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邪教问题，在国际学术语境可以称为“破坏性膜拜团体”问题。“膜拜团体”（Cult）一词产生于西方，并含有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内涵。20世纪6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新生宗教运动大量涌现。基于在新生宗教运动中，小型宗教团体激增，狂热膜拜比较普遍等特点，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欧美社会人士使用Cult一词，研究此类现象，中文译为膜拜团体。
为积极争取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中话语权，2007年12月6日-8日，中央有关部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出面搭台，在深圳举办“膜拜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期间，12月7日，我应邀参加录制凤凰卫视专栏节目《震海听风录》。在访谈结束时，邱震海向我提出一个前瞻性的问题：“习教授，您怎样评估今后膜拜团体发展的趋势？”我回答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文化的日益多样化，膜拜团体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当时，我特别强调指出：“破坏性膜拜团体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还有许多盲区和薄弱环节，整个社会的风险系数较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更加关注膜拜团体的破坏因素。”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
2009年1月9日—11日。同样背景的国际论坛再次在深圳举办。主办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这次国际论坛的主题定为：“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危害和社会治理”。这表明这个命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从国际范围考察，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日益复杂化。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世俗化的发展。2009年6月，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保罗.理查德说：“1996年至2006年间，圣公会的定期礼拜者减少了一成多，即从100多万减至88万人。”他认为“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人越来越少，在教堂举办婚礼和洗礼的数量也在下降，多文化主义则在抬头，这意味着：‘基督教在英国已死亡’”。
与此同时，各国各不相同的国情，又出现种种逆流。如：新基要主义的兴起和意识形态化，极端宗教势力的政治化和恐怖主义，新兴宗教的多样化和极端化等等，都值得重视和研究。与我们社会稳定的工作相关的是：应当关注新兴膜拜团体中的破坏性因素。
目前，世界上的新兴膜拜团体仍层出不穷。以重视观察新兴膜拜教派发展变化的法国为例。2009年5月19日，法国警惕和打击膜拜教派（secte-cult，中文媒体译为邪教）部际委员会调查团公布年度报告。该调查团团长乔治.弗内什对法新社记者说，法国现在有五六百个膜拜教派组织，而15年前则不足200个。这份18日提交给法国总理的报告指出，这些教派“某些活动和心理疗法、一些荒诞的和不均衡的培训具有精神控制风险”。这些正是膜拜教派活动的特点。报告“要求清查这类活动和组织，以便更充分地将情况通报给公众。”
据调查团团长乔治.弗内什说，2008年标志着“政府对膜拜教派的态度有了真正转变”。政府各部门开始重视落实各种建议，“人们的确开始行动了”。例如：劳工部严查一些组织的种种“隐匿不报的工作”。它们让信徒工作，却不付报酬。该部门还将着手改革职业培训，严格批准手续。国民教育部将关注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膜拜教派组织。许多膜拜教派组织以“家庭教育”为由，诱使孩子脱离正常的国民教育体系。国民教育部将出台措施加以限制此类行为。
根据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新兴膜拜教派在法国的迅速发展，实在令人吃惊。1995年12月，法国“国民议会调查膜拜教派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公布了法国综合情报局制定的识别膜拜教派（secte-cult）的14条标准。那次调查统计，法国共有膜拜教派172个，其中具有危险性的团体约有40多个。15年之后，法国的新兴膜拜教派由172个迅速增加到500至600个，增加了三至五倍之多。
与国际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当代中国邪教问题，即破坏性膜拜团体问题，在学术界是个边缘性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如；问题敏感性强，资讯缺乏，学术空间有限等等，很少有学者愿意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仍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因素。
2008年11月，我和郑永华博士到湖南省张家界调研基督教现状。在慈利县福音堂调研时，那里的教职人员告诉我们说，慈利地区有许多异端教派（邪教）在进行活动，经常到福音堂里拉拢信徒的就有“三班仆人”、“门徒会”、“东方闪电”、“主神教”等等。这些邪教组织“打着基督教的旗帜，讲《圣经》断章取义，为了谋取个人私利。”它们经常到“教会里拉羊，防不胜防，很隐秘。”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江西省武宁县目前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有三种：“被立王”、“旷野窄门”、“实际神”。其中“实际神”，又名“全能神”。其头目赵维山在美国取得政治避难，声称要推翻大红龙（即共产党）政权。该组织于2006年传入武宁县，遭到查处。
在湖南常德地区，基督教真光堂的教牧人员说：教会周边的异端邪说，天罗地网的。“教会里，法轮功、东方闪电、门徒会什么都有。”此地的门徒会以“三赎”名义活动。所谓“三赎”顾名思义，指三次救赎。第一次救赎是挪亚方舟；第二次救赎是耶稣降生；第三次救赎是末日来临时拯救人类的“三赎基督”，即该组织的创始人陕西省耀县农民的季三保。季三保原为基督教教徒，1982年曾参加“呼喊派”。1989年农历正月十五，他在家中召开会议，自称“耶和华与我直接对话，已定我为先知，是神的替身。”他拣选“十二门徒”自创“门徒会”。“三赎”规定，信徒每天吃饭至多不得超过二两粮，因此该派也被称为“二两粮”。吃得越少说明他的灵性越高，超过二两就表明尚未真心悔改。该派不许信徒去教堂，反对用水施洗，主张信徒“从火里过”。调查者发现，真光堂里有相当数量的信徒都曾参与过“三赎”的活动。
有一位学者分析指出，这些异端邪教强调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见异象、赶鬼医病等活动方式，不仅容易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相混杂，更迎合了中国民众带有功利性色彩的信仰动机。他们注重以神迹、灵异排除苦难，医治疾病。谁家有人生病、住院，谁家出了事故，他们就会闻讯而至，不厌其烦，问寒问暖，列举大量祷告治病、消灾免难的案例，目的则是劝人入会。而一些缺乏分辨能力的普通信徒看来，只要他们能解决实际问题，就不妨参与。
2009年8月，我们到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调研基督教现状。据延边州基督教两会的副秘书长告诉我们：“延边地区从韩国传来的基督教异端很多，可以说凡是韩国有的（异端），这儿都有。主要有（1）救援派或称救赎派；（2）安善红创立的上帝教，政府已定为邪教取缔，在韩国和延边都有相当的影响；（3）李载录创立的中央圣洁万灵教会；（4）李万熙的新天新地会。这些基督教的异端活动比较隐秘，受网上指挥和控制，利用境外卫星定向接受设备，收取境外的总部的活动指示。行动诡秘，经常转移聚会地点，保守估计有5000—7000人左右。”
2009年5月的延边州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宗教工作调研。该调研报告指出，新天新地会、上帝教、万民中央教会等韩国基督教异端组织“有的明显带有异端邪教性质，有的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意图明显。”“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思想极端，行为偏激，仇视社会，厌恶现实，给我州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上述情况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不是专项调研的考察，是我们学者在调研当代基督教时，一个侧面的观察。当代中国的膜拜团体实际现状如何？它的性质、原因、作用如何？其中破坏性因素的特点是什么？怎样防范其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建议有关部门开展持续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并不断调整相应的政策；同时重视开展学术研究，在国际舞台上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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