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从历史中找到初心

近年来，我在从事医疗改革、产业发展、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时发现，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观点纷争，最终都离不开对这样几个根本问题的回答：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是什么？人们凭什么相信这条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发展模式不同的“中国模式”？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及其相互关系？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发展历史的研究。

 

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了，这段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这个时期的主题是“建国、创业”。二战后，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赢得了在发展中国家中特有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民族独立，启动了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开辟了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团结、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迷失走向自信、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30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题是“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兴起的时代。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实践，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吸收和引进国际资本和先进的经验技术，又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获得了成功。

 

这两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都存在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解决的问题。目前，对如何正确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如何看中国的优势和不足等关键问题，还缺乏共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并且影响很大，但实践证明，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引导中国取得成功。而且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妄自菲薄的虚无主义情绪，这不仅影响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也可能导致在具体工作中做出错误的抉择。中国要继续向前走，就必须对历史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用科学的理论阐释中国道路的实质，真正树立中国人的自信心，应对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时代是西方现代化道路遭遇重大危机、人类面临新的挑战的时代，国际社会积极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社会主义、认同中国道路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新时代，既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改革开放的简单延续，而是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历史，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学习研究党史国史这门“必修课”。这正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的新方位做出的战略性部署。正像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都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一样，当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要为中国的下一个30年——即现在到21世纪中叶——选择主题词的话，我愿意将其概括为“超越和复兴”。其具体含义就是：超越新中国的前两个30年，超越西方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对前两个30年的超越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要么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道路，要么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道路，要么对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均予以否定。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这是针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拨乱反正，为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排除“左”和右的两种干扰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因而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的成功就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成功，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则是走了弯路、一无是处，无视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和历史任务。我国一直在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实行了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时期的农业基本建设、重工业、医疗、基础教育等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各行各业构建了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是国家发展的脊梁。经过深化改革，21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核心力量。中国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航天、通信、高铁等产业已走向世界，土地集体所有制、经济决策的民主集中制等制度，也都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这些成就不符合“自由化、私有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以一些人无视甚至极力否定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就，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全盘归结为市场经济的胜利，比如，对于包产到户之后的农业大丰收，他们不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认为“把地一分就吃饱了”，极力主张废除集体所有制、搞土地私有化等主张。这些现象都体现出中国要把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要正确把握改革不是改旗易帜，不能丢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都有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西方开始反思，自由市场主义失去了往日的金字招牌，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用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恢复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制度自信心。2011年，我在北京大学授课时，一位学生在阅读有关历史文献之后说：“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绝对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功劳。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我们的前辈充满革命激情，勒紧裤腰带，多生产，少享受，无怨无悔。那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全国几亿的人口啊！这是多大的力量！想想都觉得心潮澎湃。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这是历史的无情，更是历史的有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不是向毛泽东时代简单的“回归”，也不是邓小平时代简单的“延续”，而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汇前两个30年、超越前两个30年，把前两个时代的优势都保留下来，并且继续新的创造，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书的前五章，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展开，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论述了新中国是如何选择并形成了这样的发展道路，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道路做出客观的评价。

 

对西方道路的超越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资本私有制、自由经济和多党制选举民主为主要特征。这条道路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它实现了少数国家(约10亿人)的兴旺发达，却没有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少数西方国家的发达是以大多数国家被剥夺、丧失发展能力为代价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可能走这条路。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但并没有找到实现公平、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道路，民族矛盾、两极分化、道德失范、健康危机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世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开始积极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道路对西方道路形成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却不乏对中国道路的虚无主义认识。要真正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牢固树立“四个自信”，首先是要客观分析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区别。目前，海内外有不少对中国道路的总结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一些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认为中国道路仅仅是对西方道路的模仿和修补。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而强大的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维护了社会稳定。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改革的目标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只不过改革的过程比较平稳，所以成功了；而其他一些国家(如苏联)，改革太急，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观点实质上仍然认为中国道路无非是对西方道路的“局部修正”，仍然是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道路。

 

之所以对中国道路存在种种误读，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道路是新事物，新事物为人们所认识、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并没有充分体现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从而不具备在一切国家实践的意义。对此，本书作者努力在以下两方面做出突破：

 

首先，研究中国道路，要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基本的方法，但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历史研究方法，用抽象的数理模型取代了鲜活的历史，忽视了各国经济运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

 

我们努力克服这种偏颇，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解释中国为什么一步步选择了今天这样的道路。中国道路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两个领导人主观设计出来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走到今天，有其内在的逻辑。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寻求独立富强的道路，但是并没有开启现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只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才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中的苏联模式”、“所有制崇拜”或者照搬外国模式，而是有其自身的经济理性，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也只有说明白这个问题，才能理解中国道路的来源和根基。

 

其次，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要把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国际战略结合起来。世界上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大多数还仅仅局限在就经济谈经济，这和目前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偏差有关。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数理模型等具体工具上进步很大，但是把经济行为过度抽象，忽视了经济行为背后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因素，自然难以注意到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书第六章，就是在考察新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模式的五个核心特征。这五个特征，是同时贯穿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共同特征。通过总结这些特征，认清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这些优势。第七章进一步阐释“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指出今天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坚持而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是超越的30年，也是复兴的30年。

 

这个复兴，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研究历史是为了启迪现实。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第二个30年，解决了“富起来”的问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历史上，也曾经有不少国家，成功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并没有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也曾经有一些一度成为“明日之星”的国家，就是因为发展道路出现偏差，而功亏一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任何一个民族的兴盛和繁荣都需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新中国能够成功走到今天，得益于在一切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重大问题上没有犯颠覆性错误。

 

近年来，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实质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习惯做法、习惯思维，已经不能够再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各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仍有相当多的人士认为，过去30年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学了西方，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条”，遵循了“华盛顿共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思想根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了今天中国缺乏文化自信，是思想和文化主体性失落的表现。如果不能及时纠正，中国的发展道路还有可能出现曲折。如果中国不能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而是像一些其他国家那样，被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所迷惑，再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可见，虽然中国道路已经初步成型，但是还没有形成高度的共识。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需要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要站在思想理论的制高点上，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复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缺乏理论思想的指导，是不可能发展好的，也是难以应对前面的风险挑战的。而要应对这种挑战，就要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智慧和力量。

 

本书第八、九章，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表现。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新形势下这种危机在中国的反映。要走出危机，根本的办法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只有更加坚定地走中国道路，才能振兴中国经济。

 

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这个复兴，还将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古老而崇高的理想。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以来，社会主义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峥嵘历史。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巩固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而不是出于经济因素，搞经济还是要靠资本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认为，历史已经永远宣告了社会主义的失败，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只是马克思同人们开的一个玩笑，历史已经终结于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

 

然而，“历史终结”的乐观声音还没有消散，世界和中国就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一次思考：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因素到底是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互不相干、互相矛盾还是具有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在不少场合，存在着思想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脱节。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只是嘴上说说的口号，实际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还是“该干嘛干嘛”，这就导致了在许多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但历史告诉我们，在重大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就不可能凝聚起统一的目标和意志，就不能坚持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条件。从国际上看，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很多国家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对资本过度发挥作用进行抑制和改良。然而，目前还看不到有实际的进展。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来看，中国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依附大国的边缘化地位。正是靠着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等国家才完成了社会革命、达成了人民的团结，从而实现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跳出了贫困陷阱，并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初步具备了同资本主义大国对话和博弈的能力。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只有靠增加各国政策和全球政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够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统一的，只有更加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道路上最有力的引领力量。

（作者：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共和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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