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的活动史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缩影，这是对马克思革命活动的最高评价，而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正确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过马克思，对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卓越才华、杰出贡献和巨大影响给以最高评价。梳理和阐释恩格斯的这些评价性论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去世之际，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和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对马克思的地位和贡献作了总体性评价。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也在多个场合通过澄清他和马克思的关系，明确了马克思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并从学术思想和实践活动两个基本维度对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活动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评价。恩格斯的评价鲜明、准确并富有感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恩格斯怎样评价马克思？”这似乎只是一个私人性话题，没有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中，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和理论话题。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特别是去世之际和去世之后，曾多次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才能、著作和思想、活动和贡献作出评价，内容十分丰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些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准确把握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反驳种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言论，而且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和科学理论。
一、对马克思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的评价
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性影响的评价是一种总体性评价，是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总基调和总结论。这些评价，开始于马克思的晚年时期，而集中在马克思去世之际，也一再出现于马克思去世之后的某些场合。
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总结性评价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他们活动的前期，没有必要和机会进行这种评价。而随着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随着社会公众特别是工人群众日益想了解马克思及其贡献，恩格斯才开始进行这种评价。1875年10月15日，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
“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1]这段话虽然并不是在直接地评价马克思，但它表明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者，马克思作为科学理论家与兜售“灵丹妙药”的预言家有着根本不同。1877年6月中旬，恩格斯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白拉克之邀，为《人民历书》丛刊撰写了马克思传略《卡尔•马克思》一文，在记述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作了总体性评价，称马克思为“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2]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恩格斯先是给几位朋友发电报，随后又写信报告噩耗，在接连三封重要信件中对马克思的历史地位作了精辟评价。当天夜间，恩格斯给爱德华•伯恩施坦写信说：
“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考，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3]
接着，恩格斯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信说：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已经僵硬，但是我仍然不能想像，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4]
次日，恩格斯又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写信：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5]
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并说：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6]
接着分别从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从前者来说，恩格斯强调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意义；从后者来说，强调了马克思的毕生使命和革命精神，以及在革命斗争中的辉煌业迹。恩格斯最后总结道：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上担负起“第一提琴手”的责任。他在再版马克思的著作，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指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针对人们在他们二人关系上的一些说法，恩格斯多次就他和马克思的关系作出澄清，突出重申了马克思作为理论主要创始人的地位和贡献。
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
“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去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8]
1885年9月，恩格斯在为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写的新版序言中指出：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9]
恩格斯在1886年1月至2月初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
“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0]
在这里他加了一个注释，专门谈了他与马克思在理论合作上的关系。他写道：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1]
1887年8月29日，恩格斯在致布鲁诺•舍恩兰克的信中写道：
“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过高了。谁有幸在40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12]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写道：
“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13]
晚年恩格斯除了澄清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外，还在许多场合谈到马克思的世界性影响。他在写于1885年10月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指出：
“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直到逝世前，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经常请教的、并且总是乐于提供帮助的顾问。”[14]
1887年1月，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谈到“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15]，并将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16]。1888年2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序言中谈到，
“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7]
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信草稿中写道：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18]
二、对马克思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一生好学，在流亡生活中依然博览群书，为革命者作出了榜样。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吗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搬用一些新词句并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无论绝对地说还是相对地说，我们党的优势都已经增大了。”[19]
1885年7月24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做学术的科学态度，特别是对青年考茨基的不严谨态度进行了批评，认为大家都应该向马克思学习。他写道：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做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种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在行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学工作，他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20]
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谈到马克思对科学工作的严谨态度，写道：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21]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作了总结，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两大发现。在写于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明确谈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及其意义：
“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2]
1877年6月，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再次提到了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23]
最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又一次强调：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4]
在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中，恩格斯首先强调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和揭示历史规律的意义。1885年2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撰写的第三版序言中写道：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25]
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谈到了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后对这个理论的成功运用。他写道：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26]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7]
恩格斯同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认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28]
恩格斯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1859年8月，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写道：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29]
1868年3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写道：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30] “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31]
恩格斯撰写的《资本论》第1卷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32]
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后面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也一再发出感叹并作出高度评价。1883年5月22日，在谈到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续卷时说：
“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33]
1885年6月3日，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道：
“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34]
1885年3月8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写道：
“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35]“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36]
1895年3月12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
“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37]
恩格斯不仅强调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同时也多次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贡献。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38]。还说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中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39]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在强调了两大发现后指出：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40]
恩格斯曾谈到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他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41]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42]
恩格斯还强调了马克思将以往的“财产公有”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1895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写道：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43]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而且这二者是有机融合而不可分割的。因而恩格斯不仅高度评价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同时高度评价甚至更加注重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在讲了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后说：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44]
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理论和策略对指导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884年11月8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45]1888年1月4日，恩格斯在致罗马尼亚政论家若安•纳杰日杰的信中写道：
“我很高兴地看到，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个理论把欧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战斗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大陆的无产者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所作的努力，定将获得圆满的成功。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多么好啊！”[46]
恩格斯还生动地记述过一次马克思对工人的现场指导，即马克思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导言的情形。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
“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形式或集体形式；个体占有形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排斥，而且将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的占有形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47]
与此相对照，恩格斯批评了工人运动中的某些理论家的态度和做法。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
“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 [48]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赢得了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1881年10月25日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
“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49]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具有天才地把握时局的能力。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
“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50]
1891年3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认为，这部著作
“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51]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第一流的革命领袖。他晚年在回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写道：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52]
恩格斯还谈到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创办革命报纸所发挥的作用。他写道：
“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53]
“编辑部的制度是完全由马克思一人决断。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型日报，如果采用别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且对我们来说，由马克思一人决断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54]
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的功绩，认为这是马克思革命活动的“顶峰”。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最后指出：
“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55] 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写道：“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56]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个人的历史就是党的历史。1873年2月下半月，恩格斯在致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的信（草稿）中写道：
“我接受您的关于撰写卡尔•马克思传略的建议，这个传略同时也是1848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和1852年以后社会党的简史。”
“从这个角度撰写的一个人的传记会变成一个无疑以马克思为其最高体现的党的历史，这也会引起法国民主派的极大兴趣。正是这种考虑促使我放下我的工作，致力于这一著作，要写好这样一部同它的主题相称的著作，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进行研究。”[57]
这份草稿虽然系由保尔•拉法格起草，但显然也是以恩格斯的意见为依据并为恩格斯所认可的，因而也代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1883年5月22日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谈到写马克思传记的问题，写道：
“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存下来了，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另外，这部传记也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58]
把马克思的活动史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缩影，这是对马克思革命活动的最高评价，而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正确的。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他之所以作出这些评价，有时是出于情不自禁的佩服和赞叹，而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特别是在各种误解甚至污蔑面前捍卫马克思的伟大形象。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最有资格对马克思作出公正的评价。历史充分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是最正确、最中肯，也最经典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具有突出的特色。他的评价是那样大气，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给人以极为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他的评价是那样真实、准确和恰切，对社会公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的评价又是那样富于真挚的感情，体现着对马克思的敬仰和热爱，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令人十分感动。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杰出贡献，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全面而深刻的评价，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的评价高度一致。它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对马克思的总体评价：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59]
特别是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伟大一生的评价：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60]
“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61]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50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7、55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100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1-57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38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1-64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21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2、72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66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1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53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52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46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509页
[5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单行本，第1页
[6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单行本，第3-5页
[6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单行本，第1-2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转载自“《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四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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