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周恩来以正治国

水石：周恩来以正治国

2021-04-27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艰辛辉煌的历程。从建党时只有50多个党员的弱小组织，发展成为具有9000多万党员，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成就。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是科学的，效率之高、成就之大，举世无双。

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即红色管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党政军领导人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立的。周恩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新中国的首任总理，也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总理。他辅佐毛主席治党、治军、治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盛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作风。他以正治国的管理之道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企业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开拓创业，成就伟业，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行正道，光明磊落

周恩来领导处理所有事务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行正道，光明磊落。工作中坚持原则，讲策略方法，不走“歪门邪道”不搞“阴谋诡计”。

站稳立场，勇于担当。周恩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作决策，处理事情。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的一些讲话、主持起草的报告和有关论著中，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时刻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195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观点。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过分地束紧裤带搞建设。他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何时何地，两者均不可偏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并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为此，周恩来曾作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周恩来在任期间，领导编制了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

从1958年春开始，“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发展得严重起来，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之风愈刮愈凶。1960年外有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还债之忧，内有自然灾害、生产下降、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困难。国务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区、市上下出现互相埋怨的情况。周恩来主动承担三年困难时期出现问题的责任，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在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同志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具体工作由谷牧同志牵头。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请示，第二天清早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措施，紧急调度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连煤矿工人家属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也立即采取特殊措施，加供一顿井下工人的粮食补贴和每月供应2斤白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研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 “退够”求前进，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1960年6月18 日在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56年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在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高指标、高速度蔚然成风。而周恩来却能“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敢于对高指标“压一压”，坚决“促退”，而且顶住压力，主动承担责任，努力扭转困局。体现了周恩来清醒的理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勇于担当的精神。

海纳百川，用人为贤。周恩来一贯主张各级领导班子要搞五湖四海，反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在筹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他说：“不能由共产党一统天下。广大民主人士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长期斗争中做出过贡献，在人民政府中应有他们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纲领》才算名实相符，与共产党共患难的朋友才会称心满意。”在考虑政务院副总理时，有人主张全部由共产党担任。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可，必须有党外人士。”他经过深思考虑，建议由郭沫若和黄炎培担任副总理。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聘请。周恩来认为，黄炎培不仅德高望重，而且是个难得的人才，决心要把他请出来担任公职。194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亲自登门做工作。当说明来意时，他果然不肯，说：“1946年我68岁，已觉得老化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还是高人一着，对黄炎培说：“你出来担任的公职，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么不上台唱呢？”这段话说得头头是道，言词诚恳生动，特别是把公职解释为“做事”、“为人民服务”，确是别开生面，格外动人，这不能不使厌透旧社会官场恶习的黄炎培为之一振，不好拒绝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终于被周恩来说动了心，不过他表示让他再考虑考虑，等第二天回话。周恩来非常高兴，表示尊重他的意见。到了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两人一见面，黄炎培就高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职。任职后不久，黄炎培在回答子女提出的疑问时，详述了周恩来向他作动员的经过，并严肃地解释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人民的官啊！”

除了郭沫若、黄炎培两位民主人士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外，还有在民主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老同盟会员李书诚担任农业部长，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学范、章伯钧、马叙伦、李德全、梁希、史良、胡愈之分别担任邮电部长、交通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林业部长、司法部长、出版总署署长，谭平山和何香凝分别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特殊贡献的傅作义，不仅安排为国防委员会员，而且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周恩来对各方朋友都给予极大的照顾，使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到了政府机构中。据统计：在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占了相当比重：如4个副总理，有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有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的30个机构的93名负责人，有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这一五湖四海的人事安排，使许多民主人士都交口称赞周恩来的周到安排和共产党的博大胸怀，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用人唯贤”。

严格要求，关怀备至。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部属要求很严格。工作从不推诿，也不争功诿过，不做一味的老好人，而是真诚关爱。他和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不是表面上的相互吹捧，而是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为前提条件的，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生活上照顾，增进了上下级的深厚感情，激发了大家奋发向上的工作激情。周恩来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秘书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对工作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周恩来不讲情面，严肃批评教育。当时，有的部长送来的材料连数据都是错的。遇上这样的情况，周恩来当众为难他们，让那些懒散糊涂的官员下不了台。他说，“这就是你弄的文件？数字都弄错了。” “你看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难道还要我给你们当秘书？”有的部长汇报工作，到会有百余人，他们都照着念，生怕出差错。可是，越是紧张越是念错字。周总理就打断说“不对，看清了再念”。后来，周恩来找来这位部长，追问：“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这位部长无言以对。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外宾，可是大厅里断电了，怀仁堂刹那间一片漆黑，搞得人们都很难堪。后来电恢复后，接见照样进行。周恩来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待到晚上，人们都休息了，周恩来突然命令工作人员发出通知，召开紧急会议，把相关负责人叫来，研究中南海停电的事。周恩来说：中南海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与会的人这时才知道深夜紧急会的原因。后来一个一个地追查，找到问题所在，并给予了及时处理，解决了中南海的后勤保障。会后，周总理幽默地说：“你们没有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是让你们印象深一点。”周恩来用这种特殊形式来处理问题，给部长们随时敲响警钟。

当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周恩来及时关心帮助。他长期主管外事工作，深知翻译的幸苦。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先看有关文件和讲话稿，预先准备。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同志说话，让翻译抽空吃点东西。工作人员家里有困难，周恩来知道了总是解囊相助。谁家生了孩子，他让邓大姐送去老母鸡和鸡蛋；谁家有人生病住院或其他困难，他和邓大姐出钱慰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交1元钱作为基金，谁家里一时有困难，就可以用这笔钱救急。如果有谁离开了或调走了，再如数还给他。这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交了12元钱也参加了。警卫战士家里遭水灾或有其他困难，周总理和邓大姐还另外拿出自己的工资来救济。

二、树正气，扬清除浊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树立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清风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贪污腐化的歪风邪气。

勤政为民，反对官僚主义。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身体力行，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亲自抓北方农业，都与解决吃的问题有关。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统筹安排，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仍保存的32份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周恩来还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1958年中央决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设，包括改造天安门广场和兴建十大建筑。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二十万平方米、八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兴建人民大会堂，当地许多居民主动搬迁让地，投亲靠友。周恩来非常关心这些群众的，多次过问，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安置不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搬迁的居民很快住进了新楼。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把全部搬迁的群众请回来参观，请他们看一场文艺演出。”

周恩来深恶痛绝官僚主义。他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脱离了基本群众，就会丧失党的群众基础，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他将脱离群众称作为“搞社会主义的大病”，要坚决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他每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总要尖锐地批评官僚主义。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把官僚主义表现归纳为20种，详细进行剖析批判，以警示政府工作干部。周恩来认为，治理官僚主义作风，关键在一个“治”上。只要敢“治”，上梁正了，下梁岂敢自歪？他反对官僚主义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1960年冬，中央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实情况。周恩来不满意，亲自到武安县伯延村蹲点五天。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开始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当时普遍张贴七位中央常委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蹲在总理身边闷头吸烟的村民张二廷在总理问到他时，头一个跳起身“放炮”：要说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吃不饱。还愣冲冲来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周恩来闻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里噙满泪水：“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周恩来很赞赏张二廷率直地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他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两人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他及时把自己调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随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获得的真实情况，综合了其他领导同志在各地调查的材料，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来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

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周恩来认为，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不仅要善于提出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更要做到付诸实施，说到做到。坚决反对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周恩来说过，建国以来他重点抓两项，一项是上天，一项是水利。抓“上天”，就是抓“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技攻关，水利是指各种水利工程。前者关系到国势，后者关系到民生。周恩来对此锲而不舍，一抓到底，落地生根。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曾亲自抓了我国的“两弹一星”建设。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在每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要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解决实际问题。197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卫星发射各个系统工作准备的情况。有位专家汇报时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要念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我看毛主席语录就不用念了。”当汇报到卫星会飞经蒙古上空时，将蒙古说成“蒙修”，周恩来插话说：“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讲修呀修的。”周恩来一边仔细听着汇报，一边提出问题，问道：“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这次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零时，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周恩来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边记录，一丝不苟，与大家共同研究解决难题。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对于治水工作，周恩来也是一抓到底。专家们说，周恩来是主持全国治水工作的“总工程师”。从修建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到淮海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济卫工程、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等全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原水利部长钱正英回忆说，周恩来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他的足迹遍及祖国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到70年代中期，我国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修建了佛子岭、青铜峡、三门峡、十三陵等星罗棋布的86000个大小水库，创造出林县红旗渠人工天河的世界奇迹。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亩发展到7亿亩，水利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政府所未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

清正廉洁，反对贪污腐化。从新中国政府建立之日起，周恩来就为建立“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进行不懈的努力。他认为，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首当其冲的，则是从政廉洁。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管家机关在原则上基本相反。”“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打骂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并且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也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他要求：“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逐渐发生蜕化，脱离人民群众，贪图享乐。周恩来对于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问题，与毛主席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坚决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查实后，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立即签字同意。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毛主席一样，向来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他在与毛主席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些”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他经常用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和“绝不当李自成”的讲话警示干部，大力宣传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油田、大寨大队等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精神的正气新风。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指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第一，过思想关，就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做到思想不落伍，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第二，过政治关，就是解决立场问题。只有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第三，过社会关，就是在面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以积极的心态去改造它。第四，过亲属关，就是指不要因为是亲属就不顾体制给予照顾，而是应该更积极地把亲属交给社会去锻炼、管理。第五，过生活关，就是指在生活中要艰苦奋斗、知足常乐，注重精神、思想上的修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呼吁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指当时国务院及其直属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他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加强监督制约，从制度上进行预防。建国初期，周恩来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实现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介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他还主持或协助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三、立正身，严于律己

中国古语说，“政者，正也”，“己不正，焉能正人？”公生明，廉生威。打铁首先自身硬。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廉洁奉公。

对自己，严守纪律，公私分明。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人前人后，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自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怀敬畏之心。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反对特殊化作风，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 在开国大典时，他仍然穿一套旧的绛色咔叽中山装。身边人员建议做一套新衣服。他说：进城以后不能学李自成啊，今天开国大典，更要注意。我不能带这个头哇！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必须坚决克服。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1973年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总理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周总理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周总理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周总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临走也没有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新政府建立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裂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他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国家总理，如果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来。倘若一级一级都这样来修，不知道要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们国家还很穷，很多群众没有房子住。我们难道还不能像杜甫那样为“大庇天下寒士”着想？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对家属亲友，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的记忆中，伯父对亲属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总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能搞封建社会那样的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邓颖超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开国之初，许多人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部长职位，周恩来坚决不肯。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当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这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50年代，确定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时，邓颖超定为5级，他知道后，下压一级，改为6级。60年代，他到杭州治病，邓颖超不放心，陪着去，其食宿费完全自费按标准交纳。70年代中期，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毛主席已批准邓颖超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见到名单后，将邓颖超的提名划掉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他对自己的亲属、晚辈既关爱备至又要求很严。亲属有困难，他或者给予经济上帮助，或者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以公为私，这是严格的。”他列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亲友的生动写照，带动很多领导干部树立起了清正廉洁的家风。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出意见，又在大会上讲了这种事，说他的胞弟既“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规定办理因病退休”，不能当参事“拿干薪”，“如果他因此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并说“我讲的不是客气话，是要让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他的胞弟周同宇提前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当教员。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打算把周尔辉的妻子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 后来由邓颖超出面给侄媳做工作，组织上调周尔辉到淮安县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员。当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时，周恩来又教育侄儿周荣庆下基层，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后来周荣庆当上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文革”期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周恩来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草原当了牧民。在牧区，周秉建表现好被推荐入伍，穿上了军装。周恩来对侄女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他动员侄女回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去了。后来，周秉建考上大学毕业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并与蒙族青年结了婚，在内蒙安家落户。侄女周秉德从学校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

现在，中国共产党处在新的百年起点上，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我们要铭记党的光辉历史，继承发扬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伟大思想、崇高精神、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胜利。

（作者系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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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周恩来以正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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