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从《新生》事件看民国时期的法治环境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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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夫:从《新生》事件看民国时期的法治环境
2020-06-24
现在社会上有种论调:认为国民党当政的1927-1937年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 真是这样吗?我们且以1935年发生的全国震惊、中外哗然的 “《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为例,来剖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生态,看看民国时期真实的法治环境。《新生》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笔者曾经采访过当事人、《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先生的女儿杜颖,她披露了这一事件的一些史实,现公诸于众,以还历史的真面目。《新生》周刊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由杜重远主编,艾寒松助编。杜重远(1898-1944),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筹办《生活日报》、《新生》周刊,鼓动民众抗日救国。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 1944年遭军阀盛世才杀害。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称其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继承邹韬奋《生活》周刊的精神,以求中华民族新生为目标,宣传民主进步与抗日救国。周刊着重刊载政治、时事、学术等方面的政论和杂感,尤其是周刊中辟有杂感小品专栏“老实话”,更以抨击时弊,呼号抗日为己任,洋溢着悲愤激越的爱国之情,很受读者欢迎,在《新生》周刊上,鲁迅曾发表过《中国语文的新生)等杂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中收有杜重远的13篇杂文,其中10篇发表于《新生》。因此,《新生》周刊是当时有影响的进步期刊,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的刊物之一。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15期发表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发表的一篇杂文《闲话皇帝》。《闲话皇帝》1000来字,共分五段。由于是杂文小品,故内容是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第一段是从刘邦当年看到南巡的秦始皇“声势威赫、臣仆如云”的情景,不禁脱口而出“大丈夫也当如是耶”谈起,论证皇帝的威严。第二段是举例说明,皇帝虽严威但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倒霉的皇帝”。第三段是议论当今时代皇帝已有名无实,大都已成傀儡。第四段,以南斯拉夫和暹逻国王为例,进一步说明皇帝是傀儡。第五段点出满州国伪皇帝溥仪是傀儡的傀儡。文章名为《闲话皇帝》,确实写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谈古论今,洒脱有致,融叙事、议论于一体,寓事理于古今知识之中,是篇好杂文。尤其是第三段更为精辟,当论及现在皇帝已成傀儡时,信笔写到日本天皇:
就我知道的,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也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本着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若他不是做着皇帝,岂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失‘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部分人的罪恶。
“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做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自然益加感到做皇帝的悲哀,如同过去所有的末路皇帝一样吧了。”
活在当下的现代人可能想不到,就是这么一篇杂文小品,就是这么一段闲话“天皇”的文字,却为《新生》杂志招来了飞来横祸,使文坛上笼罩着一片压城乌云。先由日本帝国主义发难。这期《新生》出版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耸人听闻地用头版头条报道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嗾使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闹事。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石射猪太郎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这位猪太郎气势汹汹地提出六点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该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五、保障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六、保留提出其他要求。这些本是充满霸凌主义的无理要求,若真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法治国家,完全可以严词拒绝,可当时的南京政府竟屈从压力,一一允诺。还旋即立案查办,速度是惊人的,不出几日,调查就有了眉目,认为日方所告“属实”。于是训令上海市政府派要员向日方道歉;以“失责”为由,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取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革掉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的职务;派人查封《新生》周刊。6月10日,南京政府还亲自出面,向日方“谢罪”,更有甚者,为表明心迹,竟颁布“敦睦友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邦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请注意,为“敦睦友邦”,这里还推出了一项新罪名:“妨害邦交罪”。7月7日,事态发展到了高潮,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新生》主编杜重远,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合发出媚外的命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不出三天,杜重远被判徒刑1年零2个月,立即执行,被解至地处上海漕河泾的江苏第二监狱关押。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有家报纸上也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拖着一架大炮,大炮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以此来讽刺日本表面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这幅漫画也引起了日本的抗议,但美国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理会。漫画的作者还发表声明,说自己只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个人有发表言论的权利。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此事与《新生》周刊一案异曲同工,结局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明国民党当局软弱无能、媚日屈从,哪有什么法治、清明?《新生》事件引起了进步文化界的关注和抗议,在党领导的“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成立了“新生读者会”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后援会”,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进步文化界联合发表《为新生事件告全国同胞书》。以后,许多外国报纸也争相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新生》事件发生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在自己的著作中,有5-6次曾经提到此事。他在写于1935年12月31日深夜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闭,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的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内压制,对外妥协的丑恶行径。这里有一点要作说明,鲁迅文章中提到“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据我从杜重远女儿杜颖处采访得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刊登《闲话皇帝》的这期《新生》全部文稿,是经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发给了审查证的,审查证字第1536号。该年7月1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预审开庭前,国民党要员多次“面恳”杜重远出庭,并关照他切勿说出该期文稿已经审查,请他“体念时艰,出面担责”,一再保证,绝不判刑,最多罚款了事;而且该项罚款,“也由党部负责”云云,这就是“政治清明”的国民政府作派!当时杜重远为了保护作者艾寒松,让其安全离沪,假意同意了这一要求。到预审开庭,杜不顾威逼利诱,当堂把真相都抖露了出来,严正指出:一、新生周刊是依法登记的刊物,每期文稿都经审查批准,所以作者、编者不能负责;二、《闲话皇帝》一文,纯属学术性探讨各国政治历史的小品文字,并无违法之处;三、作者对日本天皇,本无恩怨,本刊反对的乃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与日本天皇并无仇怨,我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的情形我完全了解,我在日本有老师有朋友,我决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果,法庭满座哗然,法官瞠目结舌,无词以对,只得匆匆结束审讯,退入内室“集议量刑”,而那位日本领事猪太郎居然派员蛮横地闯入内室加于监视。这哪里还有主权国家的尊严?哪里还有什么法律的严明?正是在日方的压力下,众法官那敢坚持真理,以法办案?结果是草草议定,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责问:“爱国何罪?” “中国法律何在?”法官随即宣布休庭,溜之大吉。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媚外投降的面目,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时期罔顾法纪、冤狱遍地的面目。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受屈被监禁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事隔几月之后,为何鲁迅会说“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因为国民党当局由《新生》事件后,吸收教训,加强了书报杂志的审查,不顾事实,统一以原定口径昭告天下。查当时的《中央日报》就是这样报道的,以致以讹相传,误导了民众。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当政的1927-1937年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可我们从《新生》事件中,看到的分明是政治黑暗、文化专制的昏庸十年,是一个列强横行霸道,人民惨遭欺凌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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