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为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前苏联地区的民族冲突

【原编者按】近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历史上，两个国家由于种族和政治的原因也是冲突不断。2020年10月7日左翼网站“争取社会主义”刊发了比尔·多雷斯的文章。该文引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分析了该地区爆发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批驳了一些国家的媒体歪曲事实，转移矛盾的不实报道，讨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

2020年9月27日，前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之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有争议的地区爆发了战斗。到目前为止，在战斗中已有360人丧生，其中包括至少47名平民。事实上，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战争中就已经丧生了超过30000人。

 

土耳其右翼政府（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同盟的成员）的干预，以及西方石油公司和天然气投机商的利益争夺是此次流血事件的诱因。邻国伊朗以及该地区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并警告如果冲突继续下去，该地区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本文最初发表于1990年4/5月的解放杂志《马克思主义革命杂志》，阐述了前苏联地区资本主义的复辟如何导致人民之间的团结破裂，并使该地区成为帝国主义阴谋的牺牲品。

 

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中，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的悲剧性流血正在被用作另一场反共宣传的素材。他们说，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民族歧视和人民之间的仇恨。苏联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主义国家，但那无非是沙皇帝国的延续，由俄罗斯人统治并压迫其他民族，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分析”完全避免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在苏联成立以来的近70年中，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毕竟在沙皇统治下，民族起义，血腥屠杀和种族战斗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另一个是，戈尔巴乔夫资本主义式经济改革计划对苏联各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进行一些历史考察。

 

1922年，当苏联诞生在古老的俄罗斯帝国的“国家监狱”的废墟上时，它继承了族裔之间不平等和仇恨的可怕遗产。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西方商人以及资本家掠夺了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人民，就像欧洲殖民者掠夺非洲和印度一样。在中亚（现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文盲普遍存在，疾病流行，有将近一半的儿童在4岁之前便死亡。

 

而且，就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塔吉克人对抗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对抗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对抗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对抗阿布哈西人，俄罗斯人对抗所有其他人。沙皇的命令是：“如果巴什基尔人或吉尔吉斯人表现出反叛的倾向时，他们将互相较量，俄军则可以坐收渔利。

 

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农民在描述革命之前镇上的生活时对一位美国作家说：“曾经的日子是被痛苦和苦难充斥着，乌兹别克人害怕走在阿拉伯人的街道上；塔吉克人在经过乌兹别克人居住区时，他们随身会携带棍棒。”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会加剧某些地区的民族仇恨。在19世纪70年代，巨大的石油储备吸引了西方资本来到阿塞拜疆，到1900年，这个地区的石油产量至少占世界的50%。来自30多个国家的60000多名工人在巴库市开采石油，一位游客称之为“人间地狱”。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拿着低薪长时间工作，睡在没有下水道或自来水的人满为患的棚户区。石油公司、地主和沙皇的特工煽动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大屠杀和民族斗争，以使工人分裂。

 

《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处决》描绘了1918年7月英国对巴库公社的多国领导人的屠杀

布尔什维克革命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罗斯建立工人政府时，种族仇恨并没有阻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统治阶级加入由英国、法国和美国支持的反共体的高加索联邦。但是为了制止革命思想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这些地区的政权屠杀了数千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返回家园的士兵。在1918年，英国和土耳其入侵了该地区，右翼联盟因民族路线分裂了。那一年，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战斗中，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口的四分之一被杀。

 

巴库事件

 

但在巴库，事态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在那里，尽管存在着歧视、不平等以及工作上的竞争，但那里的普遍剥削为阶级团结奠定了基础，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该市的多国工人阶级中建立了基础。1904年，共产党领导的巴库油田罢工赢得了俄罗斯第一个集体谈判协议。1917年11月，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巴库的工人夺取了政权，后来成为巴库公社。

 

1918年4月，巴库人民委员会（其领导人包括亚美尼亚人斯特潘·夏米安、阿塞拜疆人马沙德·阿齐兹别科夫和格鲁吉亚人A.s.贾帕拉泽）将该市的银行、石油工业、渔业和航运船队收归国有，并没收富人的豪宅来安置穷人。它增加了工资，削减了租金，实行了每天8小时的免费普及教育。

 

1918年7月，在英军支持的一次右翼政变中，推翻了公社政权。沙米安、阿齐兹别科夫、贾帕拉泽等23名人民政委被处决。

 

1920年4月28日，经过两年血腥的白色恐怖之后，新的工人起义在巴库恢复了苏维埃政权，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一年之内，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也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2月20日，他们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建立了苏联。

 

结束歧视和民族压迫是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列宁的倡议下，苏维埃政府实行了革命性的政治制度，保障了以前被压迫民族的政治权利。建立了一个民族共和国体系，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学校、法院、立法机关，并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的两个议院之一的民族委员会中享有平等的代表权。他们都有合法的权利脱离联邦。现在，俄罗斯联邦中，还有15个这样的自治共和国，以及38个较小的自治区和边疆区，它们都有权处理自己的内政，但没有脱离联邦的权利。

 

 

苏联时期的成就

 

苏联政权改变了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人民的生活。扫除了文盲，新建了学校、大学、医院和发电站。革命前不到35岁的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倍以上。同时还创立了学校制度，出版了100多种语言的书籍和报纸，虽然其中一些从未被记录下来。在中亚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曾经有人说，“在沙漠中找到绿洲比有文化的男人更容易”，如今医生和大学毕业生的人均数量比西德或者英国还要多。仅乌兹别克斯坦就有30000多名科学工作者，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

 

到1940年，阿塞拜疆的工业产值已增长到革命前的18倍，而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已建立了1300多家大型工业企业。沙皇曾将乌兹别克斯坦沦为俄罗斯工业的棉花种植园，现如今已经可以生产农用机械和飞机。

 

这些物质上的进步同时还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富人的土地分给了穷人，妇女从童婚、彩礼和面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是作者法尼娜·哈勒所描述的“一场席卷中亚的大规模运动”。“……贫穷的妇女从有钱人的头上撕下面纱……要么放火焚烧……要么在专门为穷人而设的缝纫室里把它们改成衣服。”

 

1929年，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撒马尔罕的红星》一书中写到了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阿肯巴贝（Akhunbabay）的会面，他曾是一名农场工人，他认为“农场主参与政府活动是苏联政权最重要的事实”。几年后，当法尼娜•哈勒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她遇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统德沙克汗·阿比多娃（Deshakhan Abiova），一位乌兹别克妇女，在前苏联时期被卖给一位65岁的放债人做第四任妻子。

 

哈勒在她1936年的著作《苏维埃东方妇女》中写道，巴库在苏维埃时代是如何变化的“在这个组织（土耳其解放妇女的宫殿）学习的一些妇女……其中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已经生活在美丽的新工人聚居区和城外几个地区的花园郊区。他们有宽阔的水泥铺砌的街道，铺设了水，排水系统和儿童游乐场。……在这里，土耳其（阿塞拜疆）家庭与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和平共处，孩子们在一起长大。”

 

一位亚美尼亚人告诉她，“以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土耳其人，而且小心避开他们。但在过去的15年里，这是多么的不同！如今，土耳其的孩子们对我的微笑就像亚美尼亚的孩子们和男人们并肩坐在这里一样友好。“哈雷还指出，当时有18000名阿塞拜疆妇女在共和国的石油企业中工作，这在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苏维埃国家不仅致力于提高所有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致力于促进他们之间的真正平等。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话来说，“消除实际的民族不平等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要不惜一切代价消除它！”

 

平权运动

 

实际上，即使经历了毁灭性的内战和在外国入侵达到顶峰的时候，列宁政府也仍然向那些在沙皇统治下被扼杀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包括整个工厂。成千上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工作，还有许多年轻的亚洲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厂接受培训。1918年，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花了5000万卢布用于农业灌溉。（将居住在苏维埃东部的工农大众与同一时期向美国南部逃亡的纺织公司作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在这里享受了工业化带来的收益，而在那里却要忍受工会组织被破坏和工资被压低的困境。现如今，这些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收入更低的工人作为劳动力）。

 

列宁主义的“经济平权运动”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使诸如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Kara-Kum）运河和亚美尼亚的塞凡湖填海工程等奇迹成为可能。现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政权以“经济效率”和“自负盈亏”的名义彻底削减了这一比例。例如，在1986年取消了一个长期项目，即在哈萨克斯坦使用西伯利亚河水进行灌溉。

 

苏联政府还对曾经被压迫民族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优先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政府和企业中的一切职务。例如，在革命之前，阿塞拜疆人被限制在自己国家的石油工业中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到1930年代，受过苏联培训的阿塞拜疆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帮助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这项政策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抨击。

 

苏维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进步，尽管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等仍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奴役的贫困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它确实在人民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热情和信心，即社会主义计划和合作将使所有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二战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苏维埃在击败纳粹战争机器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是“斯大林主义的镇压”，而是对共同的共产主义未来的真诚信念。

 

虽然平权运动和提高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并没有完全消除民族对立，但确实为和平共处奠定了物质基础。右翼民族主义由于与以前受压迫地区的利益背道而驰而无法立足。中央计划经济和列宁主义的传统，把民族共和国的发展置于任何狭隘的“经济效率”概念之上，这对它们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缺陷。

 

上世纪80年代，当美国“专家”预测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将在苏联中亚地区激起一场“穆斯林起义”时，到该地区的游客（包括本文作者）得到了民众对苏联援助阿富汗革命的支持。人们把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和英国支持的封建巴斯马基人（basmachis）联系在一起，后者曾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亚地区反对社会主义的运动。

 

摩擦带来变革

 

戈尔巴乔夫政权正在“自筹资金”、“市场定价”和“成本责任制”的祭坛上牺牲掉了社会主义团结精神，不再把所有的工会资金和资源用来帮助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共和国。欠发达地区仍然需要的大型资本项目正在被削减或取消，被认为“效率低下”的行业也被关闭。

 

失业现在被无视了，在前苏联时期的亚洲，失业率迅速增长。（根据1990年3月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阿塞拜疆的失业率为27.6%，塔吉克斯坦为25.7%，乌兹别克斯坦为22.8%。”。据官方报道，总共有300万工人失业”）。

 

共和国现在相互竞争，而不是根据需要为所有人的利益进行合作，那些依赖农业和原材料的国家正在落后于那些更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那些正在稳步缩小差距的地区现在正在慢慢扩大。

 

此外，戈尔巴乔夫还鼓励私营农业和“寄生合作社”，这迅速造成了社会分化，增加了共和国的失业率，事实上，许多人原本希望这些企业向国有过渡。

 

这并非巧合，戈尔巴乔夫领导层认为有必要使阿塞拜疆共产党秘书盖达尔·阿利耶夫和哈萨克斯坦的丁穆哈马德库纳耶夫（Dinmukhamad Kunayev）下台，他们是政治局讲突厥语的成员。在第27大会议上，库纳耶夫曾公开反对中央政府削减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投资。

 

正是戈尔巴乔夫政权从社会主义计划与合作中的退却，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竞争重新唤醒了旧的民族仇恨。这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中情局和苏联内部那些希望看到资本主义恢复的人手中。难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受到了《华尔街日报》和布什政府的如此自豪的赞扬。

 

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冲突非但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反而悲惨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不平等是人民之间仇恨的根源，私有制和经济竞争滋生了不平等。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巴库、杜尚别和费尔干纳盆地的教训是，苏联必须改变现有路线，摆脱改革，改回社会主义体制，经济合作以及地区和个人之间的平等。苏联需要的不是减少社会主义，而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