻车了。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起于赫，止于戈是附和历史事实的。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寒始于立冬，而不应归于盛夏。说苏联解体起因于列宁，说斯大林应对苏联解体负责，是崽卖爷田爷负责的唯心史观。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想搞垮苏联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以及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一个相当的多数都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他们生前当政时讲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甚至死后还都戴着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战士的桂冠。应当承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苏共自赫鲁晓夫开始走上了一条垮台之路,要是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为自己走赫鲁晓夫的路而后悔莫及。他们在位时,也许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许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为掩盖自己的错误找依据，而他们自己并不承认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了背离马列主义的事，始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这正是苏共的悲剧所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条错误路线在利益驱动下形成、执行的过程中逐步地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法权—特权—利益集团，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有百万、千万的财产，这些“只管生前荣华富贵,那管死后浊浪滔天”的人成了气候,回到正确路线上就难了。因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能是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而这条错误路线是用厚厚的正确外衣加以包装，在对正确路线的慢慢修正中推行的，再加上一些与错误路线抗争的人又不得不用错误路线进行掩饰。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搞机会主义人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错误路线形成高压态势时，坚持真理的人就不得不“打着白旗反白旗”。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东西很容易形成潮流，而“反潮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的重要原因。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就像一些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在苏联垮台以后,觉悟了、警醒了,开始揭露抨击戈尔巴乔夫一样，善良的人们是在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才看清了历史真面目，等待着下一次革命的到来。历史不能假设，客观规律只能遵循利用,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规律,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苏东垮台正是规律的惩罚。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血的教训使人猛省,晚矣？否！撞了南墙即回头也是英雄好汉！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已垮台的国家来讲，可以找到峰回路转的革命之路,无疑是一大笔财富；对于还苦苦支撑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可以驱散“周期率”的阴霾,看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使社会主义保持生机和活力,在曲折的道路中,争取光明的前途。

 

　　当然要走出“周期率”也很难,不难就不叫“周期率”。对于执政者来说,真正兴旺发达是艰辛的攀登，是痛苦的求索；而在虚假的繁荣之中走向衰败则可以舒舒服服,实温水煮蛙、是安乐死。不畏艰苦勇往直前者是英雄好汉，害怕艰难困苦以退求乐者是懦夫软蛋。“由俭变奢容易，由奢变俭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政党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军队注定是要被消灭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人注定是要被淘汰的。最高层的骄奢淫逸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艰苦奋斗，革命兴；安逸享乐，革命亡。道理好说，做到甚难。君不见，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哪一个不是看好了既保护了既得私利，又可以自由享乐这一条。在他们看来一天不搞资本主义一天就没有安全感。到了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层领导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赞成搞资本主义，这正是苏联20万党员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2000万党员时丢掉政权的最根本原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来的快,垮的也快；美国的资本主义咋就活得滋润？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一腐就朽，原因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观察社会、反思历史、直面人生，答案又是那么简单明了：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需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指引。如何认识人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的自私性与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根源，同时又指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公有制的同时实行“两个决裂”，私欲会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得到最大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产阶级则认为人自私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利用人的自私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是天然合理的，只要法治打击了因邪恶犯罪，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存在，社会主义只能垮台。这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认识路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是有阶级并逐步走向阶级消亡的社会。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是一身二任，没有人去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有人有世界，没人没世界，世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人间的奇迹。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去侈谈社会的发展，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是庸俗唯物主义；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去观察社会和人，不承认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谓特殊就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更应是这样。如果，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共产党人的特殊性，用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降低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那么，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腐蚀，越容易变质。高中级干部变质了，他们周围的人，就会迅速出现一批官僚、一批富豪。防止和平演变最担心的共产党内部出问题、特别是中央出问题，正是基于出主意（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用人两个方面。

 

　　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两大阶级对抗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作，要保持和发扬这一成功，使领导干部和领导集团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革命劲头，就必须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时刻牢记阶级、阶级斗争仅仅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必要条件；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讲阶级斗争能凝聚群众，分清大是大非，清除党自身的垃圾，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防止堕落为特权阶层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使敌人越来越少；不讲阶级斗争，混淆了敌我、是非界限，不知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欺骗了自己，麻痹了群众、离散了群众，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会百倍灵验，敌人钻进了共产党的心脏，当权者在攫取私利中加速自腐，敌人会越来越多，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搞阶级斗争，解放的是绝大多数人，剥夺的是极少数人，教育改造着所有的人；讲阶级斗争使人成为“社会人”，提高的是共产主义觉悟，人们在欢乐向上的氛围中凝聚起来、同甘共苦奔向未来；不讲阶级斗争使人成为“个体人”，革命时焕发出的干劲和热情迅速消退，人们在争夺金钱利益中成为散沙、只顾个人一时享受。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夺的是绝大多数人，解放的是极少数人。闹革命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产生分化，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清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反动性，毅然与私有观念决裂，“大义灭亲”，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上革命道路，推动了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放弃了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产生了分化，许多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回到了剥削有功、压迫有理的老路上，私有观念成了新货色。资本在原始积累中一方面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失去人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人性论自私自利又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好帮手。“过去地主资本家捞，现在轮到我了”，重利忘义，只顾个人和眼前利益，纷纷背叛自己的阶级，成了革命的叛徒，共产党就失败了。

 

　　官僚政治——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加速官僚化，当党内“管他什么主义，只要过好日子就行”的思想占了多数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成效就显现出来了。正如《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作者小杰克所说，共产党只要抛弃了阶级斗争，搞什么主义已无关紧要了。可见，共产党夺取政权靠阶级斗争，共产党丢失政权是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纲，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根本战略，实际上搞的是阶级斗争。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取消了阶级斗争就等于向资本主义缴械投降。苏联垮台是苏共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制定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结果。讲马克思主义，不讲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空壳；搞社会主义，不要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成了空壳。共产党在两个空壳中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资产阶级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这两个外壳又是极端仇视的，要千方百计地顶破它。当外壳顶破之时，就是剧变和彻底复辟资本主义之日。

 

　　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创新就走到了邪路上；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消解了公有制，社会主义就走到了绝路上。赫鲁晓夫以后的苏共领导人都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明客观上，国际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甚至是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党的最高层却不去正视它、面对它，采取的是鸵鸟的伎俩，说什么“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就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也是最大的离经叛道。把头埋在沙堆里，对明摆着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剩下的只能是阶级敌人如雨后春笋、明火执仗地进攻态势，人民群众则处于软弱可欺、任豺狼虎豹宰割的地步。领导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官职升一级、私欲长一寸，少数人口喊代表多数人，实则从搞特殊到搞特权，制定以权谋私的路线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瓜分革命成果，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去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方向、出政策，成了贫富悬殊的杠杆，领导集团就蜕化变质了。

 

　　方向路线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政策策略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个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主要领导人理论上一旦陷入庸俗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实践上就会沿着唯生产力论和恶动力调动积极性走下去，革命就会走向反面。实事求是成了事实求非。冷了忧国忧民的、否了为国为民的、好了祸国殃民的。领导集团的变质使堡垒不攻自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思想路线上犯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政治路线上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外屈服投降于帝国主义，对内取宠依附于新生资产阶级。治国没有“纲”，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导致了改革改向，开放投降，最终人腐政亡。

 

　　上层路线斗争是党内外矛盾的反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新一代的斗争是老一代斗争的继续，在路线问题上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形左实左——基本正确、赫鲁晓夫时期的形“左”实右——走向错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形右实右——跌入深渊的三部曲后，曲终人散也就不可挽回了。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革命处于高潮时，容易犯“左”的错误；革命处于低潮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反右时必须防“左”，反“左”时必须防右。反右、反“左”都必须注意严格防止把党的左派打成“左”右倾机会主义者。

 

　　闹革命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可以葬送革命，夺取政权后则有很大的不同。执政的共产党，犯了“左”的错误，比较容易纠正，因不是方向性的，其根源在于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更革命，一般不会动摇信念，自腐灭亡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犯了右的错误，搞修正主义，很难纠正，其根源在于为了使一己私利最大化搞投降主义，会心甘情愿地走向亡党亡国。这是因为当权者想使国家在“安乐死”中自己获得新生。

 

　　犯“左”的错误时，是左派中找右派，清官中找贪官；犯右的错误时，是右派中找左派，贪官中找清官。无数事实说明，做现实主义者容易，做理想主义者难，做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更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是一路披荆斩棘、爬大坡，是千难万险、千辛万苦；退回资本主义去，是坐滑梯——欢欢喜喜一滑到底。一屁股坐下去即可现得利、有甜头，多来劲；漫漫路上求索攀登、吃苦头，多没劲。因此，“左”是一时的主要危险，右是一贯的、最终的主要危险。

 

　　革命刚成功，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共产党生机勃勃，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随着右转再右转、腐败再腐败，就走向说得到做不到；一旦到了右的不能再右，就走向说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恶”，领导干部成了两面人，工作是强弩之末，利益是最后一把，明明搞资本主义，却说搞社会主义，大贪在朝、中贪在市、小贪在野，无官不贪，执政党也就病入膏肓了。即便经济上去了，经济这个中心被拖到哪里，只有“鬼”知道。这就是苏联人均100卢布时建国，1000卢布时打败法西斯，3000美元时灭国的教训。

 

　　所以，毛泽东讲：怕就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邓小平告诫：中国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腐败了，成了贪污贿赂横行的世界，经济不可能搞成功，就是搞成功了也没有意义，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习近平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要防止“破窗效应”。习的心和毛邓是相通的。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