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努力提高政治能力

张全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努力提高政治能力

2020-01-14

【本文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2019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后继有人、长治久安，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对党忠诚的卫士，对党的事业有担当的勇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性质和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这是对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和根本。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行动，没有自觉的行动就会流于形式，因此首先要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上下功夫。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建党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外有“三座大山”压迫，内有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党从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起就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是凭借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都打不倒、压不垮、冲不散、砸不烂，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50多名发展到如今9000多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成为“赖以拄其间”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广大党员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纯洁党风的“净化器”。每一名党员既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接受纪律的刚性约束，这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也是每一名党员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严格党的纪律，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党从三湾改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训令重新颁布。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针对某些人提出的纪律应当“松绑”的论调，鲜明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健康，领导就会坚强有力，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削弱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建党初期，陈独秀担任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他对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独断专行，不能团结同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杀害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党员从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逐步创立了中央苏区，有21个县，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博古等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红军被迫转移。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湘江之战后减至3万多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及时纠正了各种思想错误，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强调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且两次制定关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特别是2016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12个方面作出160多条规定，是对党章有关规定和要求的系统化、具体化，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具体举措，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基本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都应自觉对照有关规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的不足。焦裕禄同志每晚都要“过电影”，想一想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还应该做，特别提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每名党员都要自觉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扫除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政治免疫力。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党的事业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落后面貌。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他们在搞垮苏联后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奥巴马曾说过，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一种灾难，更不要说亚非拉等贫穷国家。苏联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执政70多年后党亡政息，并牵连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丧失政权，其中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外因不可忽视，内因起决定作用，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比，政治原因是决定因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党的自身出了问题就会丧失政权，宏伟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还会有失败的危险。有风险、有问题并不可怕，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意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爱党、为党、忧党，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斗争本领，成为政治上可靠的忠诚卫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但近些年来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令人吃惊、忧虑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商品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向党内渗透，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遏制私欲，在各种诱惑面前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受住考验，过好“五关”，就是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人情关（亲朋故旧）。事实证明，有的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落得身败名裂，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地方发生了“塌方式腐败”“群体性贿选”，其危害更为严重，带坏了一方风气，恶化了一方政治生态，耽误了一方发展，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严格，一些人不至于越陷越深，小错铸成重罪。有的人存在侥幸心理，其实“侥幸”就是“铰链”。有些犯了罪的人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定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惜，悔之晚矣，人生没有“如果”，没有“重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才德论”中对“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有着精彩的论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他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特别提出要严防用“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朱子家训》中说：“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共产党人最讲德，选任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党员干部最大的德就是党性，党性强才能保持政治定力、头脑清醒。如郑板桥诗中所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党性修养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中不断提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要严守政治纪律，恪守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什么？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入党誓词虽有过多次修改，但“永不叛党”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党内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党员，他们铁骨铮铮，“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大钊被押赴刑场时，一路高唱“国际歌”，面对绞刑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还有革命时期的蔡和森、瞿秋白、杨闇公、夏明翰、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等；和平建设时期像雷锋、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焦裕禄、谷文昌、麦贤得等等，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一个干部的立场和方向，也决定一个干部的言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明确要求，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之上，年轻干部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就必须加强理论修养。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一重要思想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科学指南。要在深入学习好“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核心内容基础上，联系党的发展历史，联系世界主要政党的状况，在对比中感悟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达到的新高度，把握好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真正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抗战时期，毛主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现在的党员干部都受过系统的教育，很多人有很高的学历，但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年轻干部看，在理论功底上有很大差距，有的根本没有读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著作，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很不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不是过时了，不管用了？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并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源头上更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只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前些年，有人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武装斗争思想，改走议会道路，并且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完全是歪曲篡改原著、别有用心。如果不学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不就上当受骗了吗？有人大肆鼓吹“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予以剖析批驳。谣言惑众也可以亡党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代的教训也应借鉴。

对于如何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的体会是可以从少到多、由粗而精。我曾经归纳为“三言两语一句话”。“三言”就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语”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当然，这只是一个简要概括，我们可以从中选择若干书目。例如，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包括7篇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老三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论人民民主专政》、“五评白皮书”等。不久前，中宣部发了学习书目，党员干部都应当认真学习。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与学习党史国史结合起来，与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党史和新中国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我们党在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付出的牺牲、创造的奇迹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蕴含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也有许多挫折和教训，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以及做好当前的工作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要与正在进行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状况紧密结合起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理论需要下苦工夫、笨功夫，持之以恒，“业精于勤荒于嬉”，要珍惜时间，抓得很紧，要有“钉钉子”精神，一是“挤”，二是“钻”。学习贵在有恒，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每年要有学习计划，长流水、不断线，不能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几年必有所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决定》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对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应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决定》的科学内涵、战略部署、实践要求，紧密结合单位职能和岗位职责，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在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学习传统和学习精神。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伟大领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酷爱学习。他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一日不吃，觉可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在延安时他就讲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如果还能活10年，就学9年零359天。在长征途中、转战陕北时期，那么艰难困苦，他仍带着一些书籍学习，特别是马列著作。在他去世前的7个小时中，稍一清醒就看书、看文件，或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主席去世后，清理他的床头书籍，就有6本《共产党宣言》，大字本、小字本、英文版各2本。他是对照看的，而且都是圈圈点点。他学习的最大特点是读得认真而不教条，善于独立思考，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还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应用中学习，在学习中应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看到的毛主席的文章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周总理从青少年时代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他在求学时要求自己，“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他在所写的《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文章中指出，“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1935年8月，红军在四川毛尔盖、卓克基一带休整，周恩来突然病倒，体温高达39.5度，直到第三天才稍好一些，就马上要来文件、书报看。他曾给“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周总理还把毛主席作为学习的榜样，专门写了《学习毛泽东》，号召向毛主席学习。他提出，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时，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陕北7年，无论条件多艰苦，劳动多繁重，他始终坚持学习，经常挑灯夜读到凌晨，还注重向老乡学习，向实践学习。一些同期的知青深有感触地说，知青岁月是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锻炼了他坚韧不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我曾到梁家河走访，那里的群众对他高度赞扬，有口皆碑。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初心使命的坚定践行，是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深厚的理论基础的。最近，我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我觉得，论述深刻生动，针对性很强，可以说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高扬的共产主义旗帜，是新的里程碑。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要突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第一属性。领导干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在于加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锤炼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才不断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知行合一。要深刻认识“两个维护”的政治内涵，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心，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要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执行中，把贯彻中央精神和立足本地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相一致，坚决反对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保证。年轻干部要健康成长，首要的任务是深刻认识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2015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已大为改观，但“七个有之”依然没有根绝，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必须时刻警醒、引以为戒，以“七个有之”为戒律，逐条对照，坚决杜绝；以“五个必须”为标尺，逐一对标，坚决落实，真正做到不碰红线、守住底线。

年轻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持健康的同志关系，绝不允许搞“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说起，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认为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从党史上看，张国焘、王明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像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这些人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每个党员干部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有亲戚、同学、战友、同乡等社会关系，但在交往中一定要谨守底线，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切莫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投资，进行“围猎”的对象。要多结一些“穷亲戚”，多接地气，了解百姓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要多交诤友、益友，如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在见贤思齐中提高自己，在鞭策中砥砺自己，把人生之路走得更扎实、更稳健。

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私利可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是高度统一的，对人民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领导机关负责，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近些年有的干部忘记或颠倒了这一关系。某市有一位副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居然质疑记者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句话暴露出一些党员干部把党的利益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更有甚者，一些干部为了个人的升迁，千方百计讨好上级，弄虚作假，甚至大搞行贿受贿；而对人民群众却是“横眉冷对”，视为“刁民”“麻烦的制造者”，千方百计防着、躲着、堵着，势同水火。由于某些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投机钻营者得利、老实人吃亏，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恶化了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宁可得罪千百人，也不能愧对13亿人民”的无畏精神、为民情怀，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政治生态有了很大好转。但对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一点也不能低估，需要坚持不懈地“拍蝇”“打虎”，净化政治生态，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中央党校树立着两位县委书记的铜像，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焦裕禄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知。另一位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他14年如一日，带领干部群众种植“木麻黄”改造生态，把荒岛变成绿洲，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沙进人退、四处逃荒的境遇。“见到木麻黄，想起谷文昌。”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把国民党抓壮丁涉及的家属由“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解脱了十万人的政治包袱。“一项德政，十万民心”，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他去世后，每逢清明时节，当地百姓都要“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河南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在农村一干就是60年，多次放弃提拔的机会，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地百姓不顾他的阻拦，在太行山上刻下了“太行公仆吴金印”几个大字，把唐庄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吴公山”。这些事迹多么令人敬佩！党员干部不要追求做大官，要做大事，只要一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会世世代代感激，这是多么大的功绩！

坚持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全党需要遵守的政治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毛主席早在战争年代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先后写过《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此后又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缺乏民主一方，有的领导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老虎屁股摸不得”，班子成员有话不敢讲，不充分发扬民主，难免有一天会“霸王别姬”。有的集中方面执行不好，各行其是，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把手”要当好“班长”，“班长”是加了引号的，只是一个比喻。“班长”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又要摆正位置，不要专断，要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协调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尤其要善于听取少数人的意见，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些重要的情况、线索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班子成员要自觉维护“班长”的领导，尊重“班长”的意见，服从“班长”的指挥。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反对自由主义，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各种矛盾，讲真理不讲面子，对于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敢于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并教育大家引以为戒，使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一种严肃认真、是非分明、积极向上的空气。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统一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通过健康的思想斗争，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我们今天搞好党内政治生活树立了榜样。大量事实表明，对领导干部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才是真正的爱护。时常“红红脸”“出出汗”，有利于及时“排毒”，增强“免疫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种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的做法，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是一种对干部不负责任的庸俗哲学，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会，最终大家都会深受其害。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相互批评会不会影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批评相当尖锐甚至令人难以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无私无畏，进行直接的思想交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严重的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整风过程中出了严重偏差，毛主席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还三次到中央党校讲话，公开作检讨，向受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这些不但没有引发离心离德，反而因思想认识的一致而更加团结，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当然，批评一定要讲求方法，不能搞突然袭击，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评的一方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被批评一方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严守廉洁纪律，勇于担当作为。有的人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廉洁纪律是羁绊，说什么“官不聊生”，于是消极怠政，为官不为。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很多人都知道红旗渠的壮观，赞叹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但不一定都知道在红旗渠建设的10年中，县委书记杨贵始终走在前列，没有一次请客送礼，没有一处挥霍浪费，没有一例贪污受贿，没有一个人挪用建渠物资，建渠质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考验，群众称赞他“太行一渠清水，杨贵一身正气”。这是多大的担当，多大的作为，又是多大的自律。敢不敢于担当作为，根本取决于心里想的是“天下为公”还是“一己之私”。如果一心想的是党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即使出现失误，也会被群众原谅，也容易得到纠正。如果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就会畏首畏尾，“爱惜羽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耽误党的事业。谷文昌在福建东山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说这是职务工作分内的事，那么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后的表现，就更显其在逆境中的担当。他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当农民，没有任何怨言和牢骚，而是跟妻子说：“我们当年不就是农民吗，让我们再来一次兄妹开荒吧！”他积极帮助当地群众改良种子和耕作方法，粮食大幅增产，一年就“过了长江”，被群众誉为“谷满仓”。当组织让他牵头建设隆陂水库的时候，他全力以赴，克服了重重困难，甚至发着高烧仍冒着大雨奋战在工地上。别人劝他回去，他说：“关键时刻，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不一样。”水库最终胜利建成，至今仍造福当地群众。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在水库边修建了“谷公亭”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感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起他，号召党员干部向他学习。这些事例都是很好的教材，对遵章守纪与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我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仍然要一心向党、勤奋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根本原理。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很值得我们学习。

永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本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顽强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012年，他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2019年9月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他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把握，对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也反映出当前强化斗争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是一个有着光荣斗争传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毛主席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他在丰富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时也是‘真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仍然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遇到丛生的荆棘。我们要复兴，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企图把我国拉回积贫积弱的黑暗时代；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自主创新，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千方百计地扼杀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用西方和我国历史上的腐朽文化腐蚀我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落实到行动上，要体现在保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自古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展现出了大国领袖的铮铮铁骨。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斗争观念，通常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不可妄自菲薄，同时更要看到面临的问题，保持清醒和警觉，不可松懈麻痹。

从国际形势看，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贸易、金融等全方位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步步紧逼。从国内一些情况看，一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任重道远；贫富差距拉大、一些民生领域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爆发群体性事件，说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还要下更大功夫；社会上出现的奢靡之风、浮躁之气、道德滑坡，说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绩观的教育上还要下很大功夫。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现在更要这样讲。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真正贯彻落实，首要的就是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防线。毛主席的一生是向各种黑暗、落后势力斗争的一生，他不信邪、不怕“鬼”、不服“霸”，任何魑魅魍魉在他面前最终都会“万怪烟消云落”。这是一种骨气、自信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一个巨大的宝库，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好好继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和斗争智慧。如果攻击、歪曲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会亡党亡国。我们对这些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坚决进行斗争。

要突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国庆70周年纪念活动有声有色，受到党内和社会好评，但斗争仍然是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凡是要夺取政权，总是先要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有些人歪曲篡改党和国家的历史，污蔑党的领袖，污蔑英雄模范人物，为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歌功颂德，鼓吹各种错误思想。对此，我们要进行坚决斗争。对于一些敌对势力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向我们内部渗透，收买汉奸、叛徒，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敌对势力在金融领域对我们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薄弱环节必然是敌对势力战略布局和战术进攻的重点，而且十分隐蔽和残酷。苏联解体后，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洗劫一空，代价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红旗文稿》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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