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首长是工作上的领导,也是战友,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是兄长,是大姐。如果有人问我,哪位首长给你印象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老首长崔伦”。这不仅是因为当年一到朝鲜就认识了他并受他领导,而且回国后在通信部工作期间,他也一直是我的老首长,老领导。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在思想上的教诲,工作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关心,以及他的精神风范和高尚品德,都一直在影响着我,教育着我,温暖着我。我为有这样的老首长深感幸运。
第一次见到老首长就为我们救了急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老首长是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的机房里。 1952年12月初,我和吴洁从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通校毕业后,分配到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集中收信台机务组。韩组长热情接待我们,并告知:你们来得真及时,上甘岭战役我军取得伟大胜利,但机务人员也有伤亡,我和欧阳机务员要到前线去,你们来后就接我们的班,维修收信台的电台设备。接着他将组内的6名同志都做了介绍:副组长老魏和老马管器材保障,老吴和老陈维修发信机,二位地方同志舒远和老张(后参军)维修电传机。韩组长说他们的任务都很重,我们俩必须克服困难,自力更生。 我们进坑道看机器,结果大吃一惊,全是7512型十二灯大收信机,以前没学过。韩组长说:“你们学了两年无线电技术,有基础,应该没问题。我们50年11月入朝时才几部小电台,后增加到十几部,全是旧装备。以后又缴获了一些美军电台,但型号不一样,频段也不同,维修起来困难重重。我们二人昼夜加班,从来没有休息日,这才保障了通信联络畅通。去年底,国产机器陆续装备到部队,于是组建了收信和发信集中台。” 他接着勉励我们,现在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当机务员就是要任劳任怨,克服困难,及时修好机器。我们听后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韩组长走后,欧阳留下指导我们维修电台,并告诉我们,此机最大问题就是频率飘移,为此总是要放两部备份机,一旦报务员叫喊频率跑了,就立刻换机器。我们每晚要抱出40多斤重的机器到坑道外修理间,校准频率,早上再搬进机房,很辛苦。不久欧阳也上前线去了,我们只好边学边干,像欧阳一样来回搬机器。
一天上午,志司通信处长崔伦带着几位同志到机房查看,一见到我们就问:“是刚从武汉四通校分配来的吧?” 我们向他敬礼,点头说是。他见我们棉衣单薄,吴洁的鼻子都冻红了,就向身旁一位同志说:“快去找管理员,看看还有棉服吗,别让她们冻病了。现在收信台就靠她们维修呢,生病会影响通信联络的。” 那位同志离开后崔处长又关心地问:“工作上有困难吗?” 我们说主要困难是机器频率容易飘移。他说:“你们组长忙于前线的通信保障,目前还未打起来,你们要有高度责任心,多想办法,把在学校学的理论知识用在实际中,克服困难,及时修复故障。” “技术人员不但要有政治觉悟,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要向老同志学习。” 这时管理员赶来了:“很抱歉,棉服发光了,只能给你们棉帽和毛皮鞋。” 我们高兴极了,连忙说:“头上暖了,脚也不冻,心也温暖。” 大家都笑了,有人问怎么这么快就暖和了?我们说崔处长从生活上关心,又在工作上做了重要指示,感到很温暖,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积极完成任务。老首长笑着说:“很好,等候你们的佳音。” 第一次见面,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好机务员。
老首长(右)和战友在朝鲜战场 第一次聆听老首长年终总结会讲话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此战迫使美方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我们机务组在保障通信联络畅通中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老首长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四名女同志了不起嘛,不比那六名男同志差,都是好样的!” 永世不忘老首长的暖心关怀
老首长(时任通信兵部参谋长)和罗长波副参谋长及时来看望我,并对我说:“石磊是个好同志,在朝鲜战场就立过二等功和三等功,这次赴越参战表现也很好,真没料到这么快就牺牲了,才37岁,太可惜了。” 老首长安慰我说:“你的两个孩子都小,负担重,一定要坚强面对现实,要振作起来,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 我说:“非常感谢两位首长来看我。毛主席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会坚强起来,继承烈士遗志。至于困难方面,我会尽力克服,只是我的工作问题希望首长能费心考虑一下。因为55所要迁到房山,以后会有小孩上学等很多现实困难,我顾不过来,实在不好解决,看能否调到兵部机关合适的部门工作?” 两位首长当场简单商量了一下,老首长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到科技部比较合适,老石就是科技部参谋,又是技术部门,适合你。” 我表示没意见。老首长接着说,他会向政治部和科技部领导说。接着又嘱咐我先稳定情绪,保重身体,等待调令。两位首长的关怀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他们离开后,其他首长和同志也都来看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老首长等领导和同志们将党的温暖送到我心坎上,帮助我解决了大问题,我从心底里由衷的感谢,此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我把车票买好(一张软座、二张硬座),还到车队派了车。下午6时下班时见到屈副参谋长,告诉他都安排好了,明天上午我去他家接他。这时老首长正好也在旁边,突然问我:“你们明天去天津为什么不告诉我?” 屈副参谋长忙解释说:“你太忙,又是小展览,就没告诉你。” 老首长说:“不行,我得去,我管通信业务的怎能不去,马上给我买火车票。” 在一旁的政治部主任国林之听到后也表示要去。我说这么晚了,软座买不到,他们说硬座也行。 次日上火车后,一张软座三位首长让来让去谁也不坐,最后让警卫员坐了。警卫员高兴地说:“我当首长了!” 到天津已是下午一点,康参谋和天津警备区首长一起来迎接,并让老首长一行先休息,明天再看展览。老首长不同意,坚持要马上去看展览。 一进展室老首长就让我给他讲展品性能,我只好拿着展品简介边看边讲,康参谋也帮着介绍。老首长问得特别仔细,我们两个人事先没看展品,有时都回答不了。看到下午六点,国主任提醒开饭时间,大家这才赶往招待所。 晚饭后,我和康参谋商量先借一本英文字典,然后我俩分工,康参谋讲小电台,我讲仪表。白天没准备,搞得很难堪,现在什么也别说了,赶紧各自准备去。 次日上午看展品时,712厂军代表、764厂军代表都来了,老首长还是一边看,一边问,看得认真,问得仔细。由于昨晚看了说明书,准备较充分,所以介绍起来不吃力。老首长看后很高兴,一再问我们是昨晚加班准备的吗?我们说没加班,他笑了。 看完展览后又与军代表座谈,了解工厂生产情况。军代表说工厂很乱,都忙于批斗厂长、书记、工程师等,生产停了,一片混乱,军代表说话都不听,除非部里派人来军管。老首长表示:“这样乱下去不行。怎么办,待回去向部领导汇报后再定。” 他又当场与我和康参谋商量,让我们列出清单及经费,再与装备处商量,由我负责经费部分,康参谋负责其他的。回北京后我们就向周副部长作了汇报。 天津之行让我再次领略了老首长对我军通信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他那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对我的一次意外考核
江文、彭青云 1982年5月,总参通信部在武汉通信指挥学院召开表彰优秀教员大会,我陪同科技部原副部长参加会议。 上火车后,一位小战士叫我到老首长和张政委、原副部长乘坐的软包间去,说首长要见我。见到老首长后他就说:“这次开会让你们参加,目的是要了解学校除教学外搞技术革新的情况,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你们要支持。” 他还问了1978年科学大会后全军通信系统开展技术革新的情况。 我汇报说,大会后各单位都很重视,有很多项目得奖并推广应用。如广州军区研制的步坦协同小电台,经鉴定后已小批量生产,经与总参装备部协商,巳同意列入全军通信装备系列。老首长听后高兴地说:“这是好事,也是大事。” 他接着又问:“还有什么好成果?” 我回答说还有很多,于是又列举了几项。如济南军区为落实周总理1969年9月关于天线小型化的指示,经过几年努力,已成功将革新的三环天线安装在通信车顶上,经过反复试验,效果很好(现今还在用),已交工厂生产。还有通信部直属工厂天水6913厂和上饶6905厂研制的载波测试仪也很好。重庆和武汉院校都成立了技术革新办公室,研制教学用的设备,我们支持他们,也给经费。 原副部长说,都是部党委和部领导英明,及时召开大会,引起重视,效果非常好。老首长听后就笑着指着我说:“还有她。” 老首长在武汉通信指挥学院大会上的讲话中表扬了著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毕德显和季卜枚等优秀教员,还风趣地提到,这几位优秀教员中有二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同志,李高镛和倪慧琴(已故),引起大家热烈掌声。
老首长在会上还特别提到要再接再励,戒骄戒躁,在教好学生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不断地更新、增长知识。他要求各院校举办培训教员进修班,有计划地选调人员到军内外院校学习深造,还要求教员结合教学开展学术研究,搞技术革新。 此后,根据老首长的指示,各院校共举办了10期培训班,派出人员约2千余人;共开展500多项科研、革新项目,其中有50余项获国家和军队的科技成果奖;教员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 1983年,老首长和季卜枚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李高镛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老首长为我军通信教育和科技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