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与悼念丨有林：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

【编者按】据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求是杂志社离休干部、原总编辑有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10日12时07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1岁。有林同志生前著有《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合著有《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原则问题》等著作，刊发并被知网收录的论文有60余篇，为丰富、发展政治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特刊发有林同志生前代表性论文以示追思与悼念。

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

有 林

彭真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毛泽东同志讲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只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党内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这个话,毛泽东同志不只讲过一次，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即是思想方法，又是工作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理论联系实际认识的途径。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也好，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也好，其推行者从思想原因来说，都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因而是既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也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也就谈不上二者的结合。把这种错误认识付诸实践，给党造成严重的危害，几乎葬送了革命事业，也就成为必然的了。与此完全相反，毛泽东同志坚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指导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要客观，不要主观

客观地看问题，首先是承认外界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客观的。就像恩格斯批评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时所说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2]这就与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所坚持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在肯定费尔巴哈在宣传唯物主义方面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批评了他抛弃了辩证法，其唯物主义其实是主观的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明确地认定，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人们在认识、利用和改造客观事物中，是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总之，主观和客观是相互联系的，但其基础是客观而不是主观。如果二者易位，那就是主观主义。

毛泽东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斗争后就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1929年12月，他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如何解决呢？他概括为三条：第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第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3]毛泽东同志写的这个决议，总结了红军建立后两年多的经验，使红军第四军乃至整个红军，肃清了包括主观主义在内的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不仅对军队，对全党同样重要。

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为了进一步批评以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教条主义，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文中发人深省地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査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査，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在这篇文章中，还首次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这里所说的本本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教条主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9月10日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还提出设立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决议。实际上作岀了整风的准备。[5]

以反对主观主义为最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是于1942年春开始的。上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这年二月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他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对中国情况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就是把理论当作教条、为理论而理论的错误态度。指出正确的态度应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他还赋予古语以新意，引用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6]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又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并明确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

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首要的是看问题要客观而不要主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他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8]党内曾经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脱离中国的实际，凭主观设想或者照搬别国经验。有时，他们也听到和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但却不作全面的分析,.不找出本质，据此作出的决策当然不可能是正确的。

经过整风，全党的认识大为提高，并在思想统一的前提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要全面，不要片面

全面地看问题，正是辩证法的要求。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9]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也概括地指出什么是片面性，并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举例加以论证。

他说：“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10]

以上仅是举例，其实任何事物无不如此。毛泽东同志自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在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活动中都力求以全面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而且基本上做到了。正因如此，才能领导党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这里仅就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重要问题谈点学习体会。

政治同经济、同技术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1]又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2]

列宁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作了简明的概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3]这就是说，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都要集中表现在政治上,因为政治是由经济基础产生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

列宁是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争论中作出上述概括的。当时的背景是随着粉碎国内外阶级敌z人的进攻，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提出工会必须改变军事化的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的民主；认定工会是一个教育组织，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则持相反的主张。因此争论的实质是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很明显，在当时这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如果继续采取强制的做法，工人的不满会进一步加剧，苏维埃政权就将面临垮台的危险。而在争论中，托洛斯基和布哈林还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并对立起来，把事情说成是他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列宁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列宁批驳他们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4]列宁的论述，既揭示了政治同经济的辩证关系，也澄清了把“占首位”理解为“工作的着重点”或“工作中心”的误解。

毛泽东同志继承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论述。他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毛泽东同志还对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条件下政治的内容作了分析。他指岀：“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15]

毛泽东同志这段论述，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至于当时和以后发生的失误，那不是由于这段论述引起，而正是偏离了这段论述。

保持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必要的比例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保持必要的比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马克思还把这种必要性，称为“自然规律”。[16]但是，如何做到既不违反“自然规律”又符合自己的国情，来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也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艰辛的探索。

他正确地认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并针对着苏联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他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7]后来，他在同去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协作区主任委员和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时提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 ......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综合平衡包括：“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他赞成陈云同志提出的“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说“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并且提出是否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18]

同时他还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尽管这些经验提出后不仅没有得到贯彻，而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但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同志最早发现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并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使已经总结起的经验得到贯彻和发展。这些经验现在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

现象是事物外在的、不稳固的方面，是人们靠触角、听说、视觉就可以感知的，而本质则是事物的内在的、稳固的方面，是隐藏于感觉之外的，它同规律是同一类的概念。用列宁的话来说，“规律和本质是表现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19]

本来，一切事物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许多论著都举出以下的例子：我们直接进行观察时，好像太阳是围绕着地球旋转，而实际上却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根笔直的玻璃管插入水中，我们看到的现象似乎是曲折的，实际上它是笔直的。在社会中，这类现象就更多了。例如受资本家雇佣的工人的工资，表面上看似乎是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实际上只不过是工人一部分劳动的报酬，而劳动的其余部分则成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由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萨伊提出的“资本一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已被其后所有的庸俗经济学所承袭。马克思批判庸俗经济学时说，他们完全不像威廉·配第以来的古典经济学那样，“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20]上边举的例子都是假象，和真相（尽管真相也是现象）不同，是对本质歪曲和颠倒的表现，“可以说是本质的否定的本性”。[21]

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对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后说：“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提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2]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上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指出，认识事物的现象即事物的片面的外部的联系，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而抓住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全体和内部联系，属于认识的理性阶段。他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23]

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最先开始通过调查研究并结合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进行客观、全面、本质分析，组织并领导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们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并决定实行独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攻占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全面、本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程，并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这同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阐述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对小农决不能进行剥夺，而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24]列宁在领导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期讲过：“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接着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25]后来斯大林实行农业集体化，集体农庄耕种的土地早已宣布归国家所有，使用的农业机械也是属于国家的，而国家对农庄管的又太宽、太严，再加上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又压得很低，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中国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则保持了农业生产连续七年增长和农民生活逐步改善。从1952年到1956年，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从484亿元增加到583亿元，增长20.5%,平均每年增长5.1%。全国农民消费水平以1952年为100,1956年则为115,增长15%，平均每年增长3.75%。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赎买形式加以改造。而在俄国列宁推出采取“租让制”、“租供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多大的成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仍然致力于客观、全面、本质地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同志说：“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z化z大z革z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26]

旧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是深受帝国主义欺凌、掠夺的国家，是人民倍受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压榨的国家，是广大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国家，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从1840年起中国人民就同国内外敌z人进行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自觉地把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现阶段的根本任务。但是，斗争走的是曲折的道路。只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才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终于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军费支出占很大比重(1950-1952年3年中，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8.19%、45.64%、32.29%)的情况下，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但是原来的经济就很落后，恢复当然改变不了这种状况。看看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清楚了。1952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低于日本和印度，只相当于美国的7.3%，英国的14.6%，苏联的18.9%；发电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6%，苏联的6.2%，加拿大的11%，英国的9.7%，法国的17.9%，日本的14.1%；钢的产量目相当于美国的1.59%，苏联的3.9%，英国的8.1%，联邦德国的8.5%，日本的19.3%。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在旧中国遗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纱的产量1980年比1952年增长3.5倍；布增长2.5倍；原煤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原油增长240倍；钢增长26.5倍。原煤产量跃'居世界第3位，原油产量跃居世界第6位。许多工业部门，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工业，飞机工业，以致新兴的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等也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农业生产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全国粮食产量1980年比1952年增长95%,棉花产量增长一倍多。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1980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比1957年增长一倍。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剔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增长31.2%。随着城乡人民收入的增加，全国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实际增长一倍。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和医疗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而这又是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为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同志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继承党的传统时，用了很大篇幅讲反对主观主义。他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他说：“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伤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27]

在探索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理论和物质成就，但也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脱离实际的严重失误。毛泽东同志最早发现并下大力气加以纠正。1961年1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时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査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他提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名言，指出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28]他不仅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这样做，而且身体力行。经过调查研究，他更清楚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很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9]他还提出，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说得太早。

探索中为什么会发生失误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同长征、艾地谈话中所说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30]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同志是坚持了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因此，在他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期间也发生过几次失误，包括“大跃进”和“文z化z大z革z命”那样严重的失误。发生失误当然是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但是，纵观全局，正确的认识是主流，在正确认识的推导下所获得成绩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失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以及由他们领导全国人民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应当客观、全面、本质地看，而不应本末倒置，“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甚至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我们正在学习十八大文件，请看十八大报告怎么说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z国z特z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如对此，我们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参考资料：

[1]1981年5月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3]《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5、111-112页。

[5]《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5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801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14页。

[9]《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11]《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12]《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13]《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07页。

[14]《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408页。

[15]《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352页。

[16]《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17]《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18]《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0页。

[19]《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20]《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1]参见华岗：《规律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2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页。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68页。

[26]《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7]《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31]《求是》2012年第22期。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原刊于《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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