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力保护农民，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农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环，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
近代以来，不管是什么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依靠国家暴力打破封建束缚，把土地和劳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力量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也增强了，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和风险（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相反，那些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往往缺乏国家治理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软弱涣散，没有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实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二是国家政权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变成个别集团谋利的工具，导致大多数人丧失发展的机会。凡是走上这两条路的国家，都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而这两个问题，在旧中国都存在。
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同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对农民严密的人身控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皇权不下县”，基层以地主士绅主导的自治为主。为了维护这种结构的稳定，防止苛捐杂税导致民变，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只好有意牺牲财政能力，封建社会财政的规模未超过GDP的4%。清朝中叶之后，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迅速销蚀。据估计，19世纪后期，政府收入总额约占GDP的7.5％，而中央政府所得的份额仅为3％[1]。
“弱政府”的传统反映在政治文化上，那就是崇尚“简政”，减少扰民，依靠“乡贤”，提倡地方自治。这种弱化国家能力、依靠地方自治的传统，有效维护了封建制度的稳定。直到近代，蒋介石仍然在他的《中国之命运》里推崇，他认为：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来……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2]。
然而，传统社会这种对居敬行简、无为而治的崇尚，是适应小农经济的，但是并不适应现代化大工业。蒋介石上述思想的实质，就是用小农经济和个体户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国家的管理。其结果就是，政府无力保护农民，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农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环，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而国民党并没有把土地问题和农村政权建设摆上日程表，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带有鲜明的政治依附性。蒋介石主要的权力基础是垄断资本集团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代表农民、工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只能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不可能认真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有利于社会公平、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打破土地食利者、高利贷食利者对资源的攫取。结果是，虽然农民的负担重，但是其税赋真正进入国家财政的却十分有限。四川一份调查推测，保甲长把1/3的摊派金装入自己腰包。1945年初《大公报》记载，农民的负担5倍于政府下达的税负[3]，中间差额实际被豪强地主等利益集团拿去了。
土地和金融食利者阶层的存在（国民党自身也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使得农业生产有限的剩余无法集中到实业部门。1936年，国民党政府的预算仅有GDP的8.8%，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弱政府。政府能力低下，又逼得国民党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钞票，结果损害了从中产阶级到农民的各个阶层的利益，连一度在情感上最惧怕共产主义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起来反对国民党了，那么国民党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把过去由利益集团攫取的资源释放出来，既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又具备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因此，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命运的决战，实际上也是两种经济发展路线、两种依靠力量的决战。
可见，小农经济的约束，封建主义的强大，使得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十分弱小。与此同时，外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遏制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势力，成为遏制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力量。面对这种全球体系，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中国既渴望资本主义，又饱受资本主义的侵害。一方面苦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苦于内部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即封建压迫。“反帝反封建”就是对“两个苦于”的回应，今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样是对“两个苦于”的回应[4]。
而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建，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弱小，中国不可能建立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并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效集中资源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就决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道路。
总之，小农经济、国际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三重约束，决定了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不可能承担起启动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启动真实的经济增长，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有效积累资本，既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又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第二，如何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摆脱作为“边缘国家”的依附地位，既利用必要的国际援助，又防止丧失经济独立性？第三，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打破利益集团、启动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国家？
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正是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
注释：
[1] 马敏. 现代化的“中国道路”[J].新华文摘2017(3):58-61.
[2] 李玲,江宇.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经济导刊,2014,(04):15-22
[3] [美]L.E.Eastman(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M].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51.
[4] 秦益成.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J].红旗文稿.2009(19):22-24.
本文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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