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工作
1952年和1955年进行的干部评级与评衔工作，是实施军衔制的两个重要“铺垫”。许光达、徐立清等高级将领主动让衔一时转为佳话；但也有个别将领争衔，毛泽东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一、1952年评定军队干部级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军队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先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1950年9月成立了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总干部管理部（简称总干部部），隶属于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并列为当时军委四总部。中央军委任命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总干部部首任部长，并调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赖传珠为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徐立清为第二副部长。总干部部下设5个处，其中有掌管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衔奖励处。同年10月底，军衔奖励处调整为军衔奖励抚保处。1951年底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总干部部编设5个局，军衔奖励抚保处调整为军衔奖励局和抚恤保健局。1952年8月，经中央军批准，总干部部所属局改称部，军衔奖励局再次调整为军衔奖励部，曹广化任副部长（缺部长，后曹任部长）。
这一时期，军队高级领导人以多次谈到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1950年9月13日，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在朝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七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提到：“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是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彭德怀所说的“官阶制度”就是军衔制度，“采取过渡办法”，就是先评定级别。
邓小平在1951年西南军区干部工作会议上也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一个很老的不能做什么工作的团长，是个上校阶级，他可以拿上校薪水，不做事，他也会没有意见，这样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好。”短短几十个字，就把军衔与职务、资历、待遇的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为了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1950年11月17日至24日，总干部管理部成立刚刚两个多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全军干部的评级问题。会议确定，我军干部先评定排连营团等军队级别。经会议讨论修改的《干部评级工作指示》草案，呈请毛主席审批。毛泽东委托中革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处理。
1951年2月9日，刘少奇批示：“在你们的评级指示上，用‘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等，似不如用将校尉还来得简单些。”
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规定凡人民解放军所属陆、海、空军各兵种，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全体干部均进行评定；凡任职三年的班长，及具有五年军龄之警卫员、通讯员、电话员、侦察员、卫生员、驾驶员、老战士等均可参加评级。指出，干部评级是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其目的：①通过评级，进行一次带普遍性地、有组织地了解与考核干部，从思想上教育干部正确认识自己，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纠正错误，鼓励上进。②便于有计划地提拔干部与调整使用干部。③相对统一地确定干部等级，尤其对机关、学校、技术等各种干部的待遇问题，可以求得合理解决，以适应今后机关学校及各兵种之建设要求。④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指示》规定了评级标准：应以德才资的标准衡量干部现任职务，来确定其等级。评级时，对德才资三者之互相关系，应以德、才为主，资为次，但又必须互相结合，反映出一个干部的全貌与本质。
《指示》中还确定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掌握原则，如对资深干部应区别三种情况处理：①资深，德才均好，但过去因客观条件或身体情况限制，发展较慢者，应适当照顾；②资深，对革命忠心耿耿，但能力稍弱者，亦应适当照顾；③资格虽老，但一贯工作搞不好，则不应照顾。妇女干部评级与一般干部同，但其因受生理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评级时应给以适当照顾。技术干部评级与一般干部标准相同，为其才之内容应以掌握技术为主，组织上为照顾技术干部而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不等于级别待遇，评级时不可与此混淆。新参军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一年半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作半年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可参加评级。
并确定全军干部的评级工作于当年完成。后因中共中央提出整党任务，为了使评级工作在思想、组织上作充分的准备，中央军委又决定1951年进行试评，取得经验，1952年结合整党进行。
中央军委《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下达后，经华北、华东、西南、西北军区若干单位试评和中南军区全面评定后，1952年4月根据总干部部指示，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全面展开，并于当年基本结束，正式建立了我军干部的等级制度。通过这次评级，使全军各地区、各部队之间的干部级别取得了大体一致，即连排级干部在师、团范围内，营级干部在军、省军区范围内，师团级干部在大军区和军兵种范围内，军以上干部在全军范围内，取得相对平衡，从而为下一步实施军衔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被评为元帅者，多数定为大军区级，少数为军委副主席级；后来被评为大将者，多数被定为军委委员级，少数为正兵团级。
二、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
评级工作刚刚结束，1952年冬有关部门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
1952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例会，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4年1月，实行三大制度，即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后来又加上勋章奖章制度，称四大制度）。彭德怀解释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几天之后，彭德怀就召集了实行四大制度的准备工作会议。经过讨论和准备，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的需要，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也是激励官兵上进心和荣誉感的需要，逐渐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军衔制势在必行。
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向毛主席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最近邀请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卡苏林等，对实行军衔制度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拟制了初步计划，先报请军委审批。
中央军委曾计划于1953年7月在全军实行军衔制。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应在上半年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
1953年1月20日，总干部部根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对军衔鉴定的内容及基本要求，军衔鉴定工作的领导与方法，作了规定与要求。此后，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一）组织领导与业务分工
1953年2月17日，为加强四大制度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兵役法委员会、薪金委员会、勋章条例委员会，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黄克诚（第三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第四副总参谋长）、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劲光（海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赖传珠（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苏静（军委军务部部长）、孔石泉（总政干部部第二副部长）11人组成军衔实施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聂荣臻还兼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识别符号的研究审定。3月7日，在军衔实施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军衔审查研究组，负责军衔制度的具体工作，以曹广化（总干部部军衔奖励部副部长）、王宗槐（总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孔石泉、袁子钦（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王文轩（总干部部特种兵干部任免部副部长）等九同志组成，曹广化任组长，孔石泉为副组长。
1953年2月22日，总政治部、总干部部作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明确总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在军衔准备工作中的任务分工：
总干部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督促各级干部部门审查干部档案，为军衔鉴定提供材料；对军衔审查工作做充分准备；收集与研究目前干部等级中存在的某些悬殊情况，以便在评衔时提出意见；召开一次全军干部部长会议，研究布置评衔与动员工作；负责起草军官服役条例。
军务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制定各兵种的肩章、标章、识别符号的图样、式样；拟定所有职务的军衔等级（即编制军衔）；规定无军籍之雇员职务；对士兵的军衔问题进行研究，做必要的准备。
总政治部：除总政干部部协同总干部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外，并参加军务部、总后研究与制定编制军衔、职务与军衔薪金等工作；宣传部拟制军衔动员教育材料；对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动员教育工作指示。
总后方勤务部：负责召集有关部门，主持研究与制定职务与军衔薪金标准及各种待遇问题；研究实行军衔制后的军装式样；根据规定制作肩章、符号。
《规定》中对各级领导机关提出要求：全军各级应将军衔实施准备工作列为一定时间的中心工作，召开各种会议，传达布置评衔工作，并对全体干部进行动员教育。各级首长和党委，除指导与督促干部机关抓紧整理、审查干部档案外，并应集中十天时间，亲自动手对下级干部作出军衔鉴定。再以十天时间按级分工评定军衔，填写《军衔呈请书》，逐级上报。
1953年3月22日，总干部部、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对军衔鉴定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军衔鉴定工作又作了若干具体的补充规定。同年4月、9月、10月，总干部部又对鉴定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军衔延期后评定后军衔鉴定应注意的问题等，先后发过若干个文件。
后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决定授衔授勋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进行。1953年底1954年初，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解放军百余名高级将领与会。历时55天的会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规划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蓝图，并确定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4年初，总干部部提出了当年干部工作要点之一，是在考核干部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评定军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准备工作。
（二）立法定制
在1955年正式授衔以前，制定颁发有关的法律规范文件多种。
195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后来将其主要内容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作为该条例第二章“军衔和肩章符号”，1955年2月8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而正式立法。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
1955年5月20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规定了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军衔。
在1955年7月3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四章、军官的现役和预备役”中，通过立法形式对中将至少尉各级军官的服役年龄作出规定。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等决定。并讨论和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服装制式和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勤务符号的样式，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在全军实行。
（三）人员清理
在实施军衔的准备过程中，人员清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当时我军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和薪金制，没有严格的定员定额和正规编制，军官与军士之间有些职务没有明确划分，人员组织和成分构成比较复杂。据统计，在实施军衔制前夕，全军军事、行政和技术干部中担任非军官职务的有23万余人，在非队列单位工作的干部和非正式干部有15万人，还有一批待处理的妇女干部、解放战争中的起义军官，以及肃反中发现有各种严重政治问题的人。这些人将近干部总数的一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宜授予军衔。因此，对这部分人必须进行清理，作妥善安排和一定的处理。
1954年12月17日至29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彭德怀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其中专门讲了实行军衔制度前清理人员问题。“实行三大制度时，有许多干部需要复员转业，有许多干部则需要转为职员工资制，而他们在军队又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均有各种不同的贡献，他们对这项改革发生某些抵触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为着国家和军事建设的利益，为着这些同志的长远利益又必须这样办。因此，对这些同志要进行更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并且对这些同志在物质上和荣誉上要作适当的关怀和照顾，使之愉快地服从整体利益，而按照规定的处理原则执行。特别对复员转业的妇女干部应更多地加以照顾，因为她们的转业比男同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机关应特别重视负责妥善处理，对这个问题颁布了专门决定是完全应该的。
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第六号内的九项规定和决定，其中：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军队中子女小学托儿所人员处理和儿童缴费问题的规定，关于处理属于军队领导的军事工厂中军队干部的规定，关于处理尚在军队中牺牲和病故干部家属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薪金制后对留学生待遇问题的规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即按照执行。”
1955年上半年，国防部相继发出《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处理现任非军官职务的正排级以上人员的规定》、《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关于留用和处理超龄军官的规定》，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审查干部工作中对几种人员处理的原则规定》，要求在评授衔之前对下列人员进行调整和处理。
当时对妇女干部的处理反响最大。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几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4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授衔的只有4665人，约占11％。
按规定当时的女兵一般不参加授衔，大都作复员处理。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当时是西南军区（1955年5月改建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一名女兵。周围许多不甘落后的女兵说，如果贺司令员的女儿参加授衔，我们也要求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决定让女儿离开部队，去成都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于是，刚刚穿上军装不久的贺捷生挥泪告别了军营。不久母亲蹇先任调到北京工作，贺捷生便转到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北京110中前身)学习。1958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后，贺捷生重返军队，并于90年代被授予少将军衔，这都是后话了。
到1955年授衔前，需要调整清理的近40万人基本上调整处理完毕。
三、1955年全军干部评定军衔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工作，军衔的拟制准备进入了关键阶段——评定军衔。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并规定了评定军衔的范围和标准。
据了解，这个评衔标准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正军、正师、正团、正营这几级，分别比外军低一到两级。1955—1965年期间，我军实际授予的军衔基本上是按这个标准掌握的。我军评衔标准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1953年8月，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彼特鲁塞夫斯基中将在总干部部顾问卡苏林少将陪同下，到总干部部了解军衔制准备情况。彼特鲁塞夫斯基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特别强调，根据苏军的经验，首次授予军衔时，一般应压低一两级。
据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调查，在准备授予中校军衔的60名干部中（绝大部分为正团级，个别为副团级），对所评军衔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完全满意的，只有3人，占5％。他们说自己“贡献不大，能力不强，党和上级已十分照顾。”第二类是表示同意，但内心还不完全愉快的，有48人，占85％。这类人有的想提意见，但因不大了解全面情况，“没有理由，很难张口。”第三类是有意见，而且已公开表示出来的，有6人，占10％。第四类是公开发牢骚表示不满者，有3人，占5％。这类人怀疑上级看不起自己，要求转业或退役。可以看出，95％的人对评衔结果不是完全满意。
《指示》中对于大军区以上级别的军衔评定未作出规定。
元帅军衔的评授条件非常高，1955年2月8日通过的《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早在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段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
从后来评授的结果看，评授元帅的主要依据不是级别，而是职务。当时中央军委（1954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成员共12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等11人为委员。1955年评衔时，中央决定军委主席为大元帅，军委委员为元帅。
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和宋任穷等三位副部长，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命，给周恩来总理并刘少奇委员长正式报告称：“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问题，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一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特呈请国务院转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理授予军衔的法律手续。9月16日，周总理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十人以元帅军衔，名单中少了邓小平。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授予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大将军衔的授予标准，未见到文字规定，但从实际授予的人员看，多数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也有个别正兵团级的。
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
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红军时期师级干部，抗战时期旅级干部（军级），解放战争时期兵团级干部，一般可评上将，自己前两项符合，但后一项不符合，因为解放战争中自己一直是军级干部，而且当时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同学们之间谁都不去打听自己的军衔问题，直到授衔期邻近，才知道自己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
中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人员，实际授予中将军衔的人员中有一名正兵团级和部分正军级者。
少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人员，也有部分正军级和战功卓著的正师级者。
评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当时评衔的依据首先是干部的级别，其次是资历和功绩。如一些将领因参加革命工作或参加革命军队较晚，在评衔时就比相同级别将领军衔略低。有些将领因特殊贡献，在评衔时适当放宽条件。据说军委总干部部本拟授皮定均为少将，授衔名单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处，当毛看到皮定均的名字时，提笔批下“皮有功，少晋中。”又为：“定均有功，由少进中。”皮定均去世后，夫人张烽在80年代曾向总政询问过此事，说当年大家都这样说，如果确实，希望看到毛的批示手迹。最后有关部门回答：经查证此话是毛当时口说的，未留文字记录。这一传说流传甚广，但无独有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百战将星——韩先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55年下半年实行军衔制时，组织上从韩先楚的职务和资历考虑，以评中将军衔的意见上报的。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批示：‘韩有功，中晋上’。所以命令公布时，韩先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根据毛主席的文采，这两个传闻至少有一个不可信。
除此之外，对高级将领评衔还有个平衡问题。
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
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为了消除山头。1973年一次军委办公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时，拉着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手笑着说：“陈士榘同志，假如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的哩，都是井冈山的嘛。”毛泽东又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王宗槐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我刚到总政不久，在一次部务会上听罗荣桓主任说过：我们的干部工作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这要从总政做起。他说，从红军来讲，要照顾到几个方面军；从抗日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来讲，要照顾到各个军区和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各个军区和野战军，都有不同的经验和工作作风，各方面的干部在起工作，可以广泛交流经验，便于从各个方面了解熟悉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建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负责组建总政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时，建议由原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同志任总政副主任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后来，总政机关各部门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和其他干部的配备，也是根据罗主任讲的原则，从各野战军选调来的。‘五湖四海’的选配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我军的大团结，显示了政治领率机关的高度党性原则，为全军做出了榜样。”可见，当时还是很注意平衡各山头间关系的。
元帅和大将最后评定的结果，各时期的主要山头，至少都有元帅和大将各一人，这不是偶然的。
土地革命时期：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
红二方面军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
红四方面军元帅徐向前，大将王树声；
红十五军团大将徐海东。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一一五师元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大将徐海东、黄克诚；
八路军一二Ｏ师元帅贺龙，大将许光达；
八路军一二九师元帅刘伯承、徐向前，大将陈赓、王树声；
新四军元帅陈毅，大将张云逸、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后从八路军一一五师调入。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元帅彭德怀，大将许光达；
第二野战军元帅刘伯承，大将陈赓；
第三野战军元帅陈毅，大将粟裕、张云逸；
第四野战军元帅林彪、罗荣桓，大将谭政、黄克诚、萧劲光；
华北野战军元帅聂荣臻、徐向前，大将罗瑞卿。
有人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已到地方工作的就不评衔了，所以邓小平、李先念等已在政府任职的原高级将领就没有评衔。但贺龙和陈毅也在北京任副总理，贺龙还是国家体委主任，为什么也评衔了？这恐怕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贺龙、陈毅的政府职务是兼职，主要精力还是在军队；第二，贺龙、陈毅长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是军内“老总”级的旗帜性人物。如果贺龙不授衔，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Ｏ师就没有元帅了；同样，如果陈毅不授衔，新四军和三野也没元帅了。
1955年9月11日，在最后确定元帅名单之前，周恩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他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可见，元帅和大将的评定，资历和功绩起着主要作用，但“平衡”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实，不仅是元帅和大将，评上将军衔也有平衡问题。
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位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于是，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为上将，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中央军委还命令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副政委。
评定军衔工作从1955年2月份展开，到当年9月份才基本完成。据主持过防空军评衔工作的龙道权少将回忆：“（1952年）2月下旬，防空部队党委根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制定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实施计划》，开始组织力量进行这项工作。我到政治部的时候（1955年5月），这项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由于国庆节以前就要授衔，而且评定军衔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这时已提出来了，所以七八月份工作特别紧张。有时为了一名干部的评衔问题，需要反复调查，多次讨论，才能统一认识。我一面熟悉情况，一面和大家认真研究，到8月底才基本完成任务。整个防空军评定军官军衔的有2万多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3人，少将25人，校官904人，尉官23430人。”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和当时干部任免权限，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人员，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并随时向军委请示。对于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政干部部部长萧华、总政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还带着总干部部拟制的名单和几个方案，分别拜访每位“老总”，一起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对于一些有争议人员的军衔，也都一一仔细研究，然后定案。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赖传珠在1955年3月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说：“现在中央军委正在排上将以上干部的名单，总政、总干也准备在中央军委排好上将以上名单后再排中将、少将的名单。各部队现在可先按评衔条件去排大校以下干部的名单，以后再根据军委审定的少将以上干部的名单来衡量和修正之。尉官军衔宽严的掌握，主要在大军区，我们拟着各大军区在6月份中选送各级尉官的典型材料到总政、总干来共同研究一下，使尉官军衔宽严水平的掌握，尽可能在全军中也能求得相对统一。”
经过几个月细致、缜密的工作，授予军职以上干部军衔的名单终于全部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至1955年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
四、高风亮节——让衔的佳话
应该说，1952年的评级和1955年的评衔，无论是从军队正规化建设还是军人自身利益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但由于军衔有外在标志，比军队等级更加明朗化，当时军队干部似乎对军衔更在意，因此才有了许多让衔和争衔的故事。
在1955年的评衔过程中，一些高级将领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一时传为佳话。
中央决定对于在革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们，授予高级军衔和勋章，以示表彰。当时，元帅的评授条件相当高：“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评定高级军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除了后来被授予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外，被评为元帅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被评为大将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人。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中居功至伟，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这也是众望所归。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任中央军委书记。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和训练、整顿。长征中，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长期担任此职到1954年。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同时直接领导彭德怀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并指导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早年从事工运活动。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战初期，领导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 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1929年12月领导发动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1933年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后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三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等方面功勋彪炳，授予元帅衔当之无愧。
李先念，1927年参加领导了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 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 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兼任内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４月率第七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建国初期，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邓子恢，1928年7月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十二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的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1948年5 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加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军第五十七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四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授予大将衔，理所当然。
但是，当时他们都已离开军队，在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负责授衔工作的彭德怀、罗荣恒和宋任穷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军衔评定方案和进展情况。彭德怀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但也有些人有攀比思想，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和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过细的思想工作。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毛泽东听完评衔工作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向了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要军衔的事，对高级将领们触动很大。
授衔之前，时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听说这次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十分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
除了当面向贺龙同志提出降衔要求外，许光达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洪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元帅说。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其实，在我军首批将军中，像许光达这样申明大义、主动让衔的何止一位。早在红军时期就功勋卓著、威震敌胆徐海东将军，这次也被评为大将。正式授衔前，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深感不安，他觉得自己1940年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直到现在，几乎都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于己实在受之有愧。正巧这时周恩来总理来到大连，专门去看望徐海东。徐海东一见到周总理就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红色将领，爱他的军事才能、指挥艺术，爱他的光明磊落、赤胆忠心。面对这个可亲可敬的老兵，总理不由得紧紧握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恰当！”
当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将军，在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早在1952年评级时，徐立清就曾主动提出降低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当时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在这次授衔评定工作中，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人员名单中有自己时，多次给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的具体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由，请求不要授予上将军衔。
是资历不够吗？徐立清担任过兵团政委，正兵团级，现在又担任总部领导。按当时评衔的的规定，正兵团级一般可评上将，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然而，作为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个中将为好，这样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徐立清还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占比例过高，要与其它“山头”拉平。于是徐立清就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地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
毛泽东主席对徐立清主动让衔的精神十分赞赏，亲自批准他为中将军衔，行政五级。后来授衔时，徐立清在175名中将中排在首位。
徐立清这种不为名、不为利、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彭德怀、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也都在不同的会议和场合赞扬徐立清同志是我党我军干部学习的榜样。粟裕、萧劲光、罗瑞卿、许光达等大将也号召部队的干部们向徐立清同志学习。一些中高级干部纷纷写信和发表文章，称徐立清是高风亮节，人生楷模。
多年之后，许多老同志仍对徐立清让军衔的事赞不绝口。洪学智、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刘志坚、王诚汉、向守志等老将军，高度赞扬徐立清同志这种崇高的品格，并说在遇到名利的时候都应该很好地向徐立清学习。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深有感触地说：“我当年听到徐立清不要上将军衔的消息，对我震动很大。心想，徐立清这个人不简单，全军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呢？惟有徐立清。过去一些老首长、老同志也曾提出过要求让衔的事，但最终还是按照条件授予他们应授的衔位。所以说，我佩服徐立清这种精神，敬仰他这种风格。因此，我处处以他为榜样，虚心地向他学习，接受了徐立清很多好的做法。在新疆工作期间，按照规定，我自己的工资每月增加几百元，我坚持不要这些增加的工资，拿它缴党费或支援有困难的同志。我常想，徐立清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共产党人不能处处先想自己如何，更重要的是不争名利，为人民多做点好事嘛！”
还有一些高级将领也提出了降衔的要求，如评衔前，孙毅将军给组织写信，郑重表示：“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宁低毋高，授我少将足矣。”后来，他被授予中将。有人看到一些资历与他差不多甚至低的同志授了上将，替他惋惜。他却说：“共产党员应该淡泊名利，要与别人比工作贡献，不与别人比职衔高低。”后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解放军出版社的《铁血战士谭友林》一书中提到，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后不久到北京开会，见到了罗荣桓元帅。罗帅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衔给授低了。凭你的资历、职务和同期的老战友相比授的是中将军衔。是我给拿下来的，这里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我们工作做的不够细致，下一步给你晋升。”随后，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八位将军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为谭友林恢复中将军衔。为解决此事，总政曾多次找谭友林谈话，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由此可见，谭友林“高风亮节，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服从组织。”
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的白志文被评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你们想想邓萍同志（红三军团参谋长，后牺牲，年不足三十），知足吧。”
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克明，红军时期任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师长，按其资历有可能授中将。但授衔之前，南京军区政委唐亮找邓克明谈话：“邓司令员，论你的战功，凭你的才干和资历，应该授你中将军衔。但因为现在你在省里......”没等唐亮讲完，邓克明便说：“唐政委，我是看牛伢子出身，今天能当上少将足够了，不是党的培养，我哪能有今天呢！”他在授衔结束回到南昌之后一再声称：“比唐天际，我的军衔算够高的了，战争年代死了多少人啊，他们命都没有了，我们还在讲什麽军衔高低？有良心吗？！”（注：唐天际，红军时期任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兵团副政委，时任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授中将衔）
沈阳军区公安军政委汤光恢授衔前在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一天，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对他说，关于评定军衔的事情，毛主席认为中将名单超过了200个，多了些，要我们做做工作，自愿地降下来。汤光恢当即表示，既然毛主席讲话了，我带头降下来。在他的带头下，班里其他学员也表示，既然老汤你带头降，我们也要求降。就这样高干文化班除汤光恢外，还有詹化雨、段焕竞、陈云开等6人自愿由中将降为少将。后来莫文骅对他们说，毛主席知道了很高兴，说：“我们的干部能上能下，看来我们的党大有希望。”
这次评衔，一些起义将领被评为上将、中将、少将。其中，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三人被评为上将。绥远起义将领、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被上将军衔后，认为定得太高，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转交毛泽东，信中说：“我注意到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三名起义将领，除了我之外，还有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和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再有就是与其他50多名上将相比，我都自愧不如，一个历史上的有罪之人，怎么能与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相比呢？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真让我无地自容啊！”
杨成武看了信后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给你授上将决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董其武对杨成武说：“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考虑都很深远，我是知道的。但我总觉得，接受了上将军衔，我的余生将会不安和愧疚。”杨成武对他说：“你的想法很好，但你要调整一下心态。你写的信我可以转交给毛主席，不过我想，毛主席是不会同意的。”
毛主席看完信后，果然未同意董保留中将的要求，要杨成武告诉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我还准备给他一级解放勋章呢！”
杨成武很快赶到董其武驻地，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董其武听完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他驱车找到傅作义，傅大喜，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毛主席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会把他称为活菩萨的！”董其武也发出肺腑之言：“是啊，毛主席就是我们人间的观世音哩！”董其武回到家里，还对妻子姚勤修说：“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在当时全军范围内，军长及起义将领授上衔，对他的待遇都开了特例。董其武当时深感不应要党特殊照顾，而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授衔翌年便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长沙起义将领、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说，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有人曾提议给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傅作义将军授上将衔。傅作义之所以没有评定上将，一是因为他起义后就不在军队工作，而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起义后都担任过兵团司令，当时也在军队任职；二是傅作义在国民党军队是上将，而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则是中将，董其武还是傅作义的部下。因此，如果给傅作义授上将，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对宜生先生不是光荣，而是委屈。傅作义本来就是行政四级，按照副总理待遇来的，评上上将也才五级。周恩来曾奉命对傅作义作出解释。
说起让衔，还应提到，有一些将领，已评完军衔，但在授衔前，因工作需要，调离军队，但他们二话不说，放弃了授衔的机会，奔赴新的岗位。如三大院校之一的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他担任新组建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并告知他已被评为上将，但不能等到授衔了。1958年，李聚奎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中将对调，重回军队，并授予上将军衔。又如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1955年6月，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分别找他谈话，告知他已评为中将军衔，同时中央已决定调他去石油工业部任副部长，因政府工作紧迫，就不授衔了，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同年9月，国务院正式命令周文龙的任职，此时，离将官授衔只差几天。23年后的1978年，周文龙调任总后勤部顾问，当时军队正处于两次军衔制之间的“无衔期”。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周文龙已经离休，再次与军衔擦肩而过。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飚、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都没有授予军衔。
应该说，对待评衔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争功也就是按照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下，最多发发牢骚。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主席当时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当然，从全军范围来看，这毕竟是极少数的。
编者父亲所在野战部队的第一副军长，是28年参军的老红军，少将军衔，对军长（起义将领，上将军衔）心怀芥蒂，公开调侃：“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在军部举行的授衔仪式上，一位29年参军的副师长对大校军衔不满，当场想离场，第一副军长大怒，大喝：“你敢走？老子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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