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北伐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国民党却对革命的同盟军——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今后的道路怎么走？这天，何长工、蔡协民等人专程去武昌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在一家小旅馆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要保存革命火种，积蓄力量。又特别提醒大家：你们都暴露了，必须改名字，特别是何坤，反动派对你很了解。蔡协民说：我就不改了，我名字有农民协会的含义，舍不得改；何坤要改就往“工”上改，咱们来个工农联盟嘛！毛主席听后笑了，说：“那好嘛，何坤同志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
何长工从武汉坐船到香港，辗转来到韶关，终于打听到朱德的部队正隐蔽在范石生麾下。何长工高高兴兴来到朱德防区，刚到就被哨兵捆了起来，押往司令部。好在一进门就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工农联盟”的蔡协民。蔡协民赶紧给他松了绑，带着他进屋，又见到一个熟人：留学时的同学陈毅。陈毅笑道：“过去相会在欧洲巴黎，现在见面在犁铺头，有点感想吧！”这时朱德也来了，经过一番审查，确定了何长工的身份后，朱德高兴地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之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何长工带着毛主席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上了井冈山。王佐一派绿林范儿，虽然欢迎何长工，但也满腹疑虑，有所防范。王佐把何长工安置在一里外的小木屋住，派勤务兵“照顾”，并叮嘱：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
进城后何长工还做了一件“露脸”的事儿。他召集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等开会，来了三百多外国人，何长工用法语、英语宣传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洋人听众无不显出惊奇的表情！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找何长工谈话，刘伯承在座。刘伯承说，你们红三军团打下长沙，苏联人通过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惊异地发现中国红军不但战斗力强，而且很有文化嘛！毛主席笑着说：“陈毅打长沙没去，一定是长工！”
长征前，周恩来急电何长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周恩来握着何长工的手交待：陈济棠约我们谈判，我们要利用蒋、陈矛盾，决定派你和潘汉年带朱德同志的信去跟他们谈。何长工和潘汉年到了粤军地界，对方为了保密，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一路喝令是“司令的贵客”，会见了粤方代表。谈判中何长工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粤方代表敏感地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何长工机智地回答：“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双方达成了停战、通商、互通情报、借道等秘密协议，这为马上开始的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打通了重要关节，减少了牺牲。
何长工抱病参加了长征。二渡赤水后，病情稍好，毛主席找他谈话，要他去红九军团担任政委。毛主席说：“你有善于团结人的美德，相信你能够和罗炳辉这位起义将领搞好关系。”见何长工有些踌躇，一旁的刘伯承劝他：既然主席让你去，你是有能力搞好九军团的。何长工再次拿出了“长工”本色，坚决地说：“党这么相信我，纵有天大困难，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负责浮桥的是干部团。据罗贵波《革命回忆录》说，他接到的命令，是等五军团过江后拆毁浮桥。下午罗贵波在江边遇到五军团的干部，告诉他五军团已经过江，于是罗贵波下令拆桥。傍晚赶到总部，刘伯承十分严肃地问：“谁叫你们拆掉浮桥的？”说话间，一向温和的刘伯承拍了桌子，文件散落地上，“后面还有九军团没有过江！”惊动了隔壁的朱德。朱德走过来严肃地说：“不要多说了，马上想办法把浮桥架起来。”于是宋任穷、罗贵波带领干部团回到乌江边，忙了一个通宵把浮桥架好。到早晨没见到九军团前来，又把桥拆掉，追了两天才赶上大部队。
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之后，中央确定了北上方针。部队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这时各部队番号作了一些变动，红九军团改称红32军（因红四方面军已有红9军），与红5军（原红五军团）一起编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上。
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会师，何长工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何长工分派到河防司令部担任司令员，防备日军渡过黄河攻击陕北。这期间，何长工遇到这么一道难题：一天，参谋来报告，有几个县残废军人医院的二百多名伤员，在延长县集合，要去延安向毛主席“请愿”。何长工赶紧去调查情况。原来，各个医院都存在设备差、药物缺、关怀少的问题，导致伤员们意见较大；有的伤员成了残废，不能继续打仗，在这里生活不习惯，要求回老家去。有的伤员动情地说：陕北根据地物资紧缺，我们在这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了组织的负担，不如回家继续做些抗日宣传工作。何长工听到这里，非常感动：这些经过长征的同志们多么好啊！他当场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你们暂时不要上延安，我来处理；如果我处理不好，你们再找毛主席告状，好不好？
抗战胜利后，何长工来到东北，担任了军工部部长。在抓好军工生产的同时，他还盯上苏联管着的一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之前李富春、肖劲光都去跟苏联代表卡瓦洛夫交涉过，苏方宁愿拉回去炼钢，也不交给中共。何长工出马，来了一个以硬对硬。他对卡瓦洛夫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好说歹说，卡瓦洛夫硬是不干，何长工发火了：“你如果不同意，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我要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对方磨不过何长工，经请示上级，同意给了这批军火。
要搞航空，必须得到苏联支持。何长工率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苏方反对中国搞：“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何长工用英语、法语同他争辩，对方见他外语这么流利，奇怪地问：“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的？”何长工妙答：“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二十二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我们才发了一张集体结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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