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业交给农民还是交给资本，是依靠农民还是依靠资本发展生产，解决三农问题，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一个严重的检验。
从小岗村分田单干发端的小农经济尽管披着皇帝的新衣混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然而随着三农问题的加剧，早已原形毕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提出了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强烈的要求，这就让中国的三农道路再次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鉴于中国有九亿农民的国情和小农经济发挥的改革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小农经济学派提出小农经济还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呼吁政府不应扶持大农，而应重点扶持小农，尤其是要加强政府统筹功能，改善小农生产条件，为小农发展提供保障。用小农经济学派的话说，中国三农政策的中心只能是农民问题，而不应当是单纯的农业问题。如果把农业完全交给以资本为代表的大农，则余下来的亿万农民不可能为社会消化，他们找不到出路，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然而，小农经济学派的急切呼吁，似乎并未引起主流的反应，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仍旧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进。与小农经济学派观点相反，按照主流的意见，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前不久国务院总理就强调要让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并提出“适度规模经营后，一项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打掉了田埂，多出了许多耕地”，“集中连片的大面积耕地，也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如果单纯从发展农业生产力来看，与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相比，规模经营的优势无疑是明显的，可是正如小农经济学派指出的，如果鼓励以资本为代表的大农代替小农的生产，那么亿万小农将何处去?
也许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小农经济学派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他们会说这些农民完全可以由市场自由配置嘛，一方面可以进到城市贫民窟，充当世界工厂的廉价打工仔，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实在不行，也可以呆在农村，给农场主打工，不至于饿死有行了。其实这不是笔者的杜撰，记得在新莫干山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就是这么讲的。笔者认为，这确实也不啻为一种方法，但关键要看中国农民的忍耐程度，须知刚刚过去那个世纪，充当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正是的农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旧社会，创建了新中国。
从表面看，小农经济学派与主流意见各有长短，侧重点各不相同。按照小农经济观点，农民进城失败，可以回到农村，给农民留了一条退路，而且农民的不亩三分地也可作为最后生存的保障，不至于落得进入城市贫民窟的困境，但是这样一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就更漫长了，加之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面临对农产品的全面开放，必然要求提升中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力，可是显然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水平上，根本不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对手，这反过来也必然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即便国家有心保护小农经济，也是力不从心，小农经济也难有立身之地，最后，小农经济学派得以立足的解决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一道，成为了泡影。
鉴于中国已经深度契入全球化的事实，迫使中国农业必然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正是近年来中国不得不加快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规模经营唯有依靠以资本为代表的大农。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如果也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农业的老路，即使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农业资本也很难竞争过现存国际资本大鳄，中国的农业市场也难逃沦陷的命运，到时候很可能中国农业现代化没有发展起来，退出农业的亿万农民的生存问题也激化起来，农业和农民问题双重暴发，让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上述虽然两种道路的选择看似虽然不同，但结果却很可能是殊途同归，使中国三农问题陷入绝境。可见，把农业交给分散单干的小农行不通，交给资本同样行不通，怎么办?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规模经营道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把农业真正的交到农民手上，依靠农民集体的力量，现实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共同富裕。其实现实早就为中国指出了这样一条金光大道。前不久看到一则《南街村：全员忙“三夏”》的信息，介绍南街村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夏收农忙的场景，作为全国闻名的亿元村，照理说工商业那么业发达了，也不指望地里那点收成，搞不搞农业无所谓，可是正当全国那么多分田单干的村庄普遍撂荒的时候，南街村的农业生产却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景象，机器在田地里奔驰，农民们分享着丰收的喜悦，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的田野啊!这难道不就是多少年来亿万农民梦寐以求“中国梦”吗?可见，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集体经济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
说一千、道一万，发展农业还是要靠组织起来的亿万农民群众，这个道理是如此地浅显，人们不难接受，尤其是经过三十多年小农经济的弯路，可谓教训深刻。但是受制于中国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民并没有实际的选择权，这就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试金石，把农业交给农民还是交给资本，是依靠农民还是依靠资本发展生产，解决三农问题，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一个严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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