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3.5－1975.4.2），1886年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岁的生日。生日刚刚过完，董必武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乘飞机从广州飞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医院新建成的北楼高干病房。4月2日晨7时58分，身患肝癌的董必武与世长辞，他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长寿的人。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开幕，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年的中共一大13名代表经历了漫长的28年的革命岁月后，有的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只有董必武与毛泽东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并成为中共领袖。关于董必武的研究资料仅次于毛泽东，可谓是汗牛充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董必武改名时间之谜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的一个清贫、旧式的知识分子家中，他幼名乐应，辈名贤琮，学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过去一些资料认为，董必武参加辛亥革命后将号“壁伍”改为谐音“必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化名“碧吾”；也有些书上认为，董必武“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还有些书上说，“必武”是董必武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后使用的化名，后来董必武竟以此名传世。仔细查阅资料后，你会发现董必武改名的时间是在1903年秋，这年董必武才17岁，还没有参加革命，甚至连革命是什么还不知道。董必武家祖籍湖北麻城，世代务农，清初董家的一分支迁居黄安，到了董必武前六代祖先董之模，董家才进城并开始供子弟入学读书。董必武的四叔董基明，才学在黄安远近闻名，考中秀才后，终身以教书为业，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特别佩服他的才华，认为自己的四叔在经史词章上“均有独到处”。董必武自小聪颖，1903年考中秀才。
【湖北省麻城县张家湾。1895年董必武随父在这里读书。】
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在武昌创办了武普通中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武普通中学堂相当于陆军中学，文普通中学堂学习普通各种学科，以备升入高等学堂。董必武决定投笔从戎，并于1903年秋去投考武普通中学堂。在填写考生报名表时，董必武不再填写“董贤琮”，而是取“壁伍”之谐音，填上了“董必武”三个字，表示他从此以“尚武救国”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这次考试中，董必武的文章很受主考官的赏识，在体检时17岁的董必武因穿着父亲的一件旧长衫，被误认为“年纪太大”而未被录取，此后，董必武就一直使用“董必武”这个名字。
第二，关于董必武参加革命的曲折经历之谜
董必武由一个有抗争意识的晚清秀才到加入共产党，期间经历了让人很难想象的一个曲折过程。1、革命党人刘静庵是他革命的“启蒙老师”。1905年，董必武报考文普通中学堂，同年11月被录取并被编入第三班学习。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美国教会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里阅读书报。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进步的报刊杂志。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刘静庵是湖北潜江知名的秀才，因不满清王朝的统治，1903年到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当兵，后秘密成为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纷纷云集这里。董必武在这里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变法图强议论非常赞同。不久，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随后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静庵介绍他去读《猛回头》《警世钟》，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介绍给他。1905年七八月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爆发起义，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激昂，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
2、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却屡遭失败。1910年，董必武就读的文普通中学堂改名为湖北省城第一中学，这年10月，董必武以最优等五名中的第一名从省城第一中学毕业，当时的湖广总督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奏董必武为“拔贡”。董必武本可以继续读书深造，但因家庭无法供养，董必武只得辍学回乡代四叔在麻城高等小学教国文课，后到黄州府中学教英语与国文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得到消息的董必武剪掉头上的辫子并立即赶到武昌，到刚刚创建的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扑，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董必武不顾生命危险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负责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后因清兵援军不断增加，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积极投身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在全国各地的支持下，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接任。随后，同盟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转向议会斗争，湖北的黎元洪与袁世凯相互勾结，排斥包括辛亥首义元勋孙武、张振武等人在内的革命党人，董必武也遭排挤。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在上海，孙中山闻讯后，从日本回到上海，接着发动国民党人进行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为了策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大肆屠杀，董必武、詹大悲、张国恩等革命党人不得不离开湖北逃往上海。1914年1月，董必武在朋友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孙中山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对革命失去信心，所以加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仅有数百人，在孙中山的革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毅然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1915年6月，董必武、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他们经上海很快回到了湖北，并开始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在武汉，董必武找到旧友李愈友，李也是革命党人，当时担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二人密商如何起事。但不久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处境危险的董必武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代四叔上课，后因叛徒告密，供出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黄安县知事王立廷就把董必武抓进了监狱。后经黄州府中学校长陈逵九营救，董必武被保释出狱，但董必武依然在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不允许离开县城一步。袁世凯称帝后，董必武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行再次被关进监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董必武又一次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经考试合格后，董必武毕业回国，与张国恩在武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以律师事务所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用律师事务所的收入贴补革命活动经费。3、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在上海时，董必武、张国恩住在法租界渔阳里孙中山租用的房子里，正好与李汉俊、詹大悲为邻，他们都是湖北同乡，因而彼此来往甚密。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1902年李汉俊在其兄李书城、挚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李汉俊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并深受其影响。1918年岁末李汉俊回国，与同乡詹大悲同住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董必武结识李汉俊后，李汉俊就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还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介绍给他们看。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这样在李汉俊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年龄上李汉俊比董必武小4岁，但董必武却依然尊称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第三，关于董必武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之谜
①董必武是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依据是日本人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书中说：“武汉、长沙和济南都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因此，这几个城市此前肯定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他们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等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其规模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小，保存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少。再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换言之，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在这段文字中，石川祯浩认为中共一大前，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由此推断，董必武也应该是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查阅当时留下的俄语资料，可以确切地肯定中共一大前，武汉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存在。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远东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工作，主管工作由舒米亚茨基负责。舒米亚茨基在《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中收录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和其后的几次会议的议事记录，舒米亚茨基的会议记录记载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是1920年11月7日，有董必武、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等18人参加的这次会议上，董必武、刘伯垂首先做了发言，然后，由包惠僧宣读了青年团章程。关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传统的说法是1920年秋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推动下建立的，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与董必武相约，然后由董必武回武汉创建的；也有人说是，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随后受陈独秀的委托回到武汉建立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但日本人石川祯浩认为这些说法是以董必武、包惠僧的回忆录为根据的，至于真实性现在已经无从查证。②董必武是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认识李汉俊后，回到武汉就积极培养革命力量，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而努力，其表现有两点：第一，董必武为培养革命中坚力量，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经过多次商量后认为应该先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二是办学校。他们普遍认为办报要容易些，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他们还为报纸取名为《江汉日报》，还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及募捐章程，但终因经费困难，办报的计划就此“流产”。1918年8月，董必武、张国恩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他们便开始着手办学校。当时，武汉的情形对办学校比较有利，许多高中级学校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办一所私立学校聘请老师比较容易，加上武汉的私立中学不多，招生也比较容易，于是他们决定办一所私立中学。经过紧张筹备，1920年4月10日，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招收了甲、乙两班学生。学校实际主持教务的则是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除学生报考费、学费低外，教职员也是低薪或不支薪。董必武亲自担任两个班的国文课，他精心选编国文讲义，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董必武还邀请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或讲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研究讨论、四方奔波，出了不少力，学校一成立就受聘任英语教师兼乙班班主任，李汉俊也曾来校任教，恽代英、李大钊也曾被董必武邀请来校作过讲演。这些进步教师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1920年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也就是校长）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为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董必武从利群书社及其他渠道引进了《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还与陈潭秋指导学生办起了《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董必武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后来有5人参加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共成立前武汉9位共产党小组成员中的中坚力量。
【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第二，董必武积极组织创建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后，其主要成员李汉俊就写信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嘱托董必武在武汉筹建党组织。差不多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后，因为二人是在日本留学时相识的，陈独秀先介绍刘入党，后又让刘在武汉发展党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后，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进行了多次交谈。1920年10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这里也是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召开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会上宣读了刘伯垂由上海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有关文件，然后刘又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宣布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推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租用了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昌阅马场多公祠5号作为党支部机关，外面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做掩护。支部成立一个月后，由董必武介绍，发展了学生赵子健入党。党支部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在董必武的寓所，有时在多公祠5号。据包惠僧后来回忆：“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有坚定信念，他虽然搞律师、教员的工作很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他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们每逢召开党的会议，他从没有缺过席，并在会上积极发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董必武他们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共产党组织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完全公开的，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是通过各个党员个别联系发展的。陈潭秋是国立武昌高师的毕业生，他就负责吸收武昌高师的进步学生；包惠僧是湖北省立一师的毕业生，他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女师等校任教，他就负责吸收武汉中学、女师等校进步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以武汉中学和第一师范的学生最多，青年团每个星期开一次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较少，每次开会多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作报告，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5号。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共一大前，武汉不仅有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只是当时共产党组织是完全秘密的，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所以，第二种说法，即董必武是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更为适宜。
第四，关于董必武与中共一大之谜
1、一大上，董必武提出党要联合孙中山，还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后，要武汉党组织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信还寄来200元路费，最后，武汉派董必武、陈潭秋赴上海出席一大。二人乘船从武汉出发，来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内。那一年，董必武35岁，在13名代表中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何叔衡45岁）。后来，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是这样评价董必武的：“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倔强风格。”大会期间，包惠僧等认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一样，好说大话，在广东搞军事独裁，不同意联合孙中山。董必武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孙中山不是军阀，党要联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反对共同的敌人。董必武还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受大会之托，他还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还与李汉俊一起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在报告中，董必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中共一大闭幕后，董必武回到武汉，以武汉中学、湖北一师等校为阵地，积极发展党员，在湖北大地传播革命的火种。2、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回信，成为最早介绍中共一大珍贵的档案资料。
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为了还原这段历史，董必武作为当事人，从1929年开始直至1975年4月去世，他都在积极努力地回忆一大当时的情景，收集资料，比较分析，使模糊的历史呈现清晰的一面。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苏联莫斯科。当时，董必武、张国焘是列宁学院英文班的学生，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期间，何叔衡听了两次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还认真作了笔记。或许是张国焘讲的中共一大开会的具体情况与自己记忆中的情况有很大差别的缘故，为了求证自己的记忆是对还是错，1929年12月26日，何叔衡就给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董必武写信询问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参会代表、会议议程及内容、会议地点、大会是否发了宣言等五个问题，而且这封信还是由张国焘捎给董必武的。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写了回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5个问题作了介绍，“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2，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联合，有的主张产业联合，决议是产业联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许，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4，会场是借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留着没有？）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永远的叔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49-50页）因为何叔衡给董必武的信件丢失，所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这封回信就成了最早介绍中共一大珍贵的档案资料。3、与毛泽东商量后，把7月1日定作党成立的纪念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与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董必武曾会见尼姆·威尔斯，董必武谈了四个问题，包括：关于武昌起义、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创立共产党、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武汉，其中《创立共产党》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许多信息。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等人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为此，毛泽东专门询问了董必武一大是哪天召开的？而董必武只提供是在1921年7月的某一天，具体的日子记不起了，没有办法，最后由毛泽东提议，把7月1日定作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纪念日。随后，1956年，董必武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的回信；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时的发言；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都提供了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资料。归纳起来，董必武提供了3个重要信息：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个，不是12个”；二是、“‘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三是、“‘一大’没有通过所谓的‘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只讨论和通过了一个宣言。”4、拍板把一大的会议室定在了原望志路106号楼下客厅。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经初步修缮后，对内部开放。当时是根据一大代表李达等人的回忆，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为了彻底恢复革命旧址的当年建筑原貌和陈设布置，1954年3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邀请薛文淑来到上海，薛文淑是李书城的妻子，也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嫂嫂，同时也是中共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薛文淑仔细看了一下一大会址的内部建筑结构后，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当年他们是居住在这里，其中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卧室，108号楼上是薛文淑的书房，108号楼下是佣人的居室，106号楼下是客厅。当年中共一大代表们是在客厅开会的，当时家里仅有的一张长餐桌是放在楼下客厅的，也就成了一大的会议桌，因为上楼的楼梯狭小，这张长餐桌从来就没有搬到楼上去过。随后，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又找来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而一大会址就是杨淑慧找到的，杨淑慧看后也告诉纪念馆工作人说：当年的会议室是在楼下的厢房。而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肯定是在楼下开会的。面对一大代表和当事人的不同回忆，纪念馆工作人员十分为难。恰在这时，195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董必武到上海视察，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他见到修缮后的一大会址把一大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上，就十分肯定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董必武接着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一大会址采纳了董必武提出的建议：将会议室布置在了楼下。这次视察中共一大纪念馆时，应纪念馆邀请，董必武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该题词源自于《庄子》内篇《人间世》中的一句，意思是有些事开始时极微小，后来发展壮大了。董必武还为纪念馆题词写道：“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1964年4月5日，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重访南湖。图为董必武和夫人在纪念船上留影。】
因为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的，中央决定在嘉兴筹建南湖会址纪念馆。1959年3月，中共嘉兴县委宣传部将复原的船的模型及图纸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审定，董必武仔细看了送来的船模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来，根据董必武的建议，嘉兴县委宣传部复制了游船。1964年4月5日，董必武再次来到南湖视察，他仔细地察看游船后说：“这只船是依据我的回忆造的，造得很成功。”董必武回忆当年召开一大时，南湖突降大雨，湖中波涛翻滚，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集会，于是董必武为南湖纪念馆挥笔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